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 第一版南木先生序
大胆的尝试 可贵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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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活动。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源远流长，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历时已达两千余年，几与我国翻译史同龄。随着时间的推移，涓涓细流业已汇成长河大川，特别是在本世纪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结缘之后，波澜壮阔，奔腾咆哮，颇有一泻千里之势。由于锁国多年，我国对西方在这一学术领域内取得进展的情况所知甚少；自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评介西方有关论著的文章和译著虽逐渐增多，但在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成果方面可以说几乎还是一张白纸。谭载喜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留学英国，主攻语言学和翻译理论，获埃克塞特大学硕士学位。他经过多年的积累和钻研，终于撰写出这部《西方翻译简史》，有重点、有分析、有系统地勾画出欧洲和北美翻译事业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演变的概貌，以期填补这项空白。这是令人不胜感慰的。作者自谦，称《简史》为“一次大胆的尝试”，这话也不无几分道理。我作为这部史稿的第一个读者，于披阅之余，深感作者在既无国内的先例可循又缺少国外的蓝本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带有开拓性的科研工作，实属难能可贵。故愿以“大胆的尝试，可贵的创举”为题写几句读后感，权作“代序”。
《简史》展示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西方翻译历史画卷。它追源溯流，对古罗马以来各个时期西方译事的发展变化、主要流派林立及其动向，以及有关历史事件作了概要的回顾，涉及的人物不下三百人，对其中杰出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经历、代表译作和论著大都作了重点介绍。史料翔实，叙述明晰。显而易见，取料是经过辛勤搜集，爬梳剔抉，去芜存菁，综合加工后撰写而成的。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吸取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筛选后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对有关译作和论著及其时代背景和所产生的效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并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虽然，由于原材料的分散与芜杂，所取史料及所提看法不可能没有疏漏或偏颇之处，但本书作为一次尝试，却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可读性。
采取按西方通常的历史分期(即分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现代)并与翻译活动本身进程相结合的论述方法，是《简史》的另一特点。其长处是，一方面可以揭示历史因素对翻译事业的影响。举其要者，如由于罗马征战的胜利所产生的优越感，竟视希腊文艺为可以任意“宰割”的“战利品”，以至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原作的主张；随着民族语言的成熟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民族语取代拉丁语译《圣经》以及古典的和同时代的作品的活动便得以普遍开展；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译事带来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以及现代科学对翻译理论以至具体操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描述了西方译事本身的分合变迁过程。如直译与意译之争，折中派继之出现，意译终占上风；由最初以词为翻译单位逐渐依次转变为以句子、话语以至整个作品为翻译单位；由为少数文学家和神学家占领译坛，译事与译论多限于《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序、跋，发展为一项由千万人参加、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专门职业，翻译理论专著也随之频频问世；以及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之间的论战由尖锐对峙而趋向缓和以至谋求弥合的趋势，等等。不过，《简史》采取的这种按历史分时期、分阶段的写法也有一定的短处，即不易使翻译活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程与一般的历史分期完全吻合，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自然，关于译史的分期分段也并无一定之规，只要求得大体上有个界限也就可以了。
综观西方译史的全貌，不禁产生这样的印象：一方面，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另一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诚如作者所说，迄今并未能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这显然是由于：翻译乃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究其原因，当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致：两种不同结构和习惯用法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不同文化和传统习俗之间在转移上引起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以及其他学科的渗透和侵入，等等。于是，人们按各自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和对待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从而产生千姿百态的译作和各持己见的主张和流派，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威尔斯在其论著中指出，西方理论对描绘“翻译”这个名词所用的术语竟达十余个之多。