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手稿集》的出版应该说是文史学界的大事。我们知道这部手稿集共有三个部分，只有外文部分没出版。现在我们是否基本能够从《中文笔记》，到前几年出版的《容安馆札记》，到《管锥编》，窥出钱先生做学问的脉络和步骤？

    王水照：《钱钟书手稿集》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第二部分是去年下半年刚刚出版的《中文笔记》二十卷，第三部分是尚未出版的《外文笔记》，估计是钱先生为写作“西洋文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吧。钱先生在清华念的是西语系，到英国、法国去留学，研究的是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回来后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西南联大、清华大学，都是搞外国文学的教学，他是有志写一部西洋文学史的。如果钱先生的西洋文学史能写出来，那肯定是能够和西洋人对话的西洋文学史，因为他是扎扎实实一部一部原著读过来的，不会是从西洋人的文学史翻译、改编的。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共留下一百七十八册，三万四千多页，估计要编成四十卷。《钱钟书手稿集》初步估算大概有六十三卷，这应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个人笔记中规模最大的一种。所谓个人笔记，当然不包括像“盛宣怀档案”一类的文件，而是由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或者用键盘敲出来的。这可以说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以后的人估计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了。手稿集不仅是数量大，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相关学术研究的富矿。外文笔记我们尚未见到，从钱先生的中文著作来看，我们可大致梳理出三种著述形态，或者说治学的三个过程：

    第一是《中文笔记》，这是随读随记的产物，最能反映钱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带有原生态的性质。

    第二是《容安馆札记》，我将它定位为半成品的学术著作，因为《容安馆札记》三大卷是经过钱先生编辑过的，共编成八百零二则，经过我们初步梳理，实际约七百九十则，里面有个别的缺码、空码。这几百则的书写格式是基本统一的，总是先记所读某部书的版本，次做总评，再选取具体作品边抄边评。另外，许多条目之间还相互关联，在谈到某些问题时会出现“参观第几则”等情况。可见，《容安馆札记》是半成品的著作，已不是原始的读书笔记，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经过了一定的“反刍”而成的。

    第三就是《管锥编》。《管锥编》对十部古籍进行评论阐释，里面许多内容在《容安馆札记》中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部分。杨绛先生也曾经举过例子，比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在《容安馆札记》里读《楚辞》的笔记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两者篇幅差距很大。

    这三部书，一般来说，是从《中文笔记》再加工到《容安馆札记》，然后再写定为《管锥编》正式出版的成熟著作。其中也有交叉，因《中文笔记》的时间段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跨度很长，所以《中文笔记》里也有某些段落注明是补《容安馆札记》某某则的。两者之间时间有交叉，《中文笔记》的许多内容还写在《容安馆札记》以后。我们只是从著作形态或者说从研究过程角度来说，是先有随读随记的“笔记”，再有初步加工的“札记”，最后为成熟的笔记著作《管锥编》。

    关于钱先生，以前说他有“照相式记忆”，过目不忘。现在从已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反映出的钱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来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勤奋做笔记？

    王水照：确实如此。《中文笔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够最原始地反映钱钟书先生的读书生活。而对于钱先生这一代学者来说，读书生活也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生活，我们阅读《中文笔记》就可以在大师的手稿中体悟他的治学之道。钱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和他读书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二为一的。这是部分老辈学者治学的特点。我们现在来看，学术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当前的课题模式，先确立课题，以某种理论贯通，寻找架构，组织材料，写成著作。一种就是某些老辈学者，像钱先生那样，是从目录学入手，由目录而读书，一部一部地读下去，以此为基础，随读随记，从而得出某些观点。这是两种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治学方法，我们暂且不予评论好坏。但钱先生这种治学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是具有很深历史渊源的，比如钱先生在《中文笔记》里抄的一部南宋黄震的《黄氏日抄》，就是抄书而成的著作。更有名的，则是顾炎武在《抄书自序》里所记其嗣祖父“著书不如抄书”的家训，顾氏秉承此训，四方访书抄书，以求从“多见”而“识之”，进而达到“知之”的问学之途，对其著成笔记名著《日知录》起到很大作用。

    从钱先生的家学渊源来看，钱氏父子，志在集部之学。钱基博先生担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在《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发表《读清人集别录》，其引言中说：“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大昕）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其中反映出钱先生在念书时即有笔记。钱氏家学强调读书，以目录学为导向，一本一本读下去，从而寻找研究道路。

