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哲学（第45辑） 外国哲学

外国哲学专业优秀集刊
 

韩水法，1958年生，浙江余杭人。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康德哲学暨德国唯心主义、政治哲学、韦伯与社会理论、当代中国思想、大学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汉语哲学。出版研究著作六部，译著三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外国哲学》是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业学术出版物，至今已出版了四十多辑。《外国哲学（第四十五辑）》共有六个栏目，分别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中世纪哲学研究、近代哲学研究、现代哲学研究、比较哲学研究、青年之窗。古希腊哲学研究栏目收录一篇论文《亚里士多德论συμβεβηκός》，讨论συμβεβηκός的两层含义。中世纪哲学研究栏目收录了一篇探讨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论文。近代哲学研究栏目收录了一篇文章，主要探讨康德的世界公民法权。现代哲学研究栏目收录了五篇论文，分别讨论梅洛-庞蒂的主体性概念、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学理关系、对中期维特根斯坦“意义体”的阐释、生物学视域下的道德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意志薄弱的概念和发生机制。比较哲学研究栏目收录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普遍主义。青年之窗栏目收录了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使真者最大主义和感觉替代之后的直觉模式。
 

古希腊哲学研究
吕纯山  亚里士多德论συμβεβηκός
中世纪哲学研究
骆宣庆  马基雅维里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吗？
近代哲学研究
赵  陆  空间自由及其限度：康德世界公民法权的严格主义解读
现代哲学研究
刘  哲  主体性的退隐——从作为知觉经验的表达到作为表达经验的知觉
孙  宁  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康德与非康德因素
徐  强  “无物隐藏”——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意义体”隐喻的第四种阐释路径
王东华  生物学视域下的道德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斯特里特的进化的揭穿论证的二难困境
朱连增  意志薄弱的概念及发生机制
比较哲学研究
项舒晨/著 张翊轩/译  情、感、通：从中国哲学的视角论“普遍”的去殖民化（一）
项舒晨/著 张翊轩/译  情、感、通：从中国哲学的视角论“普遍”的去殖民化（二）
陶艳柯 叶  隽  “二元三维”与“世界主义”？ ——以《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和普遍主义》为中心的讨论
青年之窗
刘纪琪  反驳菲奇式使真者最大主义论证
蒋  薇  感觉替代与知觉模式
《外国哲学》征稿启事

在哲学上，意志薄弱常常意味着，一个人违背其最佳判断来行动。这一看法被威金斯（David Wiggins）明确表达为：“当一个人能够选择较好的行为方式时，却有意选择他所知道或相信是较差的行为方式。”关于意志薄弱的这一理解范式是以行动者的认知为出发点，认知与行为的背离或看似背离构成着意志薄弱的基本特征。而这一理解范式的形成可以溯源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人在知道或相信有另一种比他所做的更好的事情且有能力做此更好事情的情况下，会继续做他认为的较差的事情。柏拉图在该语境中试图表明，无人有意作恶，生活中发生的恶行，只是因为作恶者对善的无知。这实际上是在人的认识和行为之间设定了一种必然的一致性，但其衍生出来的含义就是，不存在上文意义上的意志薄弱现象。这种理论设定的反直觉性激发了亚里士多德对意志薄弱的专题性反思。在他看来，苏格拉底所坚持的“没有人会明知善而去做与善相反的事”，是与现象不相符的。对意志薄弱现象的研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通过对“不自制”（akrasia）这一概念的分析而展开。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不自制者就是不能按照他所认识到的善恶观念而行动的人。他在行动中不能够受善观念的引导，也不能避开他所认识到的恶。因此，不自制者不同于不节制者或放纵者，放纵者追随自己的欲望而行动，却并不认为这种欲望和行动是坏的，放纵行为出于其自主的选择；而当不自制者做同样的行为时，能够认识到这样做的错误，并总是伴有悔意。他做出错误的行为常常是未经考虑的。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自制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恶）。因为，不能自制者不是选择，而恶则是选择”。需要指出的另外一点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说一个人不自制，并不是说他总是在行动中违背自己的意见，而是违背自己真正认识到的善观念。如果一个人所持有的观念是恶的，那么，不按照这种虚假观念行动反而值得称赞。
如果我们深入考察亚里士多德对于不自制的阐述，就会发现，不自制有两种可能的根源，一种源于认识内部的断裂。严格来说，这种意义上的“不自制”并非真正的不自制，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升级的柏拉图主义主张，即，“完整的认识与行动”始终保持着一致性，因此，真正的不自制并不存在。另一种源于认识和行动之间的断裂。无论哪种形式的断裂，亚里士多德都将之归因于情感或欲望对理性的冲击。
亚里士多德区分出“普遍性的认识”和“特殊性的认识”以及“空泛的认识”和“实践智慧”两组对立关系。造成不自制的断裂发生于这两组的前后两项之间。如果一个人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认知，但却对相关的特殊性认知并不了解，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做出错误的行为。因为，行动不仅需要普遍性知识的引导，还需要特殊知识的约束。普遍性认识与相关特殊认识的结合，构成实践三段论推理。例如，“吃掉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是好的”属于普遍性认识，被称为“大前提”。普遍认识并不能保证我们对“哪一具体事物是有营养价值的”做出正确判断。如果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哪些具体事物是有营养价值的，就有可能错把冰箱里发霉的苹果判断为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冰箱里那个发霉的苹果是有营养价值的”就属于特殊性的认识，被称为“小前提”。根据这两个前提，便可以推断出“吃掉那个发霉的苹果是好的” 这一结论，并据此做出吃掉那只发霉苹果的错误行动。由此可见，特殊认识的错误（当然也包括推理过程的失误），会造成行动者在持有正确的一般认识的情况下，做出与正确认识相悖的行为。但是，如果行动者的“实践知识”是正确而完整的，那么，他就必定会做出正确的行为。于是，亚里士多德实际补充了柏拉图“知善而为善”的观点，只不过这里对善的知，是一个由一般性的知识和特殊性的知识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另外一种导致意志薄弱的断裂发生于“空泛的认识”与“充分的认识”之间。一个只具有空泛认识的人，把知识当作演员的台词来背诵，却并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这种知识。具有充分认识的人，总是能够有效地运用这种知识。只懂得游泳动作要领却不会游泳的人，显然并不具备关于游泳的充分知识。按照这种看法，认识与行为之间存在着断裂，但这种断裂应该通过不断地训练、培养实践智慧来加以弥合。因此，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按照他所认识的善去行动，只表明这个人缺乏健全的人格。正如贝尔（Kathi Beier）所解读的，“不自制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失败或弱点”，“因为不自制的行动者丧失了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性，因而，不能实现人类行为的充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