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应对研究 平装

了解海洋灾害，应对海洋灾害，建设海洋强国。

《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应对研究》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应对的相关历史，讨论海洋灾害应对机制体制的历史变迁。在历史叙述的部分，将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分为晚清、民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四个阶段，分阶段有侧重地梳理我国政府在海洋灾害应对中的体制变革，梳理中国社会在海洋灾害应对中的机制发展。体制与机制的变化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得以展现。该书通过细致的史料整理，较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应对的体制机制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行文中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关怀。



 

蔡勤禹，历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史学会慈善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理事等，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慈善史和灾害史研究。出版《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等著作多部，发表相关研究论文数十篇，获得各种奖励十余项。
景菲菲，历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与中外关系史。在《史学月刊》、《安徽史学》、《城市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

本书通过梳理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体制机制变迁轨迹，总结应对海洋灾害体制机制演变的原因，揭示演变的规律，为当下及今后我国应对海洋灾害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此，本书以应对海洋灾害的体制、政策及其运行机制为要素，将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体制机制分为近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应对体制机制初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应对体制机制调整与发展和当代我国应对海洋灾害的综合开展四个部分，系统总结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机制从传统向现代变革历程，透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及诸多层面的互动。

绪 论
第一章 近代海洋灾害应对体制与机制变迁  
第一节 近代海潮灾害时空特征与灾害等级
第二节 近代应对海洋灾害救济体制的演变
第三节 近代应对海洋灾害的社会动员机制
第四节 近代应对海洋灾害其他机制的变革
第二章 近代应对海洋灾害实践考察
第一节 近代江浙海塘修建修复与管理制度
第二节 年天津大沽口海冰巨灾与应对
第三节 年青岛风暴潮灾害与应对  
第三章 现代海洋灾害演变与应对体制变革
第一节 现代海洋灾害演变趋势
第二节 现代应对海洋灾害体制变迁
第四章 现代海洋灾害应对机制变革  
第一节 应对海洋灾害的社会化动员  
第二节 应对海洋灾害的法制化建设  
第三节 应对海洋灾害教育的开展  
第四节 应对海洋灾害的国际合作  
第五章 现代应对海洋灾害个案研究  
第一节  年浙江抗击台风风暴潮
第二节  年渤海湾冰灾及救助行动
第三节  年青岛抗击浒苔突发灾害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结 语

