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加快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中国语言学接受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已表现很明显，在音韵学领域高本汉的学说也传入了学术界。1923年汪荣宝受俄国学者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一文的影响，用译音对勘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于是在中国语言学界激起了一场辩论。这是一场音韵学研究方法的辩论，极大地推动了此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杨树达先生曾将讨论文章编辑成册，为查阅参考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到了本世纪初，古音学研究又发生了一场辩论。起因是2001年12月8日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了《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演讲，集中攻击了王力先生和王念孙，还扫荡了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海峡两岸的不少学者都被点了名。稿子贴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网站上，不仅因为它对王力先生的无理攻击，即便是明辨学术是非，我都不得不做出回应，2002年6月27日我在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发言，题目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从而引发了在海峡两岸联合进行的一场学术辩论。
辩论的问题表面是：(1)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2)王念孙的“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研究同源词?(3)研究上古音要不要利用汉藏语比较材料?(4)怎样做汉藏语比较?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统能否用来做汉藏语比较?然而实质上是要不要继承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传统和如何吸收西方(主要是美国)语言学的问题，也涉及学风和治学态度。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汉语的历史音韵，居然有人全面否定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传统，把文献资料视如敝屣，把对文献资料的考证研究看作保守，这种言论主张对中国历史音韵学的发展是有利呢?还是有害?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至于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中要吸收西方的历史比较法，这是五四以来的共识；王力先生是这方面的积极提倡者，更是最主要和最佳的实践者之一。但是学习西方语言学，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理论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汉语研究，而不是邯郸学步，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从高本汉起就是把“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文献考证法”结合起来应用，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死守西方的理论方法。
说到汉语历史音韵研究同汉藏语比较的关系问题，这同对待历史比较法是两码事。汉藏语系是上个世纪30年代由李方桂先生根据语言类型学的条件首先做出论证的假设，却被某些人当作无须证明的大前提来要求上古音《诗经》音系与它接轨，这恐怕是过于主观武断吧。怎样做汉藏语比较，双方自然存在原则分歧。我在答辩的文章中表示完全赞同张琨先生、俞敏先生的看法和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的意见；并把梅氏及其同道所错定的汉藏语同源词进行了分析批评，归结为“音隔、义隔、类隔”三种错误类型。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托词：“你否定了一百，我还有两百是对的，还是我有理。”
现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已经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李先生在《口述史》中说：“这些语言(指汉藏语)是否有系属关系至今还是问题。”(104页)“我只想知道这门语言的面貌如何，是否把它与别的语言联系起来，那是最次要的问题。”(108页)李先生认为白保罗进行汉藏语同源研究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我认为那不能称之为方法论，根本不能成其为方法论。”“我认为他(指白保罗，下同)的方法论让人误入歧途。”(93页)“他使用所有的词典，从中抽出许多词汇来，编出了他那本书(指《汉藏语言概论》)。”“把许多东西拼凑在一起，不管对错。”(94页)“我以为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95页)他还挖苦亦步亦趋跟着白保罗依靠双语词典做汉藏语同源研究的人，说道：“既然本尼迪克特(白保罗)这样构拟，好吧，这就是圣经，这太可悲了。”(95页)我们从来不反对汉藏语比较研究，反对的是李先生所批评的“构拟纯属胡闹”的“汉藏语比较研究”。现在有些搞汉藏语比较的人，不正是打着李先生的大旗，做着李先生反对的事情吗?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辩论已经延续五年，海峡两岸及华裔美籍学者参加辩论者已达数十人，发表的论文已经有数十篇，海峡两岸不少同行都对我说，应该编辑出版这次讨论的文集。我想，真理越辩越明，将双方论文，汇集成册，不无好处。一则方便查阅，是非曲直，任世人评说；二则留个记录，经验教训，有后人记取。是为序。
郭锡良2006年10月22日于京郊守拙居
到了本世纪初，古音学研究又发生了一场辩论。起因是2001年12月8日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了《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演讲，集中攻击了王力先生和王念孙，还扫荡了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海峡两岸的不少学者都被点了名。稿子贴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网站上，不仅因为它对王力先生的无理攻击，即便是明辨学术是非，我都不得不做出回应，2002年6月27日我在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发言，题目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从而引发了在海峡两岸联合进行的一场学术辩论。
辩论的问题表面是：(1)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2)王念孙的“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研究同源词?(3)研究上古音要不要利用汉藏语比较材料?(4)怎样做汉藏语比较?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统能否用来做汉藏语比较?然而实质上是要不要继承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传统和如何吸收西方(主要是美国)语言学的问题，也涉及学风和治学态度。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汉语的历史音韵，居然有人全面否定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传统，把文献资料视如敝屣，把对文献资料的考证研究看作保守，这种言论主张对中国历史音韵学的发展是有利呢?还是有害?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至于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中要吸收西方的历史比较法，这是五四以来的共识；王力先生是这方面的积极提倡者，更是最主要和最佳的实践者之一。但是学习西方语言学，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理论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汉语研究，而不是邯郸学步，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从高本汉起就是把“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文献考证法”结合起来应用，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死守西方的理论方法。
说到汉语历史音韵研究同汉藏语比较的关系问题，这同对待历史比较法是两码事。汉藏语系是上个世纪30年代由李方桂先生根据语言类型学的条件首先做出论证的假设，却被某些人当作无须证明的大前提来要求上古音《诗经》音系与它接轨，这恐怕是过于主观武断吧。怎样做汉藏语比较，双方自然存在原则分歧。我在答辩的文章中表示完全赞同张琨先生、俞敏先生的看法和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的意见；并把梅氏及其同道所错定的汉藏语同源词进行了分析批评，归结为“音隔、义隔、类隔”三种错误类型。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托词：“你否定了一百，我还有两百是对的，还是我有理。”
现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已经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李先生在《口述史》中说：“这些语言(指汉藏语)是否有系属关系至今还是问题。”(104页)“我只想知道这门语言的面貌如何，是否把它与别的语言联系起来，那是最次要的问题。”(108页)李先生认为白保罗进行汉藏语同源研究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我认为那不能称之为方法论，根本不能成其为方法论。”“我认为他(指白保罗，下同)的方法论让人误入歧途。”(93页)“他使用所有的词典，从中抽出许多词汇来，编出了他那本书(指《汉藏语言概论》)。”“把许多东西拼凑在一起，不管对错。”(94页)“我以为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95页)他还挖苦亦步亦趋跟着白保罗依靠双语词典做汉藏语同源研究的人，说道：“既然本尼迪克特(白保罗)这样构拟，好吧，这就是圣经，这太可悲了。”(95页)我们从来不反对汉藏语比较研究，反对的是李先生所批评的“构拟纯属胡闹”的“汉藏语比较研究”。现在有些搞汉藏语比较的人，不正是打着李先生的大旗，做着李先生反对的事情吗?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辩论已经延续五年，海峡两岸及华裔美籍学者参加辩论者已达数十人，发表的论文已经有数十篇，海峡两岸不少同行都对我说，应该编辑出版这次讨论的文集。我想，真理越辩越明，将双方论文，汇集成册，不无好处。一则方便查阅，是非曲直，任世人评说；二则留个记录，经验教训，有后人记取。是为序。
郭锡良2006年10月22日于京郊守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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