    《钱钟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并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职业，而是他的志业。“职业”与“志业”，一字之差却相去万里。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钱先生也不会留下《手稿集》这么一大笔学术财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在十六册有一部分是读柳宗元集的笔记，我第一次看到时十分吃惊，因为钱先生的手迹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虽常用草书，但基本规范，可是这一部分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来连小学生的字都不如。怎么钱先生的笔迹会这么乱七八糟呢？后来在书影下看到杨先生识语，这一册应当是在1974年至1975年间的笔记，“观《柳河东集》以后笔迹，可知‘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所谓“流亡”期间，指的是与邻居不和，迁居文学所办公室的那段日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钱先生在重病未愈时，便开始做读书笔记了，这种勤奋，这种毅力，是十分罕见的。另外一个例子，第十七册读郑孝胥日记，注明为劳祖德整理本。劳祖德整理本《郑孝胥日记》的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钱先生这条笔记一共写了四十页，篇幅是比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钱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1994年7月又发现了膀胱癌，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读《郑孝胥日记》的这四十多页笔记，就在他两次大手术中间，在这种身体状况的非常时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课”不辍。

    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学问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质疑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这里面除了天赋的原因，即钱先生记忆力确实特别好，但主要恐怕还是勤奋。他连《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常见书也大段大段地抄下来，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写作参考，因为他家是不藏书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帮助他记忆。钱先生学问之博，记忆之强的谜底，正可在这里揭开。所以说这些笔记，是他生命的一种外在实现形式，这是令人感动的。

    您曾说过，钱先生最喜欢《西游记》，但手稿集中《三国》、《水浒》、《红楼》都有笔记，很奇怪，却没有关于《西游记》的笔记。

    王水照：这个原因还真不敢乱说。钱先生读《西游记》多达几十遍，《管锥编》也引及五十多处，《容安馆札记》在最后第八百则，是论《西游记》的，讲猴入马厩，可免马疫，因而孙悟空被封“弼马温”（避马瘟），但《中文笔记》中一时还未发现片言只语。《中文笔记》由残页、大本、硬皮本、小本等组成，残页保存情况不佳，有无《西游记》材料？或者散入他处？不妨举个例子。初版《宋诗纪事补正》第十一册书端书影，原有钱先生手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词论》、《打马图经自序》、《打马赋》等文，整理者不知原委，一概阑入他的《宋诗纪事补正》。钱先生批云：“不要，这是我自己摘录供参考的，那时候没有《李清照集》也。”说明他抄书“摘录供参考”已成习惯了。类似李清照的这些材料，按其著述体例，可以归入《中文笔记》。

    您关心《西游记》，我则留意他的一首送夏承焘先生的七律。《夏承焘日记》1959年5月的记事中，有《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事关钱先生《宋诗选注》受批判、文学研究所请夏老撰文“平反”事。夏老在诗中以“是非易定且高枕”相劝慰，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阴晴不定，馀悸犹在，引起我追索钱先生原唱的兴趣，他一生是很少麻烦别人的。《中文笔记》保留不少《槐聚诗存》以外的作品，却不见此首。凡此都说明现有的手稿集并不是钱先生手稿的全部。

    从《钱钟书手稿集》看，您觉得钱先生读书有什么特点？他的兴趣好像特别广泛？

    王水照：我们曾经对《容安馆札记》三卷本的内容分布作了一些初步统计，从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来看，主要在集部文献；从朝代来说，主要集中在宋、清两朝典籍（如宋金元诗文有两百九十多则，达五百五十多页，明清诗文有一百七十多则，达五百多页，所占比例甚大）。这与《谈艺录》的情况是一致的。《中文笔记》有个好处，前面有目录，但我还没据以进行细致分析、统计，初步印象依然还是以别集为主，以宋、清两朝为主。所涉显得更广泛，可以说无书不读，毫无雅俗、难易、熟僻之别。杨先生说，钱先生读很俗很俗的书，也会读得哈哈大笑，很艰深很艰深的书，也可以一遍一遍兴致盎然地看。比如前面说到《中文笔记》里，连《红楼梦》也大段大段地抄。比如佛经，是比较难读的，义理的辨析也是很艰涩的，但钱先生也做了许多这方面的笔记。有的学者对中国“为学未有欢喜境界”表示不满，但是我想钱先生是达到“一片欢喜”这个境界了。他这么大量地抄写，一方面当然是做学问，一方面也是一种趣味，否则他不会不管什么书，只要是字写的东西，他都有兴趣。这是钱先生远离外部喧嚣世界，独立经营的一片精神园地。

