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琪等同志编著的《中亚史》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我对中亚的历史素无研究,是没有资格写序的,但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之所以承命不辞而有“越位”之举者,是因为被作者刻苦治学的精神深深感动。在贵州研究中亚史,条件是很不利的。获得资料很难,对外交流的机会也少,等等。但作者们以极大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十余年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丰硕成果。《中亚史》从原始社会一直写到1991年,亘古至今,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实在难能可贵。
我国史学界过去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中亚史,但有一些前辈学者在他们的著作和译著中也涉及中亚史的某些方面或某些问题,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例如,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都是精品。今天,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需要深入了解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它的历史。中亚是我国的近邻,研究中亚史很有必要。希望蓝琪等同志继承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研究世界史的问题。研究世界史,要兼顾整体与局部两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日益密切联系起来。伴随着迅速全球化的时代,历史学也必须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人们迫切要求知道:人类历史是怎样由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成为今天这一密切联系的整体的。只有局部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再者,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如果不放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进行,那么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以及彼此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是无法谈清楚的,整体的说明就站不住脚,难以成立。好比一座大厦,如果它的种种构件都不结实,那么这座大厦就只是徒有其表,看起来富丽堂皇,但不久就会坍塌下来。
我国较大规模地开展外国历史的研究,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无论是世界史的研究,还是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都需要继续展开。还有不少空白点,有待填补。我们的任务重,但底子薄,所以更要加倍努力。我老师一辈的史学家都已归道山了。与我同辈(大约在80—90岁之间)的史学工作者,在世的也不多了。开拓我国世界史(广义的,包括全球史与区域史、国别史等)研究新局面的重任落在了中青年一代身上,希望各位奋发努力,勇攀高峰。我相信再过几十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定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国际史学界大厦中的重要一员。
齐世荣,时年八十有五
2011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