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一脱一穿一辈子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对这句话有体会的人，可就太多了。这个“门”，不单指有形的家，还可意味着“门子”，尤其是那些豪族显贵的门子。古来公主出嫁，总是哭哭啼啼，一方面是舍不得母亲和熟悉的家园，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外人”，虽然妆奁鼎盛排场阔大，终究要去行为人新妇的职责，进而，什么事都由不得自己了。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的结合是一场政治婚姻的果实，那时波旁法国想与玛丽娅·特蕾莎女王的奥地利结盟，女王就把最小的女儿，当时年方14岁的玛丽给许了过去。想中国那几场有名的和亲，汉代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进吐蕃，一般都称颂其政治意义，对当事女子则言其牺牲，除把昭君列入“四大美人”外，史书是不会记载她们的个体表现乃至心迹的。玛丽王妃的情况则要好许多，斯蒂芬·茨威格为她写下了一部有名的文学传记，现在，美国历史学家卡罗琳·韦伯又用一本《罪与美》来全面盘点这位倒霉的公主的生平事迹。

    有些细节还真是头一次知道，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厄普斯岛上的“交接”之举。厄普斯岛，一个位于莱茵河上的无名小岛，在1770年5月7日那天迎来了法奥两边的人马，在一所用廉价木材仓促搭建、犹如舞台布景的城堡里，当着奥地利代表团和凡尔赛的人的面，王妃以玉体裸裎登场。这个仪式本质上把人给物化了，为了一个象征意义（“不留下旧皇室的任何痕迹，哪怕是一件内衣或者一双袜子，也不能留下”）而践踏人的尊严，但在两个18世纪中央集权大国之间，这一套礼仪却是必不可少的。男人们围拢在一个光溜溜的少女的周围，点评着她的身体发肤，鉴定她的品质。

    5月7日这一天发生的事对王妃人生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受辱激起了少女内在反弹，但套用一个很俗的说法，这注定将是“一个人的战争”。宫闱的清规戒律森严，权势人物的亲信耳目众多，玛丽王妃之前所受的教育是绝无法应对的，她必须从头摸索为人处事的方法，每碰一次壁，才能多掌握一点宫廷政治学的内容。卡罗琳·韦伯特别强调了舆论的力量，不仅是宫中的，还有社会上的，自打这桩婚事的消息一传出，民众就拿出了不亚于宫廷的热情，关心王储何时问世，一旦久拖无喜讯，便是谣诼蜂起，訾议横生，种种指控冲着王妃而来。类似的情形，我们在林青霞、李嘉欣这些国色天香的大美女身上也看到过：女人再艳压群芳，风华绝代，到底还是要被视为生育的工具而承受随之而来的压力。

    《罪与美》一书的一个亮点，便是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脱”与“穿”之间形成的张力。我们都从电影里看到过封建欧洲贵妇的钟形裙、鲸骨胸衣、裙撑、华丽的帽子和一丝不苟的发型，“制造”是这种服饰文化里的关键词，一切的服饰都为制造一个合乎标准的形象而设计。而玛丽王妃除必须承受两个国家不同的服饰习俗之间的转变之痛，还得在长期的宫廷生涯中，慢慢消化1770年5月7日那天的受辱和幻灭感：毫无征兆的，所有的锦衣华服都成了空幻之物，它们本就是外人加诸己身的，也可根据需要随时剥除，予取予夺，自己完全没有主动。在这样的题材面前，小说家真的可以产生许多联想。

    所谓“时尚女王”，启一代服饰着装风潮的人，例如香奈儿，与以往的、既有的东西之间都得有一种决裂性。玛丽·安托瓦内特日后在引领风潮上的成就及惹起的争议，与宫中对她的排异反应并行。玛丽躲进小特里阿农宫，给自己争取空间，“并且不遗余力地强调小特里阿农宫王国由她也仅仅由她统治这一观念。”她在这里迎接的都是国外宾客，还建立了私人剧院，演出的剧目里包括了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作品。她设计了文雅简朴的着装风格，卢梭在他的作品中说，这种简朴是“法国首都过分讲究的、价格奇高的服装的解药”。

    她的自成一统引起了强力的偶像破坏效应，她建起了拥护自己的一派，但在韦伯的笔下，这种努力最大的问题不是与正统势力之间的对抗，而是它始终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1781年，在与路易十六结婚11年之后，玛丽终于生下一个儿子，即便如此，“公众日益厌恶王后不合时宜的行为，似乎将再次掩蔽他们对这一盼望已久的王朝事件的反应。”

    以往的史论多强调王后的穷奢极欲，说这是导致她覆灭于人民怒火之中的主因；而《罪与美》将玛丽的种种行为判为“不合时宜”，一个较中立的定性。“不合时宜”不必然错，因为“时宜”未必就是对的，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法国，经历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代长于统治的君王之后，其人民也都被训练得善于鉴别法国性和非法国性的分别。当然，“看不惯”，并不只是涉及趣味和民族尊严的问题，王后的新型服饰过多地吸收了其他国家，如奥地利、英国的新时尚，这也侵犯到了法国国内服装制造商的利益。

    服装也是政治，在1789年三级会议之后，这一点就很明朗了。大革命，笼统地说，算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但细分起来，触发民众怒火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就以着装而论，王后自己肆无忌惮地挑战大多数人的观念，民众对自己的服饰及其关联的社会地位也爆发出强烈的不满。那年秋天，法国人酝酿暴动，首要目标竟然就是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王后，他们“在她与时尚的关系中寻找她极度邪恶的附加证据……为了看到她叛国性质的证据，他们仅需看一眼她的头发和服装”。对于大革命研究来说，这个角度相当新颖。

    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辈子的努力都是在实施报复，报复那个让她感到莫大耻辱的时刻——这样的解读当然是对《罪与美》的过度简化。这本书细节鳞次栉比，叙事也难得地流畅，王后的悲情色彩被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出来：她首先是一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其次才是一个不幸的“时尚女王”；她是特殊的，是一个偶然，她在引发那场大变局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得到了卡罗琳·韦伯的强调。这再次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人不能主动地主宰历史，改变历史，但是从历史的震荡之中，却可以看到个人及其所携带的种种偶然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