近代中国的个人、社会与国家 精装

读者对象：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读者；中国近代史研究者 
宣传语：全方位解读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独特的、举步维艰的现代化进程 
内容简介：
本书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近代中国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全书分为三辑，分别对应书题中的“个人”、“社会”与“国家”。辑一“生命史与集体心态”，偏重于以心理学和心态史研究方法剖析“个人”；辑二“社会阶层与流动”，主要借助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层面问题；辑三“国家的形塑”从政治学视角讨论中国近代农业、交通，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机构运作和军事。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引入是作者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补充，也可看作其史学研究的求新求变尝试。此书仍注重史料文献的丰富扎实，以史带论，带来本书流畅、平易、可读性较强的特点。本书主题新颖，研究视角独特，对丰富和加深我们认识与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和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瑞德，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曾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客员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特聘研究员。现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要著作包括专著：《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战时国民政府军政人才培养》（与冯启宏合著）、《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合著），论文集《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目录：
自序 史无定法 固本求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跨领域学思历程
生命史与集体心态
自传与历史
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
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价值冲突与平衡
严复对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介绍与曲解
想象中国——伦敦所见古董明信片的图像分析
北洋时期的礼俗与宗教
在轰炸的阴影下——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空袭的心理反应
当红灯笼球挂起——阶层、性别、族群与战时重庆民众的防空经验
社会阶层与流动
测量传统中国社会流动问题方法的检讨
民国时期的社会阶层与流动
抗战时期大后方工商业者的心态与行动
战争与工人文化——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人的认同问题
国家的形塑
中国近代政府与农业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
近代中国的技术转移—以铁路事业为例
穿越界线—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抗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
国民革命军的制度与战力
附录 张瑞德先生访问记录

试读： 
 

社会阶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系指每个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公平（social inequality）的组织架构；而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则系指各个社会中个人（有时是团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清代的社会阶层，具有以下几项特征：
第一，是个阶级开放（open-class）的社会。社会的阶级开放，系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向上或向下流动，缺乏法律上的障碍。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精英人口（elite population）（包括有功名者、地主、富农、富商）的不断流动。
第二，是个单轨（single-career）的社会。仕宦之途为人人所向往，因此中国社会可称为单轨社会。虽然自明代中叶以后，从商的风气开始流行，但是这些行业仍和宦途有关，他们接受官僚的价值观念，并且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有些国家（如日本和俄国），阶级具封闭性，使得大多数人不能升至精英的职位，获得事业的多方面发展。
第三，特殊人才出自某些特定区域。同乡关系的重要，使得某些地方专门出产某些特殊人才（如钱业人才和幕吏）。会馆的组织在各大城市的生活中均占重要地位。在其他近代化以前的社会中，同乡关系也存在，但是中国由于缺乏法人组织、专业团体和固定的都市精英阶层，因此同乡关系更加重要。
第四，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由于中国的阶级开放、人口增长迅速，加上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习惯，土地并未有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现象。90% 以上的土地属于自耕农所有，和欧洲贵族或农奴主拥有大块田产不同。
第五，佃农也大多为雇农。由于继承或买卖，土地分割情形严重，因此在大多数地区，自己耕种或是发佃耕作要比雇工耕作来得有利。租佃制加上小农经济，使得农村没有严格的阶级区分。许多人既是自耕农又是佃农，和有些社会地主和雇农（或农奴）间的界限森严大不相同。
至于清代的社会流动，就整体而论，农民阶层和精英阶层内部的流动，要较日、俄等国为大，工商阶层也是如此。进出精英阶层的流动（阶级间的流动）则更为频繁。更有进者，清代的富农能轻易地转为商人，反之亦然，和日、俄等国大不相同。或许中国只有在一方面落后，即穷人极难经由城市部门（urban sector）获得向上流动。中国的城市部门相对地小，未曾经历快速的成长，并且为本地人的子弟和外来的会馆所掌握，因此因穷困而离乡的农民不可能受到欢迎。在日、俄等社会，由于身份（status）固定，因此限制了阶级间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中，缺少中介组织（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或许减少了流动的机会，也使得社会流动较为仰赖家庭。
传统中国社会，除了统治阶层外，一般可分为士、农、工、商及贱民五个阶层。此种区分方法，主要系根据职业及统治者所认定的社会地位秩序。但是实际上，商人的地位高于农、工，尤其自明清以后，商人的地位上升。民国成立后，解放贱民，至少在法律上已无贱民存在。故本节略作调整，依知识分子、商、工、农的次序，分别加以讨论。研究此一时期社会流动所需的数据极为缺乏，因此仅能从社会阶层的变动略作观察。
…………
民国成立后，直至1949 年，中国的社会阶层和流动，具有以下几项特征：
第一，阶级开放。民国成立后，满汉平等，贱民解放，法律上对于社会流动的限制更为减少。
第二，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知识分子不再视仕途为唯一的出路，不过仍保有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新式教育兴起后，由于学校多设于城镇，教育费用及生活费用相对高昂，为一般子弟所无力负担，教育在传统中国所具备的社会流动功能大受影响。新式教育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每多不愿在农村就业，使得城乡人才的分布不均。
第三，传统中国许多专门知识系通过师徒制传授，加上血缘、地缘关系的运用，使得某些特殊人才（如钱业人才和幕吏）常出自某些特定地区。自新式教育发达后，各种专门知识均可由学校习得，专门人才也就逐渐取自学校，不过血缘、地缘关系在职业流动上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四，自清末民初起，商人所扮演的角色较过去更为重要，社会地位也有整体提升，甚至有人弃官从商，商人子弟（许多甚至具有高学历）也多愿继承父业，或从事相关的商业活动。
第五，工人阶级逐渐扩大。抗战期间，后方兴办工业，技术工人供不应求，导致经济地位的提升，工人中出身农人者较其他职业者为多，不过农人在进入工厂前，大多先在城市中经历过一段过渡时期，而非由农村直接进入工厂。
第六，在农村中，直至战前，租佃比率并无多大的变化，土地并未有逐渐集中的趋势。一般农民由于无力供给子弟受较多的教育，因此除了从军外，不易在农业之外改变地位。由于工资偏低、地价高昂、农场面积狭小及农业技术落后，即使是在农业阶梯上攀登，也非易事。相对地，下降流动却十分容易，原因在于分家制度、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及天灾人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