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第44辑） 中国学术

 深研先哲奥义，激活学人巧思，以《中国学术》通读中国学术

承载二十余年学术积淀，所选文章涉及领域广，主题和研究范式多元化，专业性强，颇具理论深度，充分体现学者对各自专攻学科的深入洞见

本辑《中国学术》沿袭过去二十余年的办刊传统，精心挑选来自海内外学界的数篇文章，所涉领域遍及文学、哲学、政治、历史与宗教，既有深奥的概念探讨，又有新议题的生动阐释，足以令具有一定知识基础与不同学科兴趣的读者一饱眼福。

 

刘东教授，著名学者，现任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早年师从思想家李泽厚，学术上以国学、美学、哲学、比较文学等为主攻方向，先后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等校任教，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现已发表著译作品十七种，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中国学术》是由浙江大学中西书院主办的一份学术期刊。现第44辑共收录论文8篇，评论3篇，书评10篇，共27万字。本辑所录的学术论文遍及古希腊哲学、语言学与诗学、佛教理论等领域，如迈克尔•斯洛特《自然的必然齐一性》主要处理了休谟提出的“自然齐一性”问题，萧驰的《方块字与“山水诗”》着眼于诗中的文字，以不同视角尽显汉字之美。三篇评论分别就“乾隆下江南”与“汉化”的关系、明朝国号“大明”意义及其由来、汉代经学的正名与声训三个论题展开，论述深入而精妙。十篇书评对应的书籍多为近年新作，涉及生态问题、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汉学研究等领域，篇幅精干，内容丰富。

卷首语
论文
吕克•布里松　柏拉图论嫉羡（phthonos）
王　纬　霍布斯和亚里士多德论因果性与人的自由
迈克尔•斯洛特　自然的必然齐一性
杨　朗　稍纵即逝的平衡——《天边有一块乌云》中的“轻”与“重”
萧　驰　方块字与“山水诗”—— 一个语言进路的探讨
孙学堂　司空图“韵外之致”说新探
陈　帅　从陈那到“龙树”：新见清代慧善《因明入正理论略疏》评析
茅宇凡　《成唯识论》的阿赖耶识转变说及其对外部世界之构建
评论
刘　东　如何看待“汉化”——也谈“乾隆下江南”的问题
徐　泓　明朝国号“大明”的缘由及意义
李　科　以名为政与依声立说：汉代经学的正名与声训问题
书评
于洪　全球气候问题治理的困境与出路——评《政治理论与全球气候变化》
卢兆瑜　政治生态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谱系——评《政治生态学》
郭军伟　保罗•科利尔对自然伦理观的省思——评《被掠夺的星球》
赵博文　消费何以影响环境——评《消费的阴影：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辛智慧　18世纪欧洲思想光谱中的亚洲叙事——评《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冯立君　内亚史研究的谱系——评《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
何余华　他山之石，异域之眼——评《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
陈　帅　中国逻辑学何来——评《中国逻辑的发现》
池　翔　人参与清代中朝关系的物质维度——评《人参与边疆：清代中朝边界和政治关系（1636—1912）》
廖基添　注重实证　多元观察——评《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

