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 精装上外文库

勾画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行旅和接受的谱系，一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旅程

1.视野开阔，勾勒全局。本书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放眼海内外传播影响，反思语言思维、历史文化、诗学观念、政经因素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复杂纠缠，做通观性、全局性、整体性和机制性探讨。全书从大处着眼，整体框架清晰，论述时条分缕析，全面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和建树，同时从文化、语言、心理学等多角度切入探讨其中的内在逻辑。
2.材料翔实，案例丰富。本书运用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实例，将一个个具体案例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逻辑链条。同时在附录中，本书还分别将北岛诗和莫言小说作为个案研究，在正文整体性眼光的研究基础上，具体深入地分析探索了这两位代表性中国作家的文学海外传播情况。
3.立足历史，放眼未来。本书详细梳理了从晚清到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而对历史的充分探讨和分析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继承优势，改进不足，思考中国文学如何能够更好地在世界文坛中绽放自己应有的光彩，同时与世界文学进行更充分的交流互动，提出要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中国文化的输出战略与中国文学世界性维度的建构结合起来考察进行。



 

杨四平，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著作《中国新诗叙事学》《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等16部，主编《福尔摩斯探案全集》（60册）、《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等数十种。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二届中国文联“啄木鸟杯”。

本书破除人们仅仅聚焦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迷思，打通“现当代”，在畛域、视角、框架、体系、范式和话语等方面做了全新拓展，重点诠释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发生、历史脉络、国别关系、不均衡性、差异性、影响力、中国形象塑造与“走出去”战略，编织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立体网络和知识谱系。
本书纠正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观”，分时段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概貌，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苏俄和欧美的行旅，深描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不均衡接受的种种现象并深入剖析其主因；多维度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影响力；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中国形象塑造；思考“走出去”“走进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文化战略；附录评述了北岛诗歌与莫言小说的远播劳绩。

绪论　发现、传播、接受及其可能
第一节　世界文学地理与发现中国
第二节　世界—中国：“外译中”少于“中译外”
第三节　中国书写与世界的“中国观”
第四节　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文学经验
第一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发生
第一节　传教士文学译介中的文化帝国主义
第二节　留学生在文化间际漂泊与拓荒
第三节　中国学家的理性译介与研究
第四节　文学输出与意识形态的国家管控
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脉络
第一节　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现代文学的远游
第二节　“十七年”：冷战语境下的东西分流
第三节　新时期：本土经验与全球化迷梦
第四节　后新时期：文学资本、资本文学与文学交往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流布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苏俄的接受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欧美的行旅
第四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不均衡传播与接受
第一节　中国学家译介与普通读者接受的不平衡
第二节　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价值评定的不对等
第三节　多个作家“合集”与单一作家选本出版的热与冷
第四节　文学交往对政经交往的依赖以及区域性不均衡
第五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
第一节　文化传统与国家价值观差异
第二节　语言的“字思维”与“词思维”
第三节　意识形态认同与西方的“固执”
第四节　文学的历史、观念与审美差异
第六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影响力
第一节　“中国学热”时起时伏
第二节　中外现当代作家交往日趋频繁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海外译介及影响
第四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海外获奖
第七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塑造
第一节　中国形象塑造的制约性因素
第二节　西方歧视话语形塑“贫弱中国”形象
第三节　海外激进话语形塑“红色中国”形象
第四节　海外理性话语形塑“开放中国”形象
结语　“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与“中国现当代学”建构的文化战略
第一节　文学译介与“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学”的理性建构
附录一　北岛海外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附录二　莫言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后记

试想，如果没有跨时代、跨语际、跨文化、跨区域和跨国族的交流，如果没有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那么，人类世界将是何等冷清，人类思想将是何等黑暗，人类文明进程将是何等迟缓，更不会有什么“世界文学”之视域。何为“世界文学”？乐黛云给出的答案是，“在古—今文学的时间轴和中—外文学的空间轴形成的坐标上，其中的任一点，与一个阅读主体相联结，就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是谁最早，又是在哪一个点上，把“中国文学”链接上“世界文学”的呢？
从朱光潜给《歌德谈话录》所作的注解里，我们得知：歌德在读了《好逑传》等中国文学作品后，为其“世界性”深感震撼。1827年1月31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从那时起，歌德“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文学，并把中国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地标，试图勾画出世界文学的地理图谱。质言之，歌德通过中国文学“发现”了“世界文学”。20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进一步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越来越不可能了，于是从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及中国。他们提出的世界文学格局中本就应该有中国文学的一席之地。由此，我们看到，“世界文学”的提出与“中国文学”视界有关。是中国古典文学启发了歌德、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预见到了超越民族文学边界的“世界文学”，为“世界文学”的提出及其初步构架提供了最初的视域、材料、动力和愿景。我在叙说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点滴的时候，难免在对文学世界主义的想象中流露出民族主义的自豪感。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没有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这份荣耀？换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没有给世界文学奉献新的成就？如果有，那它们又是些什么？这是本书要深入追问和求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