    您曾谈到《钱钟书手稿集》的“私密性”，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中哪些方面表现出这一特点？

    王水照：读书笔记的写作与将要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显然是不一样的。学术著作有明确的预设读者，而读书笔记主要是留给自己查阅，因而里面很自然也就有极为私密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包罗比较广泛，有些是很有趣味的。比如第一册中记载夫妻俩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经争论孔子究竟最喜欢哪个弟子，是颜回还是子路？夫妻俩统一看法，孔老夫子最喜欢的是子路。又比如钱先生想蓄须，杨先生笑他装模作样，他也就只好剃掉了。这些家庭生活，多有记录。《中文笔记》中还反映出钱先生广泛的兴趣，比如钱先生看了南薰殿帝后像，他把那些帝后像的各种胡须、眉毛样式都描画下来，并且颇有兴致地评论一番，哪种样式好看。这些完全是趣味。

    另外一些私密性的笔记，是不太可能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比如说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评。“文革”中，学术著作万马齐喑，唯有两部书流行，一部是章士钊《柳文指要》，一部就是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钱先生评《柳文指要》：“此书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同意相类，均为逢迎主意之作。” “主”就是指毛泽东了，毛泽东是喜欢柳宗元和李白的。接下来，钱先生引用了明代祝允明《罪知录》的一段话，祝允明是同时斥韩尊柳、斥杜尊李的，那就是说郭沫若和章士钊，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一个祝枝山。王士禛《香祖笔记》中曾经斥责祝枝山“肆口横议，略无忌惮”。钱先生对章氏批评得非常犀利：“为柳之佞臣已殊可笑，因而不恤为韩之谗人，则可笑且可厌矣，于韩之文、之人及一语尊韩者，莫不丑诋”，乃至以“恶讼师”谥之。最妙处在于，章士钊曾经说他一生学“柳文之洁”，钱先生就把他《柳文指要》的“总序”摘抄了一百六十多字，指出十条缺点，都切中肯綮。比如章序中有云：“夫学问者，不足之渊泉也。”钱先生评云：“秏矣哀哉，不通竟至此乎？学然后知不足、学无止境之意，忽欲翻新作词藻，遂成笑柄。”必欲以“渊泉”比喻“学问”，也应该是“不尽之渊泉”、“无限之渊泉”，“渊泉”之“足”与“不足”又如何分疏与理解？钱先生的“秏矣哀哉”，当然不如“呜呼哀哉”常见，但此语却非“翻新作词藻”，早见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来历”的。章士钊序中赞扬柳宗元“所用助字，字字叶于律令”，而贬斥韩愈之“泥沙俱下”。钱先生又巧妙地揭橥章序中自己使用助字之不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辩驳有理有力。我们知道，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章文有过甚高的评价，他说：“士钊既名重一时，出其凌空之笔，抉发政情，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为人人所爱诵。”父子俩对章士钊前、后期文章的一褒一贬，似都有文章以外的政情、人格因素在，赞扬的是对其“抉发政情”、表达民意的肯定，批评的是对“逢迎主意”的不齿。

    另外在《中文笔记》中，还能找到许多钱先生的旧体佚诗。他年轻时很爱创作，后来编选《槐聚诗存》，应酬之作不选，嘲谑之作不选，为人捉刀之诗不选，钱先生是反对人家在《槐聚诗存》以外再去找他的诗歌的。《中文笔记》中留下他的大量诗作，特别是他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时期的创作特别多，基本都没选入《槐聚诗存》。我们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诗还是很有价值的，可以从某些方面了解钱先生的一些想法。比如有首《答效鲁见嘲嗤》：“石遗未曾师，越缦堪尚友。一长有可录，二老亦不朽。伊余陋独学，闻道生已后”，“无师转多师，守墨非墨守。惟有空依傍，或可虚尽受”。这首诗真实表现了钱先生对待学问广采博取、不主一家一派的态度，类似的材料还是值得我们去搜罗、研究的。