卷首语

又轮到为这一期撰写序言了。不过在正式动笔之前，既已打开了《中国学术》的文件夹，也就顺便浏览了以往的卷首语，算是对于学术生涯的一番回顾。这项繁琐且耗神的主编工作，是自己从社科院开始承接的，而接下来又大体上是十年一度，先后转移到了北大、清华，以及眼下所在的浙江大学，可无论再怎样“乾坤大挪移”，都把这个重担背负了过来，至今竟已是二十五个年头了！
打开这一系列的卷首语，就重又记起了创刊时的紧张、组稿时的苦恼、出刊时的喜悦、坚守时的煎熬……当然，这一切如今都算是过去了，而眼下的这份编辑工作，对自己只属于日常的功课，好像命中就应去按时完成。不过，重读这些昔日写下的文字，还是能找回当时的兴奋劲儿，无论是面对其中概述的精妙文思，还是又透过那些高明的创见，回想起众多好友的谈锋与面容……
由此又不免联想到，刚收到了一本题为《龙与士》的画册，集中呈现了明代士人的、以往不怎么被重视，也未必会被当作“书法”的笔墨；尤其是其中那些信手写下的、尺幅往往很长的联句，虽不无酬唱和逞技的成分，甚至还透出了微醺的酒气，却让我们到了几百年以后，还能够若有所思地领悟到，在那个其实很不“光明”的朝代，恰是通过文人间的相濡以沫，才达成了心力上的相互支撑。——更不要说，也正是这种心照不宣的印证，才烘托出了斯文未坠的氛围，而终究在文明的艰难延伸中，起到了守先待后的传递作用。
论文栏的第一组，集中于希腊哲学的永恒研讨。吕克·布里松所聚焦的，是希腊人心中的所谓“嫉羡”（phthonos）。这是一种由他人在财富、荣誉、知识和德性方面的优越性所带给个人的痛苦情感。不过，柏拉图却通过谴责这种情感，否定了神话学，并以神学取而代之，而后者则是一种关乎神圣的理性话语。换言之，柏拉图用哲学取代了悲喜剧，尤其是悲剧；如此一来，知识也便取代了引发滑稽的无知，爱欲亦被导向了对于知识的追求。柏拉图拒斥那种以嫉羡为原动力的历史，那种以诸神的嫉羡作为人类悲剧命运之缘由的历史， 那种由人类间的嫉羡引发了内外战争、谋杀、各种争斗与偷盗的历史。竞争（agón），这个在希腊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概念，到这种语境下也就被抽离了，唯有在说到美德时可以算作例外。接下来，王纬想要澄清的，则是对于希腊哲人的一种误解。亚里士多德有关人类自愿行为的学说，曾被霍布斯理解为一种自由意志论，但这跟前者本人的观点刚好相反。由此，作者便首先指出了这两位哲人的行为理论——和人的自由相关的理论——之间的相似性；接着，作者又考察了作为他们各自行为理论基础的感觉理论和因果性理论，并借此来寻找二者行为理论之间内在相似性的依据；最后则澄清了二者在人的自由问题上的观点差异，来源于他们对于因果性之理解的差异，而不是他们对于人的本质之理解的差异。
论文栏的第二组，是从两个看似不同的侧面，涉及了人类理性的性质，以及由此导致的“形而上的不可能”。迈克尔·斯洛特经由对魔法的辨析，来处理有关自然齐一性的问题。作者认为，从人类认识本身的特性出发，魔法的与形而上的先验不可能，意味着自然必须是齐一的——正是在被休谟质疑其必然性的那种“齐一”的意义上。由此，如果自然的齐一性是一种先验的必要性与保证，那么，休谟反对归纳的主要论点也就无法落实了。从这种立场出发，作者就既基于心灵的事实，否决了任何上帝创世的奇迹；也基于这种先验的齐一性，抵达了一种前批判主义的前休谟思想，仿佛又回到了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接下来，杨朗则通过对于刘东近作的研读，凸显了“有限理性主义”的精义。作者写到，刘东曾在《天边有一块乌云》中指出，孔子的思想也是基于一种类似存在主义的、由外在主宰缺席而导致的价值空白；然而，有别于存在主义盲动介入或纵身一跃的非理性应对，孔子反而以富于创造力的方式，严守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界限，给出了合乎理性的人生解决方案，从而在一种警醒的有限乐观中，造就了最为平和与人性的生死观，而这样的思想特色，也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人类现今仍然置身于存在主义以来的困境，所以孔子的这种“有限理性主义”精神，也为这种虚无困境的解脱提供了真正的启发。作者指出，这一历久弥新的中国精神传统，恰可以在现代的语境中释放出潜能，帮助人类思考一条既合理也合意的未来之路。
论文栏的第三组， 聚焦于中国古代的诗学。萧驰的兴趣集中在理论方面。作者指出，汉字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迷恋空间之“形”的倾向，而他想要基于中外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既有研究，到各个文化领域去验证这样的倾向，并特别去考察汉语诗歌有利于空间表现的种种功能。于是，作者依次说明了汉语书写文字的几个重要特征，如以单音节的字符兼标示概念和语音的汉字具有离散性，对经验的编码以名词为重点，以及语法组织主要依据感觉之序中形成的像似性词序。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于空间中“形”的迷恋，确乎具有印欧语言所不能及的“非凡的空间表现功能”。孙学堂的兴趣集中在考辨方面。作者指出，如果撇开《二十四诗品》而细阅《与李生论诗书》，便可发现司空图并不提倡“直致所得”，而他所讲的“韵外之致”，除了包括来自情思与意境的“审美趣旨”，还包括“讽谕”“抑扬”等意涵，并不排斥“微言大义”。另外，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不仅概括了“韵外之致”的“美学内涵”，还要求诗人用意构思要深远曲折，实际已解决了“韵外之致”如何实现的问题。进一步说，在司空图自己举出的得意之作二十四联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精思结撰之作，这与他所推崇的王维、韦应物的诗歌相比，感情氛围和“风神情韵”减少了，用意精细的“筋骨思理”则增加了。由此可知，“韵外之致”既是对唐诗以情韵取胜的创作经验的总结，又预示与含摄着将要到来的宋诗重思理、尚意蕴的特质，可称为“结唐开宋”的诗学理论。
