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咱们聊一聊学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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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写给中学生朋友的“同学，咱们聊一聊”丛书，联想颇多。

　　早在1983年，我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过《中学生心理学》。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固然因为我是一名心理学工作者，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当过13年的中学教师(自1965至1978年)。我热爱中学生，也熟悉中学生。处于青春发育期或青少年期的中学生阶段，是人生的黄金阶段之一。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期也是人生最宝贵而又丰富多彩的年华。青少年最突出的表现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富有理想、热情奔放，他们释放着聪明才智，身心都在迅速成长。青少年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其首要特点是过渡性，即从幼稚(童年期)向成熟(成人期)过渡，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是独立性与依赖性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时期。

　　青少年希望受到人们的重视，把他们看成“大人”，当成社会正式的一员。他们思想比较单纯，很少有保守思想，敢想、敢说、敢为。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是正确的幸福观、友谊观、英雄观、自由观和价值观，还都是谜。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增强，对于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好斗好胜。然而，他们的思想也具有片面性，容易偏激，容易摇摆。他们的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等高级情感在逐渐成熟。他们很热情，也重感情，但有极大的被动性，情绪情感的两极性明显，激情常常占有相当的地位。他们的意志特征在发展，在克服困难中毅力往往还不够。他们往往把坚定与执拗、勇敢与冒险混为一谈。他们精力充沛，能力也在提高和显露，但性格未最后定型，有时难以找到正确的活动途径。总之，青少年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阶段，难怪国际心理学界赋予他们种种“桂冠”：“心理断乳期”、“疾风暴雨期”、“反抗期”、“危机期”。所有这一切，亟需教育与培养，亟需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配合，从而使青少年度过人生有意义而动荡的阶段。

　　商务印书馆十分重视处于青春发育期或青少年期的中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工作，引进了美国出版的《同学，咱们聊一聊》的中学生读本。我仔细阅读了10册内容，觉得有四点值得充分肯定：

　　第一，讲究科学性，即上能根据教育目的和教育任务内容，下能针对学生特点，以便达到应有的效果。这套丛书作者的目的，不是就某个问题给青少年一个简单的答案或道德方面的评价，而是根据中学生读者的特点，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帮助青少年澄清一些问题，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并引导他们思考，然后作出某种抉择。

　　第二，强调可读性，即从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学术的角度出发，以个案研究的结果，用种种不同的故事，通俗易懂地阐述问题，给出每个问题的当代同龄人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知识，贴近读者，突出了可读性。

　　第三，强调实效性，即讲究效果。这里的10册书的内容包括中学生每天要接触的社会、学习、生活现实问题：钱、抽烟、家庭、家长、欺侮、死亡、学习生活、学习障碍、青少年赌博、心理障碍，通过实实在在的晓之以理，无形的德育尽力落到学生的观点和行为实处上，以便取得实用的效果。

　　第四，注意严谨性。这些“同学，咱们聊一聊”，毕竟译自美国的作品，中美的文化背景有差异，教育内容有区别，生活方式也不同，所以，商务印书馆编辑倪乐严格把关，取其精华，让中学生更健康地欣赏外国的作品。

　　我恳切地希望广大中学读者喜欢这套丛书，用自己的审阅能力，消化各种内容，并热忱地为作者、译者和出版者指出不足。

　　是为序。

　　　　　　　　　　　　　　　　　　　　　　　　　　　　　　林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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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我像一棵树

　　在中学生活中，我们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难的功课，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关注和帮助。

　　有空闲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静下来想一想，应该怎样学习，应该怎样面对生活，应该怎样克服各种困难、应对各种麻烦。有那么多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处理，我们目前要解决的是每天的功课、作业和各种考试，过些时候我们还要考虑中考、高考和就业。

　　我们都想有快乐的生活和顺利的学业，都愿意和老师、家长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同学、朋友和睦相处。因为，无论是突然之间还是循序渐进，我们都意识到，不能总依靠家长，我们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包括约会、参加社会活动和解决学习上、心理上的问题。但是我们离不开家庭的养育，离不开老师教导，况且我们身上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会惹出各种麻烦事，需要家长和老师帮助才能解决。

　　如果有什么人想用一句话概括中学生的形象，或许可以这样回答吧——中学生像一棵树。的确，中学生正处在身体、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成长积累阶段。在这个重要的过程里，自然会发生很多意料之中和之外的事情，就像一棵树会长出枝杈，这些枝杈有的以后会变粗，有的可能必须被砍掉或被整形。这些枝杈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这棵树是否茁壮，是否可以成材。而这些事情中有一些是中学生必须面对的，如培养学习能力，认识和家长的关系，结交新的朋友，建立消费观念，适应身体的发育，面对社会现象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这些在中学阶段生出的枝枝杈杈，就成了忙忙碌碌中学生活的组成部分。

　　可是中学生们是否想到过，解决这些问题最主要的依靠是什么?