    《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来后，《文汇报》有长篇报道，题为《心得尽在笔记取舍和材料钩沉中》，但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这样的著述形式去体味钱先生的心得呢？这好像比较难。

    王水照：《文汇报》的这个标题取得很好，抓住了《中文笔记》的特点。《中文笔记》基本部分是抄书，但抄书为什么抄这条而不抄那条，这种取舍确实蕴含着钱先生的读书心得。另一方面确实如你所言，这也是我们研究这部书最大的困难。在目前情况下，要读懂《中文笔记》，比读懂《管锥编》、《容安馆札记》更困难，毕竟《容安馆札记》眉目还是清楚的，钱先生的评语也还比较多。《中文笔记》许多地方就只有材料抄录在那里，我们恐怕是真的读不出钱先生的心得。

    就我目前的阅读感受来说，可以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中文笔记》里有少量的眉批和行间的短批，三言两语，文字虽少却很重要，这自然是了解钱先生心得的重要途径；第二个办法，就是充分利用钱先生自身著作之间的“互文性”，我们可以将钱先生留下的著作看成一个系统，中间有许多相关的问题相互勾连、相互映照，这则材料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或者《容安馆札记》中，他是不是用过？如果用过，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知道钱先生抄录的这则材料意义之所在，从而体会钱先生笔记的心得。

    比如，钱先生生病期间“手不应心”写的读柳宗元集，记下了柳宗元的《南霁云睢阳庙碑》一文。大家知道，韩愈写过一篇《张中丞传后叙》，里面有个人物叫南霁云，柳宗元这篇文章就是给南霁云写的庙碑。钱先生为什么要记录这篇文章呢？他有批语云：“骈偶之文。黄震曰：晦翁考为晚年所作，其自隳以从俗耶？”可见，钱先生记录这篇文章，其用意在于注意到了柳文的文体是骈文而非古文，这对于更全面了解韩柳古文创作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是有意义的。黄震自己的考证，认为这篇文章是柳宗元的“少作”，又引朱熹考证为晚年之作作为注文。很明显，钱先生把这些材料抄录在这里，是从古文与骈文的关系中注意到这篇文章的。

    又比如韦庄《秦妇吟》，共一千六百六十六字，大概是最长的唐诗了，钱先生将它全文抄录。关于《秦妇吟》我有更多的感受。当时我在文学所参加《唐诗选》的工作，一般唐诗选本是不选《秦妇吟》的，那时恰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点，我就提议《秦妇吟》可不可以选入。选入理由一是黄巢起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首诗中得到较全面的反映；另外我国诗歌像这么大篇幅的长篇叙事诗比较少，它在叙事艺术上有所发展。后来钱先生对我说，中国的叙事诗，结尾好的不多。《秦妇吟》假托秦地女子，经历了黄巢动乱逃出来，遇到作者倾诉，全诗以秦妇的第一人称叙述下来，结尾突然说“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韦庄写作此诗时要投奔镇海军节度使周宝，这篇作品是要投献周宝的。从全诗来看，结尾是存在缺陷的。当时钱先生跟我谈的不多，这次看《中文笔记》，里面就说得比较清楚了。他抄录《秦妇吟》后，批了三条意见，首先是评结尾：“一味颂祷，浑忘已与此妇对话。参观少陵《石壕吏》‘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香山《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两种结法。”钱先生认为《石壕吏》、《琵琶行》的结尾和前文是呼应的，《秦妇吟》的结尾完全脱离前文叙述。其他几条，这里不谈了。可见这些少量的评语，为我们了解他的心得，指示了途径。

    有些人认为《钱钟书手稿集》其实是钱先生咀嚼过的剩下的没用材料，您怎么看？从《中文笔记》中，我们能看到钱先生未完成著作的端倪吗？

    王水照：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中文笔记》绝对不是用剩的边角料，也不是咀嚼多遍的废渣，它仍然是一部具有独自内容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别的且不说，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寻找“《管锥编》续编”。

    钱先生《管锥编》出版后，他自己在多个场合说过将有续编的，至少有《全唐文》，有韩愈，有杜甫。有的在《管锥编》里还注明了。比如论《全唐文》，我们在《容安馆札记》中摘录到十万多字。我想，在《中文笔记》中应该有更精彩的内容。

