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杂记 陈志华文集

文笔驰骋自由挥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作者试图“努力参与扫清我们建筑现代化的道路”，打开一扇呼唤建筑之民主与科学的窗口、通过建筑望见社会与时代的窗口。

本书收纳的是陈先生的“论战”文章及随笔杂谈，这些文章从1980年始持续刊载在《建筑师》上，或论事友，或议旧事，或论建筑、城市规划，或议文化变迁，刊登之时便受到建筑界及文化界读书界读者的喜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中国建筑界思想和观念最为深刻和广泛的文字之一。
这些文章是作者社会观和学术观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注，它们旗帜鲜明地提倡民主、科学、创新、人性化，抨击建筑界的种种乱象，体现着中国文人“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流畅诙谐的行文风格，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大呼过瘾，至今仍能带来新鲜的启发。

 

 

《北窗杂记》自序
1993年6月，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随笔集，叫《北窗集》，我在那本小册子的小序里把我几十年的写作生涯简单地叙述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有点意思，摘录一部分作为这个自序的开篇。
我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候，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写了一部将近五十万字的《外国建筑史》，翻译了苏联的《建筑艺术》《俄罗斯建筑史》和《古典建筑形式》。1959年，为配合“国庆工程”，写了一篇《国外剧场建筑发展简史》，放在《国外剧场建筑图集》前面，还翻译了一本《城市纪念性装饰雕刻》。教学之余，还写了些普及性的小文章，题材比较杂，甚至凑趣写些电影和戏剧评论之类的文章。这些零散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当作罪证，由工宣队抄走。打倒了“四人帮”之后，还了我一个空空如也的牛皮纸袋，封面上写着：“陈某人自动交来”几个字。现在只剩下一篇，还是一位学生保存的剪报，送了我。
“文革”期间，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交代，数量惊人。有一些写得很离“谱”，例如，在大赦战犯之后，工宣队教育我，说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比战犯还坏得多，不要妄想侥幸过关。事后，我又奉命把这次教育的认识写下来。我写得很开心，一个劲地“上纲上线”，“砂子”们赞了我一声：态度老实。其实，我之所以那样写，乃是因为态度极不老实。我根本不相信那种反动统治能长久，根本不相信那种政治状况是正常的。写就写，反正将来不过是笑话。可惜，这十年的“写作”不能列入我的写作成果中去。
第二个时期要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算起，到1989年，也就是正好整个1980年代。这个时期的写作题材比较多，方面比较广，也有兴趣在文体和文风上做些尝试，变变花样。就题材说，主要有这么几类：一是为教学需要而改写《外国建筑史》，压缩到三十多万字，还为选修课写了一系列关于外国造园艺术的文章，汇成三十余万字的《外国造园艺术》。二是写了一批有关文物建筑保护的文章，同时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国际经典文献，后来选了一部分编成《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国际文献》。这也是为一门选修课而写作和编译的。三是用心写了一些论文，比较集中的是苏联早期建筑思潮、外国造园艺术和纪念性建筑的装饰雕刻这几方面，发表在一些刊物上。第四类比较特别，主要是一批论战性的文章。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文化传统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在建筑界也很热烈，我凑热闹参加了，零七八碎写了二十万字左右，分散发表在一些刊物和报纸上。为了这场论战，我翻译了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和金兹堡的《风格与时代》两本现代建筑的经典著作以及《20世纪欧洲各建筑流派的纲领和宣言》，还追随汪坦老师，编了一本《现代建筑美学文选》。这四大类之外，写了些杂文，发表在各处，其中比较成系列的是十来篇书评，比较有风味的是几篇介绍外国建筑的文章。
从1990年代开始，我的写作进入第三个时期，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到中国乡土建筑研究上。原因是得到了一笔经费，我可以摆脱四十年的纯书斋生涯了。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可惜，我已经“发苍苍，视茫茫，齿牙摇落”，太晩了一点儿。关于乡土建筑的散碎文章已经发表了一些，正儿八经的要到今年才能出版一部。
那小序里疏忽了两点。第一是忘了提“文化大革命”前的写作，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赶麻雀、炼钢铁之类的半政治运动的极短间隙里写的。第二是忘了提工宣队抄走我“自动交来”的文章的时候，带着几条夯汉，还说了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政策攻心”的话。这两点对年轻读者理解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其实很重要，所以还是补上这么一笔好。