　　我们通过出版这套“同学，咱们聊一聊”丛书，把我们对中学生的想法告诉大家。每本书名都直接给读者点明一个问题，也就像在一棵树的图画上放大局部的一个枝杈。其实，书里讲的无非集合了成年人的经验和比较科学的道理。同时，每本书里都穿插了一个或几个美国中学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读者，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分析和解决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自己不断提高的能力和知识，离不开和朋友、家长及老师等人的沟通和他们的帮助，而所有的这些无不体现着对自己、对别人的尊重和爱护。这就是我们人类特有的情感和理念，它叫“人文关怀”。在人文关怀的文化中，每个中学生是都能够成材的。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协助。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4年12月

　　　　　　　　　　没头脑的家伙



　　每当给大学心理学系学生上课，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刺耳的声音，每当闻到橙子和花生酱的味道，我眼前总会浮现出谢波德夫人的那个四年级算术课。每当在旧货市场看到老式课桌(就是那种桌面倾斜，而且掀开桌面可以看到抽屉里放着的书和纸张的桌子)，我总会想起从前那一幕情景：我们“嘎吱”一声打开桌面，拿出算术课本准备练习那神秘莫测的除法运算。一回想起这些，我总是感到胃部不适、恶心、胸闷，喉咙也一阵阵发紧。

　　记得40年前的那天，在谢波德夫人的课堂上，我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大气不敢出，尽量不让老师注意到我，这样她才不会叫我。就这样，整个9月份我都很走运，谢波德夫人从没叫我像其他同学那样到教室前面的黑板上做算术题。我想老师一定以为我很害羞，她一定没想到我缩到一边是因为我对各种除法运算一点概念都没有。同样，我对乘法也一窍不通，加减运算几乎不会。

　　从上小学一年级起，我就一直隐藏自己根本不懂算术这个丢人的秘密，我用学校午餐和偶尔从家里带来的玩具，跟其他同学交换家庭作业答案。因为我很文静，又不给老师惹麻烦，所以课堂上几乎没有被点过名。偶尔运气好我也能答对问题，不过，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那个答案的。同样，我也根本弄不清让我答错问题的一堆堆错误。当时我因为生病缺了不少课，所以大家都以为我不过暂时落后而已，最后肯定会赶上来。一直到后来因为搬家，我不得不中途插班到一个三年级的班级里，从此，一切都变了。到新学校的第一天，我就被叫去参加分班考试。在半小时的考试中，我只做了4道题，其中错了3道。

　　结果我被打发到一个学习进度慢的特殊班级。而最可恨的是邻班同学在走廊里碰到我时，总用“笨蛋”、“弱智”这些词取笑我。而几乎同样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无聊的课堂学习。每次老师要求我们在一叠叠誊写纸本上练习着色，我会连那写在浅紫色纸上的说明都懒得看，就把那堆本子塞进课桌的抽屉里，然后写起长达20页的小说。小说的内容是关于墨西哥印第安阿兹特克人的。1200年，他们在墨西哥中部创建了帝国，后来被西班牙人打败了。老师发现后，竟然说我的小说是抄袭其他书本的。还好妈妈赶来为我辩护，她说任何出版过的书，不可能出现那些我文章里到处出现的拼写错误。尽管我不懂数学，还常常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方式拼写单词，但是三年级期末时，校长还是决定把我安排到谢波德夫人的四年级天才班。

　　现在，我正坐在这个班级里，思想激烈地斗争着是否应该退出这个班级。

　　“凯•玛丽，请到黑板上来做第5题”。突然我听到谢波德夫人的声音。从前听起来如老奶奶般慈爱的声音这会儿怎么突然变得像女巫的声音。

　　我双膝发软，费劲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走到前排时，却发现自己把数学课本忘在座位上了。所有人都看着我，看着我回到座位拿课本，看着我在黑板上慢吞吞地抄着题目，他们一定也看到我抖得几乎抓不住粉笔的手指头了。其实，我在自己位子上抄数字都觉得是种折磨，就更不用说这种众目睽睽之下在黑板上写数字的滋味了。我一直把6、4和7倒着写，总是把6和9弄混，我实在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我多么集中注意力，有些数字好像就是不听使唤，结果我的练习本上到处都是歪歪扭扭的数字，我还记得那是一本蓝线格子的练习本。黑板比练习本大得多，这下子不是更糟糕嘛。