出现这种情况，自非事出无因。基于同样的理由，于是有把翻译比作绘画、雕刻、摄影、演戏的，有对翻译进行各式各样的分类的，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有层出不穷的流派和观点的出现。至于具体的翻译活动，则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因人因时因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其趣，鲜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正如凯利所说，“倘若翻译依靠理论而生存，则远在西塞罗之前就夭折了。”可见，理论固然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但生活之树常青，千万人的翻译实践始终是活水源头，实践总是要打破理论，而理论也总要求得不断的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乃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事业。
如此说来，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是一个长期难以定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对翻译的前景作何种预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的翻译研究与现代科学和技术攀了亲，形成多边缘交叉的现状，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研制进入模拟人脑活动阶段之后的今天，人们(主要是语言学派的理论家)对翻译的看法便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它是一门科学了。奈达有题为《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之作，巴尔胡达罗夫在其著《语言与翻译》一书中也提出“翻译学”这个术语，并认为“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翻译的各门学科，可以总称之为翻译学。翻译学的核心部分是翻译的语言理论，围绕这一理论还有翻译研究中的其他流派，如文艺学派、心理学派、数控论派等等。”然而，浅见以为，翻译这门事业是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和商榷之余地。理由简述于次。翻译同语言和数学近似，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而是人类用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把一些学科中研究翻译的各个边缘交叉部分统统都加起来，也并不足以成为认定这门学问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科学的充足理由。威尔斯对“翻译学”一词加了许多限定语。巴尔胡达罗夫也指出，翻译理论“甚至主要并不是规定性科学”，而“主要是一门描写性学科”，尽管前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看来乃是由于人类对自身脑子的知识还非常贫乏之故。正如斯坦纳在其论著中所指出，“我们并不了解人类的言语在脑子里的活动情况……假使有几种语言在同一人脑中同时并存，它们是怎样安排、怎样储存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有像样的翻译理论呢？”又说，“翻译究竟是什么？”“人的脑子究竟怎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的？人们对这些情况也是“含糊不清”。“语言怎样使用，怎样理解，在关键的地方因人而异。……我们所研究的不是一门科学，而完全是一门艺术。”奈达殊途同归，近年来他改变原先关于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舍前者而取后者，并声称翻译才能是“天赋”的，从另一个侧面肯定翻译是艺术或技能。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获得圆满的解答。近年来，西方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正在力图通过计算机实现“人机对话”，以期使计算机“懂得”人类社会所使用的语言、达到不同语言之间转换自如的目的。西方翻译界还致力于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是否意在使语言学按数学的模式，使语言摆脱过去长期采用“定性”和“归纳”的方法，转为采用“定量”和“演绎”的方法，以期有朝一日使一种语言顺利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达到用机器代替人工从事翻译的理想目标呢？不久前偶然看到一则电讯，说美国一家杂志预言，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就可以普遍使用电脑进行翻译了。果然如此，那真要谢天谢地，数以万千计翻译工作者便可以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语)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了。而翻译这门学问便终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科学。这个理想极富魅力！是否能实现呢？眼下实在无法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人类的语言体系具有极为复杂的性质。有“科学的语言”，有“艺术的语言”(可以说，还有“说理的语言”)，前者或许有可能使之全部数学符号化，以纳入计算机的软件，后者有无这样的可能呢？何况还有许许多多的模糊语言。即使计算机不断升级换代，数学计算的程度日益精密，是否能处理大量的模糊语言也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即使所有的问题都能获得解决，生产出来的译品想必会是千篇一律，人世间也就不免要失去原有的生机和光泽！
