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旅驿——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 精装

深入尘封的历史褶皱，唤醒清末民初诸多事物和现象的记忆，释放新的体验和感受

本书的作者们从不同层面深入清末民初的历史中，如侦探一样，穿梭古今中外，或图文并茂，或前后印证，呈现事件过程、人物面貌，带领读者进行一次飞翔；他们精心结撰的文章，深刻严密而又不失可读性。

 

陈建华，生于上海。1988 年获复旦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学位，2002 年获哈佛大学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革命”的现代性》、《革命与形式》（Carlos Rojas 等译：Revolution and Form:Mao Dun’s Early Novels and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1927—1930. Leiden: Brill,2018）、《从革命到共和》（钱锁桥编：From Revolution to the Republic: Chen Jianhuaon Vernacular Chinese Modernity. M. E. Sharpe, 2012）、《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帝制末与世纪末》、《雕笼与火鸟（三十年集）》、《古今与跨界》、《文以载车》、《陆小曼•1927•上海》、《紫罗兰的魅影》。主编有《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及诗文集《去年夏天在纽约》《陈建华诗选》《乱世萨克斯风》《灵氛回响》《凌波微语》《午后的繁花》《风义的怀思》等。

19世纪，各类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如小说、日记、诗歌、传记、游记与肖像、照相和图像等进入全球性流通领域，数码时代的知识考古者借助新的工作方式发现这些被遗忘或尘封的历史残骸，唤醒其生灵与记忆，并诉诸潜思冥想、感同身受的体验，凭借跨民族、跨文化、跨媒介的理论和视野，以精制的学术叙事展现在我们面前。
本书主要探讨晚清民初文学与文化，凡四编（“历史与理论”“作者与文本”“翻译与文化”“媒介与视像”）十五篇，各自传递历史的发现与启示，集中展示了近十年来晚清民初研究的部分成果，带领读者进行一场关于文学与文化的飞翔。

第一编  历史与理论
3 晚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课题 // 李欧梵
24 清末民初“纯”和“通俗”文学的大分歧 // 胡志德
48 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以“诗”“兴”“诗史”为题 // 王德威
第二编  作者与文本
79 谈《海上花列传》的空间表述——“长三书寓”与“一笠园” // 罗 萌
98 “不良小说，猥亵图画”——《眉语》杂志（ 1914—1916）的出版与查禁// 贺麦晓（ Michel Hockx） 孙丽莹
138 通俗翻译与“女小说家”的中西杂交——从包天笑、周瘦鹃的同名译作谈起 // 马勤勤
159 “人间”、文学与情感政治——重思王国维的生命选择与文学文化 // 张春田

第三编  翻译与文化
201 跨文化行旅，跨媒介翻译——从《林恩东镇》（ East Lynne）到《空谷兰》， 1861—1935 // 黄雪蕾
228 侈言与迻译——郭嵩焘《使西纪程》的西文史料稽考 // 李佳奇
262 非洲路途，中国视角——论《斐洲游记》对于施登莱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的重构 // 颜健富
295 晚清外国英雄传记、文学流动与思想转型——以明治日本汉文志士传的晚清改编为例 // 崔文东
第四编  媒介与视像
311 郭嵩焘伦敦画像事件考——图像的政治与文化相遇中的他者套式 // 王宏超
351 重层的自我影像——抒情传统与现代媒介 // 吴盛青
383 影业红娘： 20 世纪早期中美电影工业的中间人 // 付永春
401 民国初年新媒体与社会文化力量的崛起 // 陈建华
435 作者简介