　　我一边在黑板上写着，一边悄悄地向地板祈祷，希望脚下的地面裂开一个大洞，让我钻进去。

　　我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写着，又把它们一个个地擦掉，可谢波德夫人还在一个劲儿地说：“再试试看”，“你是个聪明的女孩，真不明白怎么学数学有困难。”她接着叫下一个同学，还说一会儿再回来看我做得怎么样。

　　我身边的同学都做完题回到自己座位上了，而我仍然满脸茫然地站在那儿，脑子里净是一大堆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数字。我真希望谢波德夫人忘了她刚才说要再回头看我做得怎么样的话。

　　从小到大，我总是先听到别人夸我聪明，然后他们紧接着说的话一下子让我知道自己其实有多笨了。“瞧你，这么聪明，我闹不明白你怎么就学不会看时间……你怎么就看不出b、d和p的区别，分不清左右，不会写连体字，你真是太没头脑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嘛？”

　　寄到家里的成绩报告单总说我在课堂上开小差，说我成绩差。老师和家长批评我，告诉我上课要专心，要再努力一些，他们似乎觉得我是有意指挥自己大脑，制造混乱。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其实一直都在努力？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找到正确答案就那么重要。所有一切，无论是那些除法算术题，还是人们对我的期望，还是笼罩在我脑中的困惑，对我都毫无意义。尽管那个慢班很无聊，但我想既然自己那么笨，或许还是待在那个班的好。

　　很快，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黑板前，拼命地想着找出一个能让我最喜欢的老师满意的答案，但马上我就听到背后传来同学们有意压低的笑声。尽管我怀疑自己调到她的班上是否是个错误，可是我真的不想让她失望。

　　无奈之中，一股失败感突然向我袭来，我禁不住放声大哭，哭得全身都在颤抖。哭声大得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谢波德夫人也一定大吃一惊了吧？因为我一哭，她就马上让大家提前下课，然后紧紧抱住我，安慰我。

　　最后她问我，“孩子，你没背过乘法口诀表吧？”

　　我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我想自己一定会被调到其他班去的。

　　“嗯，我想，你换了学校，突然从原来三年级一下子跳到现在这个班，确实跨越太大了，”她说，“我们会帮你的。”

　　老师见我并没有因此振作起来，于是，她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到校医室，让护士给我妈妈打电话。妈妈见我惹事很生气，不过在谢波德夫人的极力劝说下，她总算克服了我丢人现眼这件事给她带来的尴尬。不久，爸爸妈妈开始每天在我放学后帮我补课。

　　他们教我数学运算和拼写练习，要求我做对了才可以吃饭。几乎每次晚饭后我都得花好几个小时埋头练习写字，我照着妈妈从前上学用过的那本已经很旧的帕默书法练习本上的字，极力模仿一笔一画是如何流畅地连接起来的。通常，如果不是在练字，我就坐在厨房餐桌一头，与坐在另一头的爸爸玩多米诺骨牌。爸爸认为多米诺骨牌或许多少能让我弄懂从前没注意到的数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几乎没时间写信、画画了。从前每周我用妈妈那台破旧的打字机为社区报纸打字，然后再把报纸卖给邻居们，还可以挣上一便士，现在这也不可能了。从现在起，我必须“脑袋开窍”，不能再“偷懒”了。后来我打字时，拼写错误少了，表达也更清楚了，但这一事实却反而成了我坚决主动抵触学习、故意粗心大意的证据。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直接这么说我，但我怀疑爸爸妈妈一定把我的糊涂当成我是个坏孩子的表现了。说得好听一点，我是个叫人失望的孩子。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让人失望的坏孩子，我晚上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看书，逼自己提高识字能力。有时只是为了弄明白某个词的意思，必须五次六次地重复念一个词。最后，还是南希•德鲁，还有劳拉•英格尔丝•怀尔德救了我，他们的故事成功地为我解开了字母、单词和句子的谜，把我带到一个没人怪我不专心不努力的世界。我不再因为笨拙被人取笑而感到心里不好受，也不再因为体育课上总不选我参加运动队而感到被人抛弃。他们带我进入一个想像的世界，在那里，不会系鞋带的人照样有前途。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坚持上完四年级，接着小学毕业，又上了初中。我靠自己学会了扬长避短，还学会在别人有机会取笑我、伤害我之前自嘲一番。尽管我的成绩从来都不是很优秀，但我还是成功地完成了学业。

　　到了高中，通过阅读约翰•斯坦贝克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书，我不再害怕西班牙语课、驾驶课、体操课和代数了。每次回到家，似乎作家们都在等着我，这其中除了他们，还有鲁默•戈登、弗兰纳里•奥康纳和凯瑟林•安妮•波特，是他们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考上大学。我盼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把故事讲得那么好，我也意识到只有接受更多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

