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的“过去性”：黑格尔、莎士比亚与现代性 精装复旦中文系文艺学前沿课堂系列

以黑格尔美学为线索，重审艺术的“过去性”

本书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保罗•考特曼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课程的讲稿。课程依循黑格尔美学的问题线索，探讨艺术的真理地位，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重审艺术的“过去性”，尤其强调“思辨”思维在艺术实践的历史认知活动中的关键作用。
考特曼是当代西方著名悲剧理论家、批判理论的后起之秀。他认为，“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认知、信仰和习俗进行辩护或理性批判……这种能力就是我所说的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能力”。他称，黑格尔“创建了独一无二的现代人文学科研究规划”。本书正是站在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和立场上，对黑格尔意义上的象征型、古典型与浪漫型艺术的演进做出考察，使我们与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雕塑、基督教绘画与莎士比亚戏剧等不同历史环节的艺术形式依次重逢。

 

保罗•A.考特曼（Paul A. Kottm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博士，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文学系主席，比较文学与哲学系教授，曾任东京大学、科隆大学形态学国际学院、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等多所国际院校的客座教授。著有《作为人类自由的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7年）、《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悲剧性状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9年)、《场景的政治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年），参与主编《黑格尔美学的艺术：黑格尔哲学与艺术史视角》（芬克出版社，2018年）、《艺术的坚持：美学哲学与早期现代性》（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7年）、《哲学家论莎士比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年）。
译者简介：
王曦，女，安徽砀山人。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山大学文学学士，上海市晨光学者，曾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访学交流，2020年获聘复旦大学青年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文艺理论。

本书编译自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保罗•A.考特曼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课程的讲稿。课程依循黑格尔美学的问题线索，探讨艺术的真理地位，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重新审视艺术的“过去性”，尤其强调“思辨”思维在艺术实践的历史认知活动中的关键作用。在对于象征型、古典型与浪漫型艺术演进的考察中，我们与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雕塑、基督教绘画与莎士比亚戏剧等不同历史环节的艺术形式依次重逢。在这里，艺术的过去性与当代文化境遇相碰撞，对我们提出形而上沉思的吁请，它召唤着未来人文研究的解释学工程。

译者前言
第一讲 人文学科的前世今生
第二讲 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
第三讲 黑格尔论象征型艺术
第四讲 黑格尔论古典型艺术
第五讲 黑格尔论浪漫型艺术
第六讲 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与现代伦理生活
第七讲 论现代悲剧
第八讲 论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
第九讲 黑格尔与普洛斯彼罗：艺术的过去性
第十讲 艺术失去至高职能
第十一讲  深情地照料死者
第十二讲 大地的命运

我认为，攸关人文学科未来的议题，是思辨思维（黑格尔称之为“Spekulation”）在今天是否有任何的“科学机制”作归宿。为了解释我的主张，先交代一些可能有用的背景吧。
正如我们认识到的，西方现代人文学科可以说源于现代哲学传统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可以追溯到让-雅克·卢梭两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
1749年，卢梭在第戎学院举办的征文竞赛中获得头奖，征文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1754年，卢梭再次回应第戎学院的征文题目，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是对现代化的又一次攻击，他尤其攻击了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假设。这两篇文章代表了一种初步的尝试，划定了现代科学的认知方式在推进人类自我认知之时的界限（这是原则上的界限，而非由一时的经验性无知造成的界限）。就这样，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前三分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卢梭影响显赫。康德和黑格尔阐述的许多观点，仍然与卢梭的主张相关。
许多人追随卢梭，谴责现代性本身的伦理缺陷，并反对这一信念：自然科学范式完全胜任人类自我认知的任务。换言之，许多人认为，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和劳动分工创造了种种使人堕落、痛苦的人类依赖关系。这些批评认为，我们一直忙着创造一种不适合人类繁荣兴旺的“生活方式”，就像动物园的生活不适合动物的繁衍生息一样。这样的批评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现代社会太过“技术化”、疏离化、商业化、非自然化、原子化、孤立化，污染严重，残酷并且漠视人类的痛苦。这些批判引人瞩目，今天人文学科的许多研究都受到“批判理论”的启发，在这方面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卢梭。但这些并非我讲座的主题，提及它们只是为了将其搁置一旁。相反，我想聚焦卢梭提出的另一个关于人文学科的问题。
在我看来，最基本的问题关涉规范性考量（normative considerations）的地位，这些考量引发了对于“应当”的要求。自康德（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幅卢梭的画像）以来，下述两种要求一直比其他任何要求都更为重要：什么应当相信，什么应当做？这些主张居于人文学科的核心，它们有助于形成这一传统观点：人文学科是任何可资信赖的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
虽然规范性考量有时直接被视为哲学问题，但却并不单纯局限于哲学领域，它们无处不在:文本应当如何解释？(也就是说，文本理解的正确与否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品德应当如何评价？一幅画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判断一则历史事件的意义？
在过去，下述两方面的问题往往被置于哲学的一个分支下研究，它们声称阐明了现实的首要原则：其一，什么应当相信，什么应当做；其二，人类的作品和社会实践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制造意义，又为何意味深长。在西方，大致而言从早期基督教到卢梭的时代，这些问题归诸形而上学（meta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