承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好意，要我再出一本随笔集，篇幅可以比《北窗集》大一倍。那么，要增加的，当然主要是1990年代的作品，因此，我得把我1990年代的写作情况先补充交代一下。
第一，利用难得的几十年来最安稳的时机，和两位同事继续做乡土建筑研究，每年上山下乡三四次。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四本书，交稿的有十本。也发表了些单篇的文章。
第二，继续写些学术思想随笔。从1980年1月到1981年12月，我在《建筑师》上发表过十七篇《北窗杂记》，大都是论战性的。间断了整整十一年之后，1992年12月起，又把《北窗杂记》接着写下去，到1998年10月一共发表了六十五篇。另外还写了些书评和序言之类。
现在的这本书，收纳了已发表的六十五篇《北窗杂记》，占全书的大约一半篇幅。另外的一半篇幅里，有不少主题和《北窗杂记》相仿，只不过是应《建筑师》之外的刊物的约稿写的，另冠了别的篇名罢了。因为杂记引起过一些同行的兴趣，所以，这本书索性就定名为《北窗杂记》。
收入全部的《北窗杂记》，是一些朋友们的主张。《北窗集》只收了前十七篇中的四篇，他们很不满意。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杂记前后将近二十年，覆盖了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因为都是针对当时建筑界的情况和问题而写，所以，它们具有相当完整的史料意义。第二，二十年对个人来说固然很长，但对国家的转型过程来说，是很短暂的。所以，1980年代初所写到的一些内容，现在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并不过时。我尊重朋友们的好心，就照办了，而且，既然可以当作史料看，那么，就不修改了，只删削一些过于重复的，以节约读者们的买书钱和宝贵的时间。有些地方，当年大家看了都明白，现在时过境迁，可能显得晦涩了，便添几个字使它们明白，或者略掉一些不重要的，免得大家费力。有些话，现在看来不合时宜了，不怕出丑，还是照原样保留，以存其真。其他一些随笔文章也这样处理。至于乡土建筑研究，有可能开拓一个新的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建筑史中都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次编集，把四篇关于乡土建筑研究方法论的文章收进来了。
不过，全收了《北窗杂记》，占很大篇幅，以致几篇关于苏联建筑的文章收不进来了，不免可惜。我对苏联建筑的许多方面至今评价很高，它是现代建筑运动主要的先驱者之一，它的建筑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贯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我们的许多青年朋友以为苏联和俄罗斯的建筑都不值一提。所以，实事求是地介绍它们，本来是很有好处的。
建筑是社会的编年史，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情况的反应十分敏感。二十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一部分建筑活动从长官意志统治转向老板意志统治，这个变化渗透到建筑事业和建筑师思想的一切方面，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二十年中思想文化界的大风小风、大浪小浪，建筑界的反应更灵敏得出奇，思想文化界有什么，建筑界便有什么。先是随着平反冤假错案，重弹“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老调。随后大谈“形象思维”。文化风和寻根风一刮，建筑界掀起了对封建文化传统的崇拜，于是，阴阳八卦，易理禅意，风水堪舆，大屋顶小亭子，统统翻了出来。同时，通过一厢情愿地误译的“文脉”，跟后现代主义挂上了钩，起初鼓吹主观的形式创造，后来又搬来“欧陆风”。此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解构主义、现象学和符号学，连模糊思维和弗洛伊德主义都在建筑专业刊物上热闹过一阵子。眼下则又攀上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在这教人眼花缭乱的风风雨雨中，有合理的、健康的成分，促使我们的建筑进步。也挟带着一些落后的、绊脚的成分，阻碍我们的建筑真正地现代化。我这二十年所写的学术思想随笔，几乎全部是就我的认识水平所及，努力参与扫清我们建筑现代化的道路。我可能很幼稚，可能很片面，但我的大方向是坚定不移地促进我们的建筑的现代化。
建筑的现代化，主要就是建筑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个老话题了，八十多年前的先哲们就提出我们国家需要民主和科学。民主化和科学化是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三百年前西方国家开始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民主化和科学化，在这之前的二百来年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是它们的先期思想准备。建筑紧密地反映着社会，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西方建筑的现代化，便是它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中国建筑要现代化，也得走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建筑的科学化比较容易阐明。我想，主要的大概是：一方面，建筑师要有求真务实、不苟且、不马虎的理性精神和严谨的逻辑思考能力，不混淆是非好坏，不糊涂进步和落后。这就是，对建筑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合理地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追求建筑物的功能完善，重视经济核算和环境效应，直到当前热门的建筑智能化、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等。进一步就是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领域。