　　到了大学，我不想再按传统方式学习。我首先承认自己与别人不一样，然后自己闯出一条富有挑战的路子。四年中，我列出无数张必做事项的长串清单，记下他人称为捷径的方法，靠这些我终于完成大学学业。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知道从哪儿查找正确答案，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正确答案一股脑儿塞进脑袋更有用。一些大学教授很欣赏我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也开始慢慢地喜欢学校了。后来，毕业五年后我又报名参加研究生学习。

　　攻读研究生课程期间，我第一次听说“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简称LD)，第一次知道有一种改变大脑信息处理的学习障碍，医学上称为“读写困难症”，一般称为“诵读困难”，它的英文是“dyslexia”。虽然我从未正式参加过诊断测试，但还是发现我自己从上幼儿园之前起就一直有学习障碍症状。

　　我发现有诵读困难的人通常有以下特点：

　　•　颠倒字母。

　　•　由于分不清左右，所以不会看时间，也不会扎蝴蝶结。

　　•　由于总是颠倒数字，逆向解题，所以数学常常学不好。

　　•　智商稍高于一般水平。

　　最后，我终于弄清楚，为什么像我这样人人说聪明的女孩竟然会这么笨。而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不少窍门能让有诵读困难和其他学习障碍的人生活得轻松一些。其中一些小技巧是我自己发现的，比如，列清单，用有色笔在书上做记号，用电脑打字不用手写，想找路时请人帮忙画张地图。还有其他一些我还不熟悉的技巧。此外，我还发现计算器和带拼写检查程序的电脑有很大用途。我也发现，用一盒自己最喜欢的巧克力脆条甜饼做交换，请朋友帮助修改文字或者帮其他忙，在大人眼中，这可能并不是一种欺骗行为。

　　当我越来越了解诵读困难给我带来的问题时，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带给我的好处。我专注于自己强项的同时，也积极寻找新的优势。我越来越觉得现实地设定目标并且实现目标比以前容易多了。尽管我可能永远当不了会计或电脑程序员，但我确确实实以平均“优”的成绩完成了咨询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之后我开始写作生涯，迄今已在五百多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了12本书。在过去10年里，我也上过大学写作课。这些对一个曾被称为没头脑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回头看看，我发现学习障碍本身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问题，反倒是因为学习障碍而消极否定自己引起不少麻烦。

　　我成功了，但诵读困难仍然影响着我的生活。比如，别人讲给我听的笑话，我不知练习了多少次，但每次想重复讲这个笑话时，总是把笑话里的关键妙语弄错。而一想到学外语也会把我吓个半死。尽管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集中注意力，可还是常常忘记字母“i”上有一点，“t”上有一横，要不干脆就记成了“t”上有一点，“i”上有一横。而在我不得不告诉别人方向时，我仍然得伸手去拿纸和铅笔，好确定哪只手在右边。有时我累了，压力太大，或者心里想着其他事，我很可能就会把儿子生日蛋糕上的名字拼错，在蛋糕上撒上盐而不是糖，或者在杂货店的货架上盯着某个豌豆罐头盒上的标签看，心中纳闷：怎么有人把豌豆印成了apes，而不是peas。

　　不过多数时候我并没有让这类事烦我。我知道自己有不少长处，比如，我能看到事物的全貌，找出一些有创意的想法，并且还知道正确的做事方法，这些都使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值得了解、值得聘用的人。不错，有时为了不忘记自己的电话号码，我不得不把号码写在地址本首页，但这并不能怎么样。偶尔还有人叫我没头脑、糊涂虫、傻姑，或者更难听的话，我告诉他们我的思维方式与他们不同，我有诵读障碍，如果他们仍不罢休，还取笑我，我就避开他们，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这种行为也是一种障碍，一种表现为不宽容的理解障碍，或许这种障碍比我的学习障碍更严重呢。

　　有一段时间，我恨谢波德夫人揭开了我一直隐藏着的秘密，恨她让我爸妈帮助我上完四年级和以后的每个年级，这种帮助太严格了——谢波德夫人这么做简直就是在惩罚我。我更不喜欢爸爸妈妈每晚为我安排的那些折磨人的功课，不喜欢他们在我几乎受不了想退学时，对我再三劝阻。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老师和父母都不了解学习障碍，更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它。尽管他们的方法与今天人们用的方法不同，但他们是关心我的，他们想尽最大努力来帮助我。他们觉得还有希望，所以没有放弃我，也不让我自我放弃。对于这一切，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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