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 平装

　　中国经典外译不可多得的参考，中外文化交流史不得不知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新德，中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传教士汉学。曾在港、台、加拿大及内地学术期刊发表《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的身份困境》《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之中国佛教观》《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晚清新教传教士对道教文化的诠释》《苏慧廉及其汉学研究》《苏慧廉温州话圣经译本研究》等论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12FWW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09YJA75106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项，获第46批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科研成果曾获温州市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本书研究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翻译中国儒道释经典的实践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传播。作者对中国典籍西译的历史以及西方传教士的翻译体例、翻译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对他们塑造的中国儒道释之他者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这有助于重新认识当年传教士中国经典译本的历史价值，尤其是这些译本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西方读者的接受方式，为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进而指导中国学者进行典籍西译工作，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本书广泛搜集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及中国典籍译本，内容丰富，立论有据，分析中肯，很值得研读。

　　从元帝国时期到晚清民国，西方来华传教士体认中国文化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正如陈义海所概述的那样，这些来华传教士有着多重身份：他们首先是宗教传播者，是“上帝的使者”；其次，他们又是西方殖民者的先遣队，在武力扩张或殖民侵略之前先作文化上的征服；第三，他们还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的“摆渡者”。 尤其是传教士的最后一种身份，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双向影响一直到今日。不管是“西学东渐”，抑或是“中学西传”，作为“摆渡者”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单就“中学西传”而言，这些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他们在华居住数年、十几年或几十年，甚至终老于中土，他们或通过书信、报告，或通过游记作品、汉学著作，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多重渠道向西方世界言说着中国，他们是数个世纪以来西方之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塑造者。这些传教士留下的文本不仅为中西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从广义上说，它们本身也是西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西方普罗大众认知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数百年来，这些传教士们报导中国历经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明、再到精神观念的转变，然而他们最感兴趣的，往往还是迥异于他们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他者”中国儒道释宗教文化 形象。在元帝国时期，来自欧洲国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传教士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汉传佛教以及民间宗教敬拜，但对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思想几乎一无所知；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旅行家、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虽然他们仍是走马观花地观察中国，但他们在游记或书信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中国的道教以及文人的宗教——儒家思想。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试错过程的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尽管他们对佛教、道教、道家思想都有过接触，可最终他们还是倒向于他们所称的“儒教”。他们着手研究和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先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经典，然后是《诗经》《尚书》《易经》等五经典籍。晚清的新教传教士之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有类似的经历：从马士曼、马礼逊、高大卫分别英译《论语》《大学》和“四书”经典，到理雅各（Jamese Legge）英译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以及佛教典籍和道家经典。虽说早在元帝国时期，西方旅行家、教廷使者、天主教传教士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佛教与道教，晚明时期的耶稣会士也对佛教、道教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一直到晚清时期，方有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道教与佛教，并向西方传译中国道教与佛教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