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笑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喜剧文学研究 平装

惘惘的乱世中，战争与饥馑的罅隙里，“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之外，文学中的笑声如何可能？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报纸专栏和话剧舞台上频繁爆发的响亮笑声，代表了怎样的一种自由精神？
“用熟悉的语调说着的俏皮话”里，包含了对权力的僭越、对现实的反讽，对自由的追求……乱世的笑声中，有作家们文本游戏的冲动，有现代文明废墟上的空洞笑声，也有复杂而暧昧的文化抵抗。
一部研究纷乱战火中笑声历史的卓越之作，囊括对不同阵营作家喜剧性文化实践的全景式分析，在一次次发笑之中，展示文学想象的多种可能。
本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填补相关研究的学术空白，并获得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教授，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先生的推荐。

 

张俭，香港科技大学文学博士，现任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人文传意部讲师，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任访问学者。研究专长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通俗文学与传媒文化、性别文化研究。

《乱世的笑声》是以一九四零年代上海的喜剧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阵营的作家如何以喜剧性的文化实践作为对战争现实的反应，以此考察历史创伤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挑战强调以悲剧/现实主义书写民族苦难的现代中国文学文化论述。

序
第一部分战争、城市与俏皮话
第一章“这样的一幕喜剧”：笑声作为问题意识
第一节 悲剧文类批评与历史动力
第二节 怎样的一幕喜剧：笑声的规限
第三节 麻烦的笑声
第二章毁灭与更生：笑声舞台的建立
第一节“趣味”、“保存元气”与笑声的舞台
第二节 戏仿、抵抗与传媒：平襟亚的“故事新编”
第三节战时日常与滑稽：徐卓呆的“狡智”创造
第三章从“轻薄”到怪诞：张爱玲的俏皮话
第一节 “标准中国幽默”与城市的俏皮话
第二节“轻薄”的笑声：超越讽刺
第三节浮华与怪诞
第二部分笑声舞台的文化政治
第四章战时舞台喜剧论述
第一节“磨炼”喜剧：崇高的笑声与战时伦理
第二节 “卖笑”的话剧：闹剧、趣剧与好莱坞
第三节 “多少有点壁垒森严”：张爱玲的跨界
第四节麻烦的女人，麻烦的喜剧：李健吾与《女人与和平》
第五章 从抵抗到超越：笑声的多重文化功能
第一节客厅作为战场：社会性别、中产阶级与救亡
第二节乡土、野性与笑声：李健吾的《青春》
第三节客厅笑话与城市风俗：杨绛的喜剧
结论•余声
参考文献
后记

