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43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做了十四年艺术教育工作之后(刨掉“文革”期间六年“无业”)，“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有中断过，迄今三十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三十年。
对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都有过重要贡献的我的老领导陈翰伯，生前谈选拔干部时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什么说让我这样的人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呢?我理解，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应该是得之于我对老出版家的尊崇和谦诚，得之于我对党和国家重大政治决策和思想理论的学习和领会，得之于我对出版事业的热爱和忠诚。我是陈翰伯等老出版家的接班者。反省三十多年做出版工作的历程，只能说是无大错。是否给出版带来好处?自知有也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向出版界同仁敞开心扉：我做出版，是把它当作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并逐渐地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承担结合起来。这反映在面对一些历史关头和重要问题，我对上对下对人对己的言行里。这也是我年逾古稀之时，还在反思历史面对现实，撰文编稿的原因吧!
作为一个出版人，平时想的做的都是出版工作，我的事业积累也主要在出版上。1993年10月我离开国家出版和版权管理工作岗位，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任职，继续关注出版和版权事业的变革与发展。收入本书的《出版社转制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出版改革与出版管理若干重要问题》、《出版协会工作的探索》，即是这几年写出的有关出版改革的文章；并把新近补写的《出版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编入其中，以提供现实观察的历史联系。《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参与实录》、《<宋木文出版文集>中文版和日文版的出版》和《图书序跋与人物》则反映了近十年来我参与编书、评书等出版实践的情况。从2003年起，我开始考虑把亲历的我国新时期出版工作中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写出来，便对大量有关资料进行查阅整理，反复思考，坚持不懈，按年代先后，陆续写出：《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1983年<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工作若干大事实录》、《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四大的出版工作》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版权制度二十年》等长篇文稿约三十余万字，构成这部《亲历出版三十年》的主要部分。这也是本书以《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为副题的缘由。为说明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我对每篇文稿都在文前写了“题解”。由同类多篇组合的，对此组文章所作简要说明称“题记”，以区别其中各文的“题解”。此外，还挑选一些照片，随文配发(遗憾的是，难以一一注明摄影者)。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重要标志，我们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出版事业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有幸参与了新时期开始后的国家出版和版权管理工作，亲历了这一时期出版和版权事业的变革与发展。这本集子所收文稿，主要是对新时期出版与版权事业的变革与发展的回顾，是对这段亲历历史中一些大事的实录与思考。史料是史学之基础，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史可言。我不是写史书，只是侧重一段历史的纪事，提供可靠的史料。因此，立论以当年历史资料为据，在纪事之中体现思考，或连带引出一些思考，而不空发议论。今天是昨天的发展；历史是今人的借鉴。我之所录所思难于及此。惟令我感到宽慰的，是可以为今人和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些资料。不过，肯定会有记述疏漏、评论偏颇之处，敬请指教。
我的工作，每做一件事，上有领导，下靠群众，更有同我合作的一班人、一群人的理解和支持。撰稿时，我注意顾此及彼，写出群策群力。从作文到成书，我是笨拙地一字一句用手书写(未学会电脑打字)，但凡得到别人帮助的，都在有关文稿中加以注明。谢宏、石峰、邬书林、王涛等曾同我共事的热心人看过部分文稿，给我以鼓励和帮助。协助我工作已二十年的张守忠承担了查阅档案、校对文稿的繁重工作；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华珍帮我打印全部文稿，对本书的完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本书的出版得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的大力支持，该馆著作编辑室副主任和责任编辑郑殿华编审以及相关部门更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本书的出版给我以支持和帮助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当前，遵循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要决策，我国出版界正在深入推进出版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出版生产力，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已经离休的出版人，我虽然不再直接参与出版管理的具体工作，却在深情地祝愿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成功，出版事业更加繁荣，出版产业更加壮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2006年9月
对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都有过重要贡献的我的老领导陈翰伯，生前谈选拔干部时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什么说让我这样的人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呢?我理解，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应该是得之于我对老出版家的尊崇和谦诚，得之于我对党和国家重大政治决策和思想理论的学习和领会，得之于我对出版事业的热爱和忠诚。我是陈翰伯等老出版家的接班者。反省三十多年做出版工作的历程，只能说是无大错。是否给出版带来好处?自知有也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向出版界同仁敞开心扉：我做出版，是把它当作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并逐渐地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承担结合起来。这反映在面对一些历史关头和重要问题，我对上对下对人对己的言行里。这也是我年逾古稀之时，还在反思历史面对现实，撰文编稿的原因吧!
作为一个出版人，平时想的做的都是出版工作，我的事业积累也主要在出版上。1993年10月我离开国家出版和版权管理工作岗位，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任职，继续关注出版和版权事业的变革与发展。收入本书的《出版社转制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出版改革与出版管理若干重要问题》、《出版协会工作的探索》，即是这几年写出的有关出版改革的文章；并把新近补写的《出版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编入其中，以提供现实观察的历史联系。《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参与实录》、《<宋木文出版文集>中文版和日文版的出版》和《图书序跋与人物》则反映了近十年来我参与编书、评书等出版实践的情况。从2003年起，我开始考虑把亲历的我国新时期出版工作中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写出来，便对大量有关资料进行查阅整理，反复思考，坚持不懈，按年代先后，陆续写出：《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1983年<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工作若干大事实录》、《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四大的出版工作》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版权制度二十年》等长篇文稿约三十余万字，构成这部《亲历出版三十年》的主要部分。这也是本书以《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为副题的缘由。为说明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我对每篇文稿都在文前写了“题解”。由同类多篇组合的，对此组文章所作简要说明称“题记”，以区别其中各文的“题解”。此外，还挑选一些照片，随文配发(遗憾的是，难以一一注明摄影者)。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重要标志，我们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出版事业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有幸参与了新时期开始后的国家出版和版权管理工作，亲历了这一时期出版和版权事业的变革与发展。这本集子所收文稿，主要是对新时期出版与版权事业的变革与发展的回顾，是对这段亲历历史中一些大事的实录与思考。史料是史学之基础，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史可言。我不是写史书，只是侧重一段历史的纪事，提供可靠的史料。因此，立论以当年历史资料为据，在纪事之中体现思考，或连带引出一些思考，而不空发议论。今天是昨天的发展；历史是今人的借鉴。我之所录所思难于及此。惟令我感到宽慰的，是可以为今人和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些资料。不过，肯定会有记述疏漏、评论偏颇之处，敬请指教。
我的工作，每做一件事，上有领导，下靠群众，更有同我合作的一班人、一群人的理解和支持。撰稿时，我注意顾此及彼，写出群策群力。从作文到成书，我是笨拙地一字一句用手书写(未学会电脑打字)，但凡得到别人帮助的，都在有关文稿中加以注明。谢宏、石峰、邬书林、王涛等曾同我共事的热心人看过部分文稿，给我以鼓励和帮助。协助我工作已二十年的张守忠承担了查阅档案、校对文稿的繁重工作；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华珍帮我打印全部文稿，对本书的完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本书的出版得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的大力支持，该馆著作编辑室副主任和责任编辑郑殿华编审以及相关部门更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本书的出版给我以支持和帮助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当前，遵循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要决策，我国出版界正在深入推进出版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出版生产力，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已经离休的出版人，我虽然不再直接参与出版管理的具体工作，却在深情地祝愿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成功，出版事业更加繁荣，出版产业更加壮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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