    钱先生说要写韩愈，从《中文笔记》中，我们发现他对韩愈的看法是非常独特的，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目前对韩愈的研究。韩柳古文运动，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内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我们也强调文学要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而韩愈古文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个观念和当时政治上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的地方，所以那时对韩柳古文运动的评价是较高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有所改变，强调要回归文学本身，讲究文学的艺术特点等，所以对韩柳古文运动的评价，就低了些。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就把韩愈的古文运动，归结为功利主义的教化中心论，认为韩愈把文学当做政治的附庸，成为传道的工具，评价比较低。我原来有个看法，把古文运动定位为“借助儒学复古的旗帜，所进行的一场关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韩愈当然是要传道的，但传道仅仅是他的旗帜，他的中心还是在传文。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从文和道两方面对韩愈进行评价，文、道并举，当然是对的。在韩愈的主观上，是既要传道，又要传文的。但从他的理论本身和写作实践来看，他真正传道的文章并不多，主要就是“五原”，他大量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的。如果他仅仅是要将文章作为政治的附庸，那么韩愈的散文艺术恐怕就无法取得这么高的成就。这是我原来的看法。这次阅读《中文笔记》，看到钱先生的评论，我觉得有点底气了。在《中文笔记》第十册钱先生论韩愈道与文的关系，从李汉的《韩昌黎文集序》讲起，这篇序言一开始就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但李汉一路写下来，却只是推重昌黎之文而不及其道，他所谓“摧陷廓清”所言就是文，是“先生之文摧陷廓清之功”。钱先生又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昌黎的《答窦秀才书》里说自己“发愤笃专于文学”，《上兵部李侍郎书》里说“性本好文学”，《与陈给事书》里说“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最后钱先生说“皆分明主‘文’”，“可见昌黎为文学道，分为两橛”。钱先生论韩愈《原道》，称赞“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两语精甚”，接下来一段“辟佛语已透宋儒辟佛之说”：“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钱先生说“领袖之道，尽此数语”，意思是说韩愈举起辟佛的旗帜，也就只说了这么几句话而已。所以，韩愈在儒学上，并未独立成家。从这里来看，韩愈古文运动的性质，究竟是偏向“文”，还是偏向“道”，应该从他的写作实践本身来进行定位。

    另外，关于古文、骈文、八股文之间的关系，钱先生在《中文笔记》中也多有讨论。钱先生对于骈文是非常喜欢的，他隶籍常州，常州是清代骈文重镇。钱先生在给别人的信中，谈到他对常州先哲的骈文，多有能背诵的。他对骈文的起源问题，早在清华读书时，就有所论述，见于他的《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钱先生对唐代韩柳与骈文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韩愈偶然也写骈文，但写得不好，“木强质滞”，柳宗元的骈文比较圆熟，但也“未有工丽”。原因在于，韩柳对于骈文的态度，有一些区别。韩愈虽写骈文，但是不屑为之。柳宗元能写，但是未能升堂入室。这个看法，与前人的见解多有不同，颇堪重视。关于骈文与八股，钱先生认为“八股实本之于骈俪之文”。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韩愈的《原道》，认为此文开八股之先河，这个观点在《容安馆札记》中已经有过，《中文笔记》里又出现了。《原道》开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就是八股文中的破题。该文的篇章结构，也是符合后来八股文起承转合的标准的，暗藏八股结构。《原道》是韩愈第一篇传道之文，这篇文章在韩愈手里，讲究的还是表达方法。钱先生认为，八股之文，后来越来越僵化，自然不足道，但从八股文中抽象出来的“起承转合”的思维模式，逻辑推理的规律，从文章写作角度来说是对的。即使像《原道》这样的应用性文字，在钱先生看来，韩愈最讲究的还是在于文章写作本身，钱先生还是从文章审美的角度来评价的。另一个例子是柳宗元的《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张公墓志铭》，这篇墓志中有两长联，钱先生认为“中骈体长句，似为后世制艺中之二比”，也就是说柳宗元的骈文已有八股的气息。这样的观点，值得重视。钱先生读《全唐文》的一些论断，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由上可见，不是有了《管锥编》，《中文笔记》就没用了，《中文笔记》里有许多钱先生还没来得及写的好东西。