张爱玲给“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写镜头里，隐藏着一个外来的观看视角，似乎在模仿她小时候立志要超越的林语堂，用俏皮话写就“幽默”的小品文，把吾国吾民介绍给外国人。然而，林语堂认为“俏皮”是一种国民的劣根性，“遏制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 张爱玲在这里却像调侃地回应林语堂：瞧，“性灵文字”正来自这种“满脸油汗的微笑”！她在城市小报和街头文字中解读出来的“中国人的幽默”，跟林语堂所倡导的“幽默”大相径庭。如果被鲁迅嘲笑为“在英国圆桌会议上的幽默”是一种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文雅戏谑，是略带优越感的“会心微笑”，而“满脸油汗的微笑”则是城市大众的生存态度，是普通人自嘲的姿态，包含了无可奈何的的现实经验和柔软圆滑的生存法则。在张爱玲看来，这种幽默不是“超脱”，而是“放任”，背后是不甚坚定的、暧昧的道德立场。“俏皮话”成了这座城市的道德暧昧的脚注。
有意味的是，张爱玲把一种抽象的语言风格转化为一张城市人的脸谱，把它图像化和具象化，正如她画的许多脸谱漫画一样，简单笔划勾勒出来的脸谱能精准地再现人物的社会阶层、性别、身份和气质特征。她把这种“满脸油汗”的“标准中国幽默”看作一种中国社会和现代城市的景观和表演，“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的城市中“奇异的智慧”，这种世故的“处世艺术”上海人“演得不过火”。正如她自己所说，即便写的是香港故事，“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着迷，“标准中国幽默”一直贯穿在她的城市书写中，她小说里的笑声扎根于对她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大众的着迷与观看，他们在都市生活中的表演，常常有不甚愉快的、不彻底的、甚至是空洞的笑声。
俏皮话本质是一种语言的表演，通常以其新奇的比喻，以对日常语言陈规的故意歪曲，制造陌生化效果，或者是对道德陈规进行大胆轻佻的挑逗。《炎樱语录》里就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例如炎樱戏仿西方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歪曲为“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这类俏皮话以“文理清顺，世故练达”的语言表演为基础，提供了一个对社会文化规范和道德律令暂时反叛和“越轨”的瞬间。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中，张爱玲写有一个外国姑娘以一种东方主义的猎奇心态称赞中国胖乎乎的小孩，“思想严肃的同胞们觉得她将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当作玩具看待，言语中显然有辱华性质，很有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的必要。”而“爱说俏皮话的，又可以打个哈哈，说她如果要带个有中国血的小孩回去，却也不难。”这个例子说明俏皮话常常与性、调情相联系，跟“公婆有理，男女平权”那副车窗对联一样，把争辩性的宏大话题（如民族主义、性别解放）悬置起来，回避清坚决绝的道德政治立场，以轻浮的笑谑回击对方。
在张爱玲书写城市日常生活的散文里，有许多有趣的生活小场景，例如住公寓的绅士气冲冲跑上楼顶斥骂滑旱冰的小孩，结果发现是滑冰的是一群美丽的少女，偃旗息鼓颓然归来，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喜剧性反转。而她的俏皮话远不止是记“趣”。作为城市大众的俏皮话的阅读者和倾听者，张爱玲也把俏皮话作为再现城市生活和时代的一种形式，即便写的是战争对城市文明的破坏、沦陷时期贫乏的物质生活。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她这样写道：
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它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
这一段“记趣”记的其实是战时城市物质生活的破败。她提到物资的贫乏（煤贵了）和现代技术设备的破坏，注意力却转移到室内的装饰品和“美”，拟人修辞把废置的物质设施和复杂发败坏的管道网络变成了一个和叙述者共同生活的充满焦虑的身边人，叙述者调侃他的暴躁和易怒，取笑他“肝火旺”，却同时让人联想到城市失业者的焦虑、不安的社会气氛、“空洞而凄怆”的死亡气息。她形容的是水管道的“不怀好意”的声音，却又联想到了炮火轰炸的战争经验，把文明毁坏的历史现实转化为滑稽的对某种体质的中国化描述。这里的俏皮话是一种以简洁的言辞表达复杂意义的灵巧的语言操作，在丰富的物质性细节、滑稽的人类形象、以及社会气氛、个人的心理创伤和记忆之间，叙述者的俏皮话起了关键的转换作用。
城市俏皮话不仅显示了张爱玲与这道德暧昧的世故城市之间阅读、观看而又融入其中的关系，也可以说是40年代的张爱玲文学世界里喜剧性的隐喻：就像她所喜爱的俏皮话一样，喜剧已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或手法，还是一种主题（motif）,是城市通俗印刷媒体文化里暧昧的娱乐传统，也和处于转型、断裂时期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大众脸谱、暧昧的“满脸油汗的微笑”息息相关。在《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表明她不会按照古典悲剧的原则来处理她的人物，在她看来这种文类已不适合书写现代世界中的人。除了《金锁记》，她笔下的人们全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平常人不是英雄，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悲剧与喜剧的截然界限，他们不那么廉价地就会走到感情的尖端。”她的“苍凉”世界尽有悲哀，而笑声却同样是她的文学文化想像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
在汗牛充栋的“张学”著作中，已有许多研究者提及张爱玲作品里的喜剧特质，夏志清一早指出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对人们可笑愚笨的普通人的讽刺中有同情，跟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周芬伶认为张爱玲的散文创造了一种“机警”的文体，其特征是“反滥情”，而她的小说里的讽刺“将尊贵严肃的主题人物以一种低微可笑的物象出现，而达到夸张讽刺的效果。”艾米·杜林以《倾城之恋》为例，论述张爱玲以戏仿的策略来颠覆男权社会建构起来的“红颜祸水”性别书写传统；李欧梵分析了“浮华的喜剧”《倾城之恋》中喜剧成分的文化资源，指出作为一个文化世界主义者的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借鉴了好莱坞神经喜剧电影的表现手法。而近年对张爱玲喜剧的研究，则覆盖了她40年代末期到香港时期创作的喜剧电影剧本，探讨她如何借用好莱坞喜剧和女性类型电影的文化象征资源，用喜剧来挑战以痛苦和悲伤为中心的“感时忧国”的现代文学书写传统。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的俏皮话是张爱玲观察的城市日常生活语言，是本土通俗娱乐文化传统，也是写作的语言和叙述策略，甚至是一种世界观式的主题特质，这种文学想象中的笑声远比好莱坞喜剧的笑声要复杂。张爱玲如何看待喜剧？她如何处理城市、俏皮话和战争的关系？或者说如何从资本主义城市大众“满脸油汗的微笑”和战争的创伤中创造复杂的笑声，这些仍是让人着迷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