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之后，即努力寻求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支持，北京大学对于商务的支持是很有力的，因为北大也在寻找出版界的朋友。北大和商务互为依托互利互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北大的学者是商务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作者群；另一方面，商务成为北大最有力的学术后援。

    首先，北大作为商务的思想库，对于商务的发展走向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1918年6月13日至8月25日，张元济曾北上京华，与北大的数十名学者教授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于7月9日应蔡元培之邀在北大参加座谈会。在会上，北大的教授包括陈独秀、胡适、马幼渔、钱玄同诸位，对于商务的教科书提出了不少意见。教科书是商务的发家之本，这次座谈对于商务教科书走向的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山雨之中的北京之行，给了张元济很大的启发，蔡元培许多救国救民的思想进一步成为张元济的精神支柱，对他日后的商务决策，对于商务经营方针中注意和新文化相联系，注重现代学术著作的出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18年到1919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两次在他主办的《新青年》上著文“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商务《东方杂志》当时的主编杜亚泉展开论战。北大学生罗家伦则在《新潮》上发表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包括《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在内的商务杂志群的出版方针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出它们缺乏明确的个性和鲜明的立场，希望商务更积极地投入新文化事业。毫无疑问，罗家伦的这篇文章是商务出版改进的重要推动力。商务对杂志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由一批年轻的编辑如沈雁冰、杨贤江、郑振铎、章锡琛、周建人等来主持，开创了商务杂志出版的黄金时代，并形成了商务的新的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也与北大南北呼应，成为五四新青年同人之外的又一个人才群体

    其次，北大是商务的作者基地。商务的重要出版物，都有北大的作者参与。张元济到北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商定由北大教授修订商务教科书，这套书过去是由商务编辑同人自己编撰的。后来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长，他做的第一套丛书，主要的作者都来自于北大.

    商务成为北大的学术后援，这主要是说北大教授撰写的讲义和著作，大多是由商务出版的。
　　
    在蔡元培长校期间，北大早期的重要出版物中，就有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陈映璜的《人类学》，为商务所出版。有的列入了1918年由蔡元培和张元济商定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还有的则是由蔡元培校长另具函介绍给商务的，如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蔡元培本人的著作《石头记索隐》亦早在1917年由商务出版。张元济和蔡元培策划的“世界丛书”是1920年开始编辑的，后来王云五将其发展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北大早期最重要的校刊《北京大学月刊》，是1919年初创刊的。这年2月由蔡元培和张元济分别代表北大和商务，协商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规定：月刊每年出版10辑，编辑事务由北大负责，出版发行由商务承担，如果印数不到2000册，则一切亏损由出版发行者负担，如超过2000册而赢利，则照四六分成，北大得六成而商务得四成。这几乎是由商务不计盈亏来出版，因此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罕见的“买卖”。张元济这样的经营老手如此“迁就”北大，原因在于张蔡二人对于振兴学术和开发民智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
　　
    商务30年代出版的“大学丛书”是作为大学教材来出版的。其中有许多都是北大教授和学者的著作，如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大学丛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北大以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是起过好的作用的，其中不少至今还是名著。
　　
    商务自张元济时代起发展到3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北大能有这样一个出版机构作后盾，对于自身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通过和商务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得到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务则获得了最高学府权威学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物的水平，增强了它在国内外出版界的地位和声望。除此之外，商务的出版物嘉惠了当时的北大人以及后来的北大学者。
　　
    北大和商务，一个是国立的文化学术机构，一个是私营的商业和文化机构，可它们却在艰难的岁月里成了学术和出版合作的范例。

    （摘编自王建辉《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