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文艺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加切奇拉泽为例，这一派并不否认语言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他主张文艺翻译“应当千方百计地开展各种语言层次的对比工作，包括修辞对比，以选择最恰当的语言手段，充分表达原作的思想或形象”。但他强调文艺翻译的“美学价值”和“创造性原则”。显而易见，任何文体和题材的翻译都离不开语言符号这个信息载体，文艺翻译自不能例外。可是，正如精通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家一样，掌握两种语言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合格的文艺作品翻译者。因为还需要具备其他的条件，如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创作才能以至“天赋”。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的趋向。在西方学术界处于现代综合思潮迭起的冲击下，翻译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进入了要求综合或统一的新阶段。以往尖锐对峙的苏联两大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费道罗夫也曾表示：“当代是各门科学空前协作的时代”，“现在仍然坚持在文艺翻译的理论中只有走文艺学的路子或只有走语言学的路子才是恰当的，这种提法已经过时了，落后了。”据此，巴尔胡达罗夫认为，这两派的理论“应当在共同的综合性的学科——翻译学的范围内进行协作。”他在书的结尾处还引用奈达的话强调指出，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翻译——它的含义比科学要广泛得多，它也是一种技能，而高质量的翻译，归根结底，永远是一门艺术。”这自然是对各种文体或类型的翻译所作的全面而笼统的提法。我倒是赞成对不同文体或类型的作品的翻译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即对论说(如政论、哲学论著等)、科技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定出不同的要求，而不是言必称“信、达、雅”或厘定“准确、通顺、易懂”等以不变应万变的统一标准。
“综合”这个概念是提到日程上来了。究竟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尚待求得具体的解答。目前只能说：前景未卜。怎么办？鄙意以为，惟一的办法或途径乃是继续发扬探索精神。这也是我们要从西方翻译界同行们学习借鉴的首要精神。正如《简史》所揭示，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硕果累累，但也不免有欠妥之处。关于“语言决定思想和世界观”、翻译要“不增、不减、不改”、“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等观点和比喻，以及“同等效果”、“同等反应”论等等，便值得商榷。但他们有个突出的优点：始终坚持不懈探索前进的勇往直前精神，这是有目共睹的。正是这种精神将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永不止息。《简史》的作者表现了这种精神，对西方翻译的历史作了可贵的探索，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引进西方翻译界的先进经验，也从其失误中吸取教训，以至开展中外翻译对比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线索和论据，这是令人无比欣慰的。
我愿引莱辛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语：“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
南 木
1986年6月15日
晨光熹微，于北京。
大胆的尝试 可贵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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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活动。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源远流长，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历时已达两千余年，几与我国翻译史同龄。随着时间的推移，涓涓细流业已汇成长河大川，特别是在本世纪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结缘之后，波澜壮阔，奔腾咆哮，颇有一泻千里之势。由于锁国多年，我国对西方在这一学术领域内取得进展的情况所知甚少；自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评介西方有关论著的文章和译著虽逐渐增多，但在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成果方面可以说几乎还是一张白纸。谭载喜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留学英国，主攻语言学和翻译理论，获埃克塞特大学硕士学位。他经过多年的积累和钻研，终于撰写出这部《西方翻译简史》，有重点、有分析、有系统地勾画出欧洲和北美翻译事业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演变的概貌，以期填补这项空白。这是令人不胜感慰的。作者自谦，称《简史》为“一次大胆的尝试”，这话也不无几分道理。我作为这部史稿的第一个读者，于披阅之余，深感作者在既无国内的先例可循又缺少国外的蓝本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带有开拓性的科研工作，实属难能可贵。故愿以“大胆的尝试，可贵的创举”为题写几句读后感，权作“代序”。
《简史》展示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西方翻译历史画卷。它追源溯流，对古罗马以来各个时期西方译事的发展变化、主要流派林立及其动向，以及有关历史事件作了概要的回顾，涉及的人物不下三百人，对其中杰出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经历、代表译作和论著大都作了重点介绍。史料翔实，叙述明晰。显而易见，取料是经过辛勤搜集，爬梳剔抉，去芜存菁，综合加工后撰写而成的。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吸取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筛选后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对有关译作和论著及其时代背景和所产生的效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并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虽然，由于原材料的分散与芜杂，所取史料及所提看法不可能没有疏漏或偏颇之处，但本书作为一次尝试，却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可读性。