本书主要探讨晚清民初文学与文化，仅是近十年来的部分成果，收入十五篇文章，显示一些共同趋向：文学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人文关怀和专业技艺的要求所驱动，对文本与文论的探索以古今中外为坐标、以跨学科为方法，走向广袤而崎岖的前沿高地；民初研究含有“共和”“都市”和“通俗”的多元面向；抒情传统带来新的情动源泉，与“感情史”研究交相辉映；媒介研究以报刊为方法，“新媒体”“媒体景观”与“媒介领域”等概念有助于对“延伸”中的知识转型、感情结构、权力机制等方面的辩证认知；以自反立场关注晚清民初的“内卷”性，从中释放出“新的革命性的东西”。
第一编“历史与理论”部分第一篇李欧梵先生的《晚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课题》是根据日他在台湾地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的讲演记录整理而成。讲“新课题”包含对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现状做一番审视和反思，并提出方向性展望；同时也讲到自己如何与晚清研究结缘，简略回顾了如何从历史到文学又到文化史研究的过程。李先生最初是学思想史的，在哈佛大学师从的史华慈先生于1964年发表了《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被誉为“跨文化思想史的开山之作”，这好似给他播下了对晚清兴趣的种子。2012年他在“中研院”访问期间回到晚清文学研究，写就《林纾与哈葛德：翻译的文化政治》《历史演义小说的跨文化吊诡：林纾和司各特》以及与桥本悟合写《从一本小说看世界：〈梦游二十一世纪〉的意义》，各篇二三万字，劲道十足，皆为跨文化研究的示范之作。
近年来李先生似是个怀着“世界主义”的本雅明式“漫游者”，这篇演讲也显出这一特色。他说“新课题”来自老问题，后现代热衷于空间讨论，却不能冷落了时间观念。他曾经写过一篇讨论晚清至“五四”的线性时间观的名文，收入纪念史华慈先生的论文集中，这次受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激发而做一种文化史随想。他把晚清看作“帝制末”和“世纪末”，含有本土与世界的双重视野，觉得“被压抑的现代性”含有“革命与回转”的现代性吊诡，而把后者视作“内耗”：“我个人认为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思想。这个‘内耗’本身是有建设性的，不见得全是破坏。有时甚至产生新的革命性的东西，所以它的吊诡性就是从旧的传统里面可以找出不自觉的，或是自觉的、新的端倪。”这让人想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新天使”：他的脸朝向过去，在李先生那里却没那么“忧郁”，在越堆越高的废墟中点击烬余的“幽灵”，使之发出启示之声。如他在刘鹗的《老残游记》中遭人诅咒的三回中发现其“抒情境界远远超过它的政治寓言意义”；或通过哈葛德《所罗门王的宝藏》的解读揭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的背后是对于古文明的向往”，从而打开为后殖民理论所忽视的面向。
胡志德先生《清末民初“纯”和“通俗”文学的大分歧》就范伯群先生所说的“纯文学”与“通俗”之别展开论述，指出这一区别一向存在于传统中国文学中高下和雅俗的权力结构中。自梁启超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之后，小说成为动员大众感情的主要媒介，然而小说以表现大众喜怒哀乐甚至“低俗”趣味为本务，并未遵循他的旨在规训国民的“新小说”企划，以致1915年他在《告小说家》中以“诲淫诲盗”严斥“艳情”和“侦探”小说，却彰显了改良精英对小说的掌控危机。胡先生以“五四”新文学对“黑幕小说”的讨伐与《小说月报》改版为节点，揭示了知识精英如何把“鸳鸯蝴蝶派”作为敌对靶子，通过大学教育与主流媒体的机制性合谋而获得话语权，使“纯文学”与“通俗”形同楚汉。“这个具诽谤性的区分‘严肃’和‘通俗’文学的方式，自此后便一直维持着如此尖锐的二分法，并为中国文学与学术带来重大的后果。”这一“重大的后果”表现为“朝向着马克斯·韦伯以‘理性’为现代化核心概念的‘理性的现代性’目标前进”。此论断是在对各种“现代性”理论进行来龙去脉的辨析基础上做出的。
“大分歧”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通俗”被平反，然而其命名本身似含美学上的先天不足，胡先生通过对赵笤狂《典当》的解析，认为它比鲁迅的《孔乙己》“留给了读者更多反思空间”，且以周瘦鹃《对邻的小楼》为例，指出“事实上，还有许多被公认为‘通俗’文学典范的小说反而更符合‘纯’文学，甚至是现代主义小说的标准”。这些意见是富于前瞻性的，为了推展处于成长期的“通俗”研究，他在2017年为《译丛》（Renditions）策划了《民国都市小说》（Republican Urban Fiction）专刊，选译了周瘦鹃、朱瘦菊、张恨水等十余位作家，而总题不沿用“popular”一词不仅为了避免“通俗”的局限，也出于中西不同语境的审慎考量。
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对晚清研究具开启闸门之效。他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论不胫而走，其意义逸出了晚清研究。我在别处说过他的丰硕论著不光给“重写文学史”带来新的议程，且在文本分析、批评实践、中西理论贯通及其书写风格方面展示出一种“形式”的魅力，与从“革命话语”到“话语革命”的时代转型相一致。收入本书的《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以“诗”“兴”“诗史”为题》也是一篇切合当下实际而提示研究方向的宏文。针对文学批评与研究中运用西方理论而存在盲目依循或单向排斥的状况，此文围绕“诗言志”“兴”与“诗史”这三个话题列举了鲁迅、王国维、梁宗岱等人的相关论述，显示前辈学人如何运用中国文论与西学进行对话的批评实践，对我们有启迪意义。的确，“诗言志”等都属于中国文论的经典话题，与西方文论皆具可比性，如文中提到“兴”与西方“再现”或“模仿”观的相通之处，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颇多论述，乃至最近国内当代文学批评也在讨论“现实主义”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王先生说“点到为止”即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主张今天的文学批评不仅需要知道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更需要知道中国文论的前世今生，不啻为一个纵横贯通中西古今的十字坐标，我想对于任何一个立志高远的当代学人，此文都值得置于案头以志警策。