建筑的民主化，大约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建筑要从历来的主要为少数帝王将相、权贵阔佬服务转变到主要为最大多数的普通平常的老百姓服务，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随着这个转变，要转变关于建筑的基本观念和整个价值观系统。相应地要适当改造建筑学的内容。另一个方面是，建筑师要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要有平民意识和人道情怀，要有强烈的创新追求，敢于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要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这样的建筑师才能成为民主化的个体，为社会的民主化工作。
建筑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规定了现代化建筑的根本任务，这就是为普通人创造人性化的物质生活环境。
毫无疑问，民主化和科学化不能不跟古老的文化传统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古老的传统形成于封建主义之下，它的基本特征，简单地说，便是专制-权威和信仰-崇拜，恰恰与民主和科学针锋相对。这也是中外一样，并没有例外。西欧各国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起，以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为武器，对专制-权威和信仰-崇拜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者，也曾经为摧毁对古典主义建筑传统的迷信做过坚定的、卓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同样把为普通老百姓服务作为口号写在旗帜上。
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两百年之久的先期的思想准备，因此，所遇到的来自文化传统的阻力特别顽强。就建筑界说，权威崇拜和祖先崇拜束缚着我们建筑师的头脑，使大家步履蹒跚，严重地妨碍了建筑真正的现代化。
更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中叶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又有一百年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于是，我们的思想文化中，除了封建主义的传统之外，还有殖民主义的传统。这两种传统纠结在一起，使我们的现代化更加困难。我们的建筑学、建筑业、建筑师便负着这双重传统的重担，它鲜明地表现在我们的建筑实践上和理论上。前面提到的建筑领域形形色色现象中落后的、消极的成分，就是这双重传统的反映。
我这二十年的学术思想随笔，几乎全都是反对建筑领域中这双重传统的，都是呼唤建筑领域中的民主和科学的。二十年来，随着建筑界的变化，所写的题材前后有所不同，但主题始终如一。但是，建筑是社会的镜子。建筑要现代化，就必须要求社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例如，如果缺乏必要的相关知识的长官和老板，还能颐指气使地不尊重建筑师的创造性劳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那么，建筑的现代化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不得不常常把话说得多一点儿，说说社会性的事。
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这辈子既没有机会好好积累书本知识，更没有机会积累建筑创作经验。我深深知道，我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我之所以不怕冒犯一些人写这些随笔，是因为觉得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有责任，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责任。
1998年12月

陈志华（1929— ），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外国建筑史、园林史、建筑学理论、文物建筑保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译了多种重要的建筑史和建筑理论作品。1989年开始，带领清华大学乡土建筑研究组从事乡土建筑研究，出版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专著。持续撰写建筑评论文章，坚守建筑发展的科学观和民主观。

本书汇集了陈志华在《建筑师》上发表的“北窗杂记”系列文章，共131篇，杂记前后约三十年，覆盖了改革开放后的头三十年，多史论与时文，针对建筑界的情况和问题而写。陈先生认为建筑是社会的编年史，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情况的反应十分敏感，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建筑的现代化是陈先生始终关注的主题。陈先生讨论的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北窗杂记》自序
《北窗杂记二集》前言
篇目分类导览
（一）——（一三一）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