采取按西方通常的历史分期(即分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现代)并与翻译活动本身进程相结合的论述方法，是《简史》的另一特点。其长处是，一方面可以揭示历史因素对翻译事业的影响。举其要者，如由于罗马征战的胜利所产生的优越感，竟视希腊文艺为可以任意“宰割”的“战利品”，以至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原作的主张；随着民族语言的成熟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民族语取代拉丁语译《圣经》以及古典的和同时代的作品的活动便得以普遍开展；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译事带来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以及现代科学对翻译理论以至具体操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描述了西方译事本身的分合变迁过程。如直译与意译之争，折中派继之出现，意译终占上风；由最初以词为翻译单位逐渐依次转变为以句子、话语以至整个作品为翻译单位；由为少数文学家和神学家占领译坛，译事与译论多限于《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序、跋，发展为一项由千万人参加、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专门职业，翻译理论专著也随之频频问世；以及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之间的论战由尖锐对峙而趋向缓和以至谋求弥合的趋势，等等。不过，《简史》采取的这种按历史分时期、分阶段的写法也有一定的短处，即不易使翻译活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程与一般的历史分期完全吻合，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自然，关于译史的分期分段也并无一定之规，只要求得大体上有个界限也就可以了。
综观西方译史的全貌，不禁产生这样的印象：一方面，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另一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诚如作者所说，迄今并未能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这显然是由于：翻译乃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究其原因，当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致：两种不同结构和习惯用法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不同文化和传统习俗之间在转移上引起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以及其他学科的渗透和侵入，等等。于是，人们按各自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和对待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从而产生千姿百态的译作和各持己见的主张和流派，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威尔斯在其论著中指出，西方理论对描绘“翻译”这个名词所用的术语竟达十余个之多。出现这种情况，自非事出无因。基于同样的理由，于是有把翻译比作绘画、雕刻、摄影、演戏的，有对翻译进行各式各样的分类的，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有层出不穷的流派和观点的出现。至于具体的翻译活动，则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因人因时因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其趣，鲜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正如凯利所说，“倘若翻译依靠理论而生存，则远在西塞罗之前就夭折了。”可见，理论固然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但生活之树常青，千万人的翻译实践始终是活水源头，实践总是要打破理论，而理论也总要求得不断的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乃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事业。
如此说来，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是一个长期难以定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对翻译的前景作何种预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的翻译研究与现代科学和技术攀了亲，形成多边缘交叉的现状，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研制进入模拟人脑活动阶段之后的今天，人们(主要是语言学派的理论家)对翻译的看法便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它是一门科学了。奈达有题为《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之作，巴尔胡达罗夫在其著《语言与翻译》一书中也提出“翻译学”这个术语，并认为“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翻译的各门学科，可以总称之为翻译学。翻译学的核心部分是翻译的语言理论，围绕这一理论还有翻译研究中的其他流派，如文艺学派、心理学派、数控论派等等。”然而，浅见以为，翻译这门事业是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和商榷之余地。理由简述于次。翻译同语言和数学近似，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而是人类用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把一些学科中研究翻译的各个边缘交叉部分统统都加起来，也并不足以成为认定这门学问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科学的充足理由。威尔斯对“翻译学”一词加了许多限定语。巴尔胡达罗夫也指出，翻译理论“甚至主要并不是规定性科学”，而“主要是一门描写性学科”，尽管前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看来乃是由于人类对自身脑子的知识还非常贫乏之故。正如斯坦纳在其论著中所指出，“我们并不了解人类的言语在脑子里的活动情况……假使有几种语言在同一人脑中同时并存，它们是怎样安排、怎样储存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有像样的翻译理论呢？”