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天赋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有利条件,一个人若在记忆、理解、想象、文辞各个方面都超出常人,其成才的道路自然要顺畅得多。可是经验表明,单凭天赋还不足以成为“良史”。训练、实践和勤奋同样十分重要。前辈学者总是提醒后学,要趁年轻多下苦功,“打好基础”。中国古代史专家赵光贤谈到,研究历史,“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要打好基础”。他所说的这种“准备工作”或“基础”,包括理论修养、古汉语能力、目录学和校勘学知识。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对治学的“基本功”做过更具理论色彩的界定:一是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二是本学科的基本材料;三是本学科的基本研究手段;四是本学科的基本操作规程。如果将他们两人的说法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比较完整地看到治学“基本功”的内涵:丰富而可靠的专业知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修养,广博而详赡的材料占有,精纯而实用的方法技艺,严谨而得当的学术规范。初学者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用功,就不愁不能逐步接近“良史”的目标。
人年轻时是“打基础”的最佳阶段,这是常识,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这个时期人精力旺盛,吸收力强,倘若全力以赴,无疑能够为今后的学术发展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可是,年轻人也容易耽于幻想,难以抵御各种诱惑,以至把持不定,虚掷时光。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似乎不仅仅是提醒年轻人趁早用功的一个警句,而更像是许多“过来人”的心酸体会。另外,治史者还需要长期积累和终身磨砺,即使是有成就的学者,也须不断学习,以改善素质,增进学力。如果一头扎进自己的专业领地,成年累月只知道做课题、找材料和写文章,而忽略修养的提高,似乎也难以成为学问大家。古语说“文章老更成”,史家的学问来自于不舍涓埃的长期积累,同时还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来检验。
归根结底,才、学、识三者的结合,方构成史家的综合素养。治史者探究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是面对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只能依靠一些蛛丝马迹来探知过去的“真相”,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和高明的技艺,如果没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打通古今的魄力,就难免感到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史家毕竟又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其研究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和成见,也无法抹去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在其精神上打下的印记。因此,为获得可靠而可信的历史知识,史家不得不面对许多难题,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也很可能举步维艰。除此之外,综合素养的高低,还会直接影响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并最终反映在论著的学术水准上。关于综合素养的重要性,美国治中国史的名家史华慈在1964年说过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最根本的一点是(话虽陈旧,但说的是实情),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学科背景,他的整体文化素养(或者说他的“整个教育”)越广博,越深厚,他就越愿意调动他所拥有的一切才智来作用于他正在探讨的课题。这种才智不论是否来自其学科的“方法论”,都能够增加他说出有意义的东西的可能性。相反,如果用独立自足的(self-contained)“模式”或“体系”来狭隘地看待某个孤立的“学科”,并将它机械地运用于一种文化(无论是当代的还是“传统的”),而一个文化修养有限的人对这种文化的任何其他方面又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就会导致没有创造性的、甚至是荒谬的结果。
史华慈在这里强调的是,治史者不能只顾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忽视整体的文化修养,否则理论和方法也难以发挥作用。他当然不是说,方法对于治史是无足轻重的。史学早已成了一个专业,但凡专业都有自己的专门方法。不过,不同时代的史学,在方法上自有不同的特点;历代史家对方法及其意义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