论文栏第四组，聚焦于佛典及其教理。陈帅的文章指出，慧善的《因明入正理论略疏》成书于清代的康熙年间，是对《因明入正理论》的注释；如果围绕此书进行相关研究，便可填补在清代因明方面的空白。因此，作者首先基于自己对于该书的前期校勘和整理，介绍了目前所见的两种版本的相关信息。尔后，又选取了宗支构成及因三相的相关解释作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对照着《因明入正理论》原典、《宗镜录》及明末清初的五种因明注释，探究了《因明入正理论略疏》的注疏特点。作者指出，该疏属于一种集解性著作，且对明清时期处于独立探索诠释阶段的汉传因明来说，可以被视作一例典型。茅宇凡的文章指出，《成唯识论》将阿赖耶识的作用分成了作为潜能（种子）的因转变和现行的果转变。其中的因转变中有两种习气，即异熟习气和等流习气（名言熏习）；而这两种习气恰好对应于《摄大乘论》所说的两类因果关系（缘起）。由此种缘起而产生的果转变阿赖耶识，也同样具有两种所缘，即内在的身心整体和外部世界（器世间）。总结地看，这两种习气、缘起和所缘，分别对应并解释了两组哲学议题，即个体生命的因果如何相续，以及客观世界在否定外境之前提下如何构建。
评论栏发表了三篇文章。 刘东的长篇书评论文，以乾隆的“六下江南”为个案，探讨了“汉化”问题的复杂性。如果仅从“巡幸”与“马背”的同构关系来看，乾隆这种自我宣示的“南巡”，好像是维护了马背民族的“满族性”，不过也应当看到，他这种看似“合乎祖制”的频繁出游，在维护政权、保持满汉之间平衡的同时，反又相当突出地表明，他已被具有相对“高度”的汉文化给同化了；换句话说，乾隆带着母亲的这种南方享乐，并非只是出自喻告中的政治考虑，而更是被那里发达的世俗生活所吸引。由此可知，这个历史案例反而演明了，清代统治者想要保持的“满族性”，终会消融在“汉化”的历史趋势中。再进一步说，尽管此时的“汉化”在一方面，当然“往往就等同于弱化”；不过在另一方面，又正由于“满汉之间”的双向互动，人们才得以取道于“文化间性”，去向更上一层的“文化高度”攀升。由此可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去计较“汉化”前的原生形态，而更应着意于一种“价值理性”是否正确，或一种具有“文化高度”的“生活世界”，能否被该世界之外的人欣然接受。徐泓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明代国号“大明”的出处究竟何在。作者指出，基于夏原吉、祝允明、田艺蘅、焦竑等人的记载，都很难辨明历史之本末。1923年，日本学者和田清曾以火德来解释“大明”的国号；1941年，吴晗则主张“大明”国号起于明教，此说还一度成为主流学说。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杨讷又对吴晗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明教于北宋末合于白莲社的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而他这种“明王出世”并非源自明教的主张，也正好与台湾学者王见川的研究耦合。新世纪以来，杜洪涛首先摆脱了吴晗的思路，认为明朝国号不但与明教无关，也与白莲教无涉，他转而从儒家的经典入手，指出《诗经》本有《大明》之诗，《易经·乾卦·彖传》也有“大明”之文，这才是“大明”国号之所本。此外，所谓“大哉乾元”在前，而“大明终始”接续，也正好显示了元、明两朝的传承关系。作者显然认为，后边的这种立论更为合理，故而对此给予了补充性的证明。李科的评论文章指出，以往多认为汉儒解经的依声立说，有悖于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律。但经过考察却能发现，汉代声训的流行与儒家的正名说，原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帝时，董仲舒继承孔子及《春秋》的正名思想，强调“治国之端在正名”，提出了“名生于真”的求真诠观念，且在《深察名号》等篇中采用声训来解释名号，并附以经义及思想政治主张以重建儒家名实系统。这样的方法经由董仲舒、《白虎通》等而逐渐流行，其适用范围也从最初的思想政治领域，扩展到对于天地万物命名之由的探寻和解释。
最后要说的是，除了中外学者的投稿支持和编辑团队的工作支持——这些都是我一直心存感念的——还应当特别致以谢忱的是，自筹办这份期刊的那天起，至今也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哈佛燕京学社都始终如一地从各个方面给予了信任与支持，还不管我又转移到了什么地方。当然了，我们也一直在以此为傲为荣，坚持在用国际学刊的标准，来严格甚至严苛地要求自己，冀能不负国际同行的此一重托。

刘东
2023年4月14日
于余杭绝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