又说，“翻译究竟是什么？”“人的脑子究竟怎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的？人们对这些情况也是“含糊不清”。“语言怎样使用，怎样理解，在关键的地方因人而异。……我们所研究的不是一门科学，而完全是一门艺术。”奈达殊途同归，近年来他改变原先关于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舍前者而取后者，并声称翻译才能是“天赋”的，从另一个侧面肯定翻译是艺术或技能。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获得圆满的解答。近年来，西方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正在力图通过计算机实现“人机对话”，以期使计算机“懂得”人类社会所使用的语言、达到不同语言之间转换自如的目的。西方翻译界还致力于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是否意在使语言学按数学的模式，使语言摆脱过去长期采用“定性”和“归纳”的方法，转为采用“定量”和“演绎”的方法，以期有朝一日使一种语言顺利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达到用机器代替人工从事翻译的理想目标呢？不久前偶然看到一则电讯，说美国一家杂志预言，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就可以普遍使用电脑进行翻译了。果然如此，那真要谢天谢地，数以万千计翻译工作者便可以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语)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了。而翻译这门学问便终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科学。这个理想极富魅力！是否能实现呢？眼下实在无法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人类的语言体系具有极为复杂的性质。有“科学的语言”，有“艺术的语言”(可以说，还有“说理的语言”)，前者或许有可能使之全部数学符号化，以纳入计算机的软件，后者有无这样的可能呢？何况还有许许多多的模糊语言。即使计算机不断升级换代，数学计算的程度日益精密，是否能处理大量的模糊语言也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即使所有的问题都能获得解决，生产出来的译品想必会是千篇一律，人世间也就不免要失去原有的生机和光泽！
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文艺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加切奇拉泽为例，这一派并不否认语言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他主张文艺翻译“应当千方百计地开展各种语言层次的对比工作，包括修辞对比，以选择最恰当的语言手段，充分表达原作的思想或形象”。但他强调文艺翻译的“美学价值”和“创造性原则”。显而易见，任何文体和题材的翻译都离不开语言符号这个信息载体，文艺翻译自不能例外。可是，正如精通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家一样，掌握两种语言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合格的文艺作品翻译者。因为还需要具备其他的条件，如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创作才能以至“天赋”。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的趋向。在西方学术界处于现代综合思潮迭起的冲击下，翻译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进入了要求综合或统一的新阶段。以往尖锐对峙的苏联两大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费道罗夫也曾表示：“当代是各门科学空前协作的时代”，“现在仍然坚持在文艺翻译的理论中只有走文艺学的路子或只有走语言学的路子才是恰当的，这种提法已经过时了，落后了。”据此，巴尔胡达罗夫认为，这两派的理论“应当在共同的综合性的学科——翻译学的范围内进行协作。”他在书的结尾处还引用奈达的话强调指出，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翻译——它的含义比科学要广泛得多，它也是一种技能，而高质量的翻译，归根结底，永远是一门艺术。”这自然是对各种文体或类型的翻译所作的全面而笼统的提法。我倒是赞成对不同文体或类型的作品的翻译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即对论说(如政论、哲学论著等)、科技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定出不同的要求，而不是言必称“信、达、雅”或厘定“准确、通顺、易懂”等以不变应万变的统一标准。
“综合”这个概念是提到日程上来了。究竟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尚待求得具体的解答。目前只能说：前景未卜。怎么办？鄙意以为，惟一的办法或途径乃是继续发扬探索精神。这也是我们要从西方翻译界同行们学习借鉴的首要精神。正如《简史》所揭示，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硕果累累，但也不免有欠妥之处。关于“语言决定思想和世界观”、翻译要“不增、不减、不改”、“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等观点和比喻，以及“同等效果”、“同等反应”论等等，便值得商榷。但他们有个突出的优点：始终坚持不懈探索前进的勇往直前精神，这是有目共睹的。正是这种精神将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永不止息。《简史》的作者表现了这种精神，对西方翻译的历史作了可贵的探索，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引进西方翻译界的先进经验，也从其失误中吸取教训，以至开展中外翻译对比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线索和论据，这是令人无比欣慰的。
我愿引莱辛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语：“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
南 木
1986年6月15日
晨光熹微，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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