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务被确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此后，翻译出版外国名著中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为商务的一项基本出版任务。

    1958年起，陈翰伯开始担任商务总经理兼总编辑。在主持工作12年间，陈翰伯以他的执著、坚定和斡旋能力，带领商务克服了各种困难，将翻译出版西学译著这桩“洋务”办得风生水起。

    首先是确定出版规划。陈翰伯等人在三联书店的一份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选题计划（其中列书近四千种）的基础上，通过与学术界的广泛沟通和交流，“削去冗繁留清瘦”地确定了1614种作为商务中长期的出版书目。这个规划，成为商务此后近四十年在翻译出版学术译著方面的大纲。近期规划则将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作为优先组译的书目。

    其次是人才问题。为了寻访合适的译者，陈翰伯带领一些骨干人员与学术界和翻译界广泛联系，请学者们认译或推荐译者。为方便与学者们更深入地讨论和交往，1962年他甚至带着铺盖住进北大“蹲点”。由此汇聚了如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加入到这一工程中来。此外，商务还积极充实编辑力量。一方面，接收并延揽一些有名声的“旧知识分子”和一些有才学但有“政治问题”的“右派”以及名校毕业生进入商务；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培养新编辑，组织他们学习西方学术史和外语，鼓励他们进行翻译和写作练笔。

    在当时出版这些“大、洋、古”的著作，很容易就担上“封、资、修”、 “宣传资产阶级文化”等罪名。面对这种政治压力，陈翰伯提出两种对策：一是给译著加序言，规定每翻译出版一部译著，要在正文前加一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性的序言”，名之曰“消毒”。另一种方式是控制发行面，即对一些现当代的“有风险”的书不通过新华书店发行，搞内部发行，标上“内部参考，不得外传”字样。有的则直接印成“供批判用”的灰皮书形式。这些措施使商务有效地避开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攻击，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使大量西学名著顺利出版。
　　
    在1958—1966年的八年中，商务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有395种，另外还储存下了400种译稿作为选题的“水库”。商务这段时期出版的译著，不仅规模上蔚为大观，而且在品质上延续和发扬了二三十年代“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名著名译”的特色。例如郭大力、王亚南译的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理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学术著作翻译的最高水平。另外，贺麟之译黑格尔、周建人之译达尔文，杨东蒓之译摩尔根，皆为“一时之选”。这些译著的出版受到当时教育界、学术界的高度好评，往往是一书将出，群首翘望。也正是这些译著的大量集中出版，使商务印书馆的名头重新响亮起来。并由此奠定了商务在出版社科学术译著领域的权威地位。
　　
    没有这一时期以单行本出版的三百多种译著储备，八十年代结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可能以每年一辑四五十册这样大的规模出版。“汉译名著”丛书中第1-4辑中绝大多数品种是这个时期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这一时期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为后来汉译名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现成的译著，而且奠定了它在许多方面的基础，其中包括开门办社的方针、按规划出书的程序以及译著的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