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应对体制与机制变迁的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应对的发展线索与脉络。
第一，晚清是中国海洋灾害应对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晚清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启动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海洋灾害应对体制和运行机制开始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在应对海洋灾害体制方面，受西方思想影响，政策制定上从传统的荒政体制“以救为主”转向“建设与救济并举”，机构设置上应对灾害职责的划分更精细。同时，随着清政府权力的弱化，抗灾救灾更趋社会化，救灾体制从传统以政府为主转变为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
晚清时期海洋灾害预防机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点：一方面传统巫术禳灾和修堤筑塘在继续；另一方面出现新变化，一些沿海城市在租界内设立气象观察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对海洋灾害的经验性判断，科学的预报已露端倪，应对海洋灾害的关口前移。电报技术的应用使灾害信息传播速度加快。
晚清时期更侧重于海洋灾害发生后的抗灾救灾，尤其在突发重大海洋灾害时，政府的赈济与安辑仍发挥作用，同时，民间组织进入海洋灾害应对体系中。渔民和沿海民众以妈祖信仰和各种海神崇拜作为精神上的应对手段，从渔帮到渔会，顺应时代趋势，通过互助性组织来实现互帮互助，并在常年与海洋灾害的
斗争中总结出一些应对措施。随着晚清政府的整合与控制能力减弱，抗灾救灾越来越依赖士绅力量，出现应对海洋灾害的社会化趋势。
上述变化标志着近代应对海洋灾害体制机制变革的开始。不过，晚清在海洋灾害预测预警准确性、应对措施有效性、制度常设性方面存在着显著不足，这是由农业社会技术和体制的时代局限造成的。
第二，民国时期，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海洋灾害应对体制和机制。民国时期在应对海洋灾害方面的现代化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体制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专门赈灾机构，逐步形成管理科层制，初步建立起应对海洋灾害专业化的垂直领导决策体制。在技术层面，现代技术得以应用于海洋灾害的预防和处置中，如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建立，与沿海主要城市气象服务机构连成一体，使得对台风、海上大风等海洋灾害的预报能力显著提升；一些观象台成立海洋科，为应对海洋灾害提供科技支撑；沿海省市铁路的修建，提升了处置海洋灾害的速度和能力。在法制保障机制层面，一些专门针对海洋灾害的法规和适用于海洋灾害的许多防灾救灾法规颁布，使海洋灾害应对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法制化。在灾害信息沟通机制层面，现代电报技术和电话的应用使灾害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报纸的增多和广播的出现使传播手段多样化，灾害信息传播内容增多，为更快速有效地应对海洋灾害提供了可能。
此外，社会民间组织进一步深入到海洋灾害应对中，比如慈善组织积极参与海洋救灾；新兴学术团体致力于关注和探讨海洋灾害；合作制度传入中国，各种形式渔业合作社发挥抗灾救灾职能；渔户协作修建海塘、海堤等。应对海洋灾害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当然，传统的海神信仰仍然给沿海民众以应对海洋灾害的精神力量。传统与现代交织仍是民国时期民间应对海洋灾害的特点。
不可否认，民国时期现代海洋灾害应对体制机制虽已初步建立，但由于政治的纷扰和国家的动荡，降低了应对成效，海洋灾害损失仍然很大。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是现代海洋灾害应对体制和机制调整与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管理体制确立，政府日渐全能化，海洋灾害应对体制由多元化的动员模式，逐步变为以各级政府全权负责的救灾模式。在管理科研层面，随着国家海洋局的成立，海洋灾害预报预警的组织管理加强，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成立。在海洋灾害预防机制方面，五六十年代大兴水利建设的热潮，一些入海河流堤坝的加固、大量海岸工程的修建，使海洋减灾工程在应对海洋灾害中发挥持久作用。在信息沟通机制方面，报纸和广播日益普及，成为人们获取海洋灾害信息的主要途径，但是信息不透明，制约了公众对灾情的全面了解。应对海洋灾害的法制保障则没有明显发展。这一时期防灾意识仍较低，技术有限和物质匮乏，靠人海战术抗灾，再加上趋向封闭性减灾，海洋灾害损失仍很严重。
民间社会应对海洋灾害在建国初期表现为在自力更生原则下，实行自救、自助、助人，慈善组织等自主性民间组织解散，半公有性质的合作社，如渔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代之成为地方抗灾救灾主体。随着60 年代社会更深度地同构于国家，社会结构充分单位化，社会的边界严重收缩，乃至几乎消失，海神信仰等民间信仰被彻底批判，社会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同质化，民间的活性几近被淹没。
第四，改革开放后，现代综合性海洋灾害应对体制和机制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灾害应对体制和机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在海洋灾害应对体制方面，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集权模式，确立了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制度。特别是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使中国应对突发事件机制有了飞跃。在海洋灾害应对机制方面，建立起政府为首的突发海洋灾害协调联动机制，从中央到地方由应急办公室协调政府和各部门、民间组织展开海洋灾害应对处置工作。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将十几个相关业务部门统一到一个部门进行组织管理，打破了应急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从国家海洋局到沿海省市编制了各层次突发性海洋灾害应急预案，从过去的经验性应对走向理性制度化应对。积极构建海洋灾害保障机制，包括法律保障、资金保障、物资保障、技术保障、心理保障、社会保障等等，一些保障措施填补了以往空白。工程性和非工程性防灾机制获得长足发展，修建防潮海堤和海塘，在沿海建立了三级海洋预报系统，实行四级预警制度，海洋灾害信息传播趋向公开透明。国际合作机制快速发展，海洋减灾从封闭走向开放。总之，我国海洋灾害应对机制从长期以来被动应对发展到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全程综合性应对，现代综合性应对海洋灾害机制初步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向多样性与自主性方向发展，社会自身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蓬勃发展，曾被压抑的社会创造力爆发。社会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海洋灾害应对，各种慈善组织、志愿性组织等社会团体直接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灾害的预防、宣传和抗灾救灾工作；市场经济促生各种类型合作组织和经营性公司，在灾害面前它们直接参与抗灾救灾，互助合作；国际志愿组织进入中国参与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灾害防治，民间应对海洋灾害走向开放的国际合作之路。民间社会日益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与政府力量协作、配合、互补，建构起全新的中国海洋灾害立体化的综合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