第二编四篇文章讨论“作者与文本”。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经由侯孝贤的《海上花》、张爱玲的中英文翻译到被视作城市小说的发端，似乎见证了近数十年来文学经典化运动的急剧变迁。经典以流动为生命，文本仍有待诠释。罗萌的《谈〈海上花列传〉的空间表述—“长三书寓”与“一笠园”》处理小说—也是批评的—“软肋”，即后半部对私家花园“一笠园”的描写被认为“败笔”，以至张爱玲删去了细述“酒令”的几回。罗萌对小说中时间空间的分析具理论色彩，从巴赫金、纪德堡到德勒兹和瓜达里，始终贴近文本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层层细剥，揭示出作为城市缩影的妓院的“消费时间”与“景观性时间”的特质。这诠释的有效性或许得益于这部小说的“照相写实主义”，也即其之所以在晚清“狎邪”小说中夺冠之故。它较为逼真地体现了上海开埠后的城市经验—给作者“再现”冲动的生活之源，并发明“穿插藏闪”的创作手法，包括小说的连载形式，而由于近代报刊带来“共时性”阅读习惯。正因为“逼真”，与“一笠园”造成被称之为“现代”与“传统”的明显反差。不过说“败笔”的当然是出自现代性立场，但是如果全书一味写实，缺少虚实之间的张力，似会减弱诠释的焦虑。如罗文所述，“一笠园”并非“大观园”式的回归传统，也不意味着对现代的“反动”，或许，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反差被二元对立化了，作者避开喧嚣的闹市而放慢叙事节奏，仍以冷静和略带揶揄的笔调，并未背离“城市公共空间”的因果逻辑。
贺麦晓教授与孙丽莹合作的《“不良小说，猥亵图画”——〈眉语〉杂志（1914—1916）的出版与查禁》对文学与杂志关系的探讨可说是他的《文体问题》一书的微型橱窗展示。随着对民初文学的关注，一批女性杂志与女性作者进入学者视野，其中《眉语》杂志由一群女性挂名编辑，且遭到官方禁止，这现象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报刊与文学研究注重媒介功能、文化整体与历史脉络，使文学史的书写版图大为扩展。这篇论文对《眉语》的编辑群体、图像、广告、市场流通以及被禁过程等方面做了平行而立体的考察。对这本杂志来说图像部分尤为吸睛，也是其遭禁的一个主因，为了获取清晰原貌与改换封面的不同版本，数据库尚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作者遍访北京、上海和美国等地的图书馆，可见这项研究的实证与专业精神。
民初数年中都市文艺杂志一时蜂起，多达三四十种，如《民权素》《礼拜六》《香艳杂志》等多为南社同人所创办，以立足国粹而吸取西化为共识，《眉语》算是独立门户，也具这种文化保守倾向，更排斥“革命”而回归传统。但作为一份宣言“闺秀”风雅的杂志，其尤为出格的是在封面与照相内页上大量刊登裸体图画，尽管主编以道德“清白”自辩，但客观地看，从中国女体须挣脱传统的禁锢而走向社会来看，却具“冲决罗网”的意义，如果把这看作一种“内耗”的话，正含有革命性的激进内涵。
正如此文指出，《眉语》对于“近代印刷文化史、女性编辑史、女性文学史、裸体视觉文化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对民初女性杂志的研究成为国际性热点，如近几年季家珍的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以及她与贺麦晓、梅嘉乐主编的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等，均包括相关论文。马勤勤在此园地中耕耘不息，其《通俗翻译与“女小说家”的中西杂交—从包天笑、周瘦鹃的同名译作谈起》是作品之一。虽然这两篇《女小说家》在艺术上不算高明，而对它们做深入考察，不仅点出民初女性文学兴起的背景，也在于揭示“通俗”文学的价值所在。作者指出：“正是在‘通俗’的意义上，两篇《女小说家》才显示出文化参与的巨大张力，从而在中—西、新—旧、雅—俗、男—女、文学—文化等多重网络格局的交织冲撞中，翻转出文化权力、性别政治、市场逻辑和女性文学（小说）增长的暧昧空间。”正是把“鸳鸯蝴蝶派”放到历史场景中并对其自身开展逻辑及复杂结构做微观与宏观的探究，方显出“通俗”的“历史定位”，也在在展现了广阔的视野与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
王国维在哲学、史学、美学和文学方面成就卓著，对其方方面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对其自沉昆明湖也众说纷纭，张春田的《“人间”、文学与情感政治—重思王国维的生命选择与文学文化》则聚焦于王国维的感情世界而别开生面，由对各类文本的细密钩稽而铺展的王国维生命之旅中，感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此文融汇于“抒情传统”的研究潮流而提出“情感政治”的命题，强调情感与政治的纽带，且做了具体界定，为文学文化的跨界研究开辟新的面向。围绕王国维的“情之所钟”，此文进一步阐述其本雅明式的“忧郁”，甚而提出一种另类的“忧郁现代性”，将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引向反思进步史观之“暴虐”的境界。顺便提及作者在几年前编辑出版了《“晚清文学”研究读本》，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