    从宋诗研究角度来说，您认为《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提供了什么新东西？您阅读《中文笔记》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王水照：从宋诗研究角度来说，我首先关注的就是苏东坡。因为苏轼是宋代最大的诗人，但是钱先生除了在《宋诗选注》里给他写了个小传，《容安馆札记》里没有专门的读苏条目，而在《中文笔记》中却发现了多处评论苏轼的批注。比如他评竟陵派谭元春《东坡诗选》十二卷，谭友夏提出，当时有人认为“东坡诗不如文，文通而诗窒，文空而诗积，文净而诗芜，文千变不穷，而诗固一法足以泥人”，而他认为“诗或以文为委，文或以诗为委，问其原如何耳。东坡之诗，则其文之委也”。钱先生批道：“议论好。乃谓东坡之诗太尽也，自是的评。”之后，又引了许多古人的评论。钱先生这段批语，实际上牵涉到苏轼以文为诗的问题。我们一定对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谈苏轼诗歌的比喻印象很深刻，特别是他谈苏轼《百步洪》中的“博喻”，比之如车轮战，让人应接不暇。这是从正面的修辞效果来说的。从反面来说，也就是“尽”，不留余地，这实是散文的写法。在《中文笔记》中，钱先生还对苏诗进行了一些考辨，也多有收获。

    还有一个诗人王令。王令是钱先生很喜欢的宋代诗人，本来文学史不是太注意他，但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将他评为“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在宋诗浪漫气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王令是比较特殊的。由于钱先生的表彰，我们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就开始比较在意王令了，这是宋诗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中文笔记》里有这么一条：“阅王逢原《广陵先生文集》毕。古诗奇崛而优闲，极得昌黎之秘，但肌理逊其密致，辞藻输其古茂，遂如慢肤多汗耳。亦时时参以玉川、东野。近诗太粗直，文亦排奡而恨繁冗。死才二十八岁，诗中多叹老嗟卑语，又多老儒正襟危坐道学语。”从《中文笔记》到《宋诗选注》，对王令的评价，有同有异：诗风奇崛，学韩、孟等是一致的，但又从宋诗的整体风格中，突出他是“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从这个着意强调中又可以体会他对王令评价的精进，永不僵化。

    我现在读《中文笔记》，最大的心得就是钱先生评论同一个作家，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许多都有细致的差别，甚至还有整个评价完全相反的，这当然是另有原因的。比如对华岳的评价，在《宋诗选注》中是完全肯定的，是“爱国志士”，但在《容安馆札记》中批评得很厉害。这个原因是很显然的，就是编《宋诗选注》时政治风气的影响。我感兴趣的是艺术评论，在不同的语境中，钱先生对同一个作家的定位大致相同，但仍然有许多审美批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没有对错之分，而是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带来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是梅尧臣。我在最近《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一文里也谈到这个问题。钱先生在《谈艺录》、《宋诗选注》、重订《谈艺录》、《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等书中都对梅尧臣诗歌有所评论，而这些评论又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谈艺录》中以为梅诗不能与孟郊诗并肩，缺点明显；在《宋诗选注》中词锋犀利而揶揄，说梅诗“‘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重订《谈艺录》时，他又说读《宛陵集》“颇有榛芜弥望之叹”。在《容安馆札记》中，钱先生评梅尧臣的诗说：“力避甜熟乃遁入臭腐村鄙，力避巧媚乃至沦为钝拙庸肤，不欲作陈言滥调乃至取不入诗之物、写不成诗之句，此其病也。”也就是说，梅尧臣诗歌缺点之所以出现，是有其原因的，乃是他要力避甜熟、力避巧媚，不作陈言滥调，是要改革当时诗风而出现的。这是从诗歌发展史的立场上来评价梅尧臣，而不是封闭式地谈梅诗的缺点。虽然与之前的评价总体相似，但切入角度不同，这是相当深刻的。而在《中文笔记》中，他说：“宋诗之有宛陵，如唐诗之有次山（元结）……造语平质近拙，而意思能细折，直起直落，全无腾拏作势取姿之态，唐宋两代，绝无仅有。”这些评价，在之前是没有的。

    我们看钱先生的学术评论，有人疑惑究竟哪个观点是钱先生真实的见解，因为总是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似乎总是在改变，他曾经开玩笑给自己一个谥号“钱文改公”，他的著作也不断地在改。我觉得，原因在于对象本身的多元性，也应该容许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所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唯一的结论，更没有最后的结论。他早年写《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就曾经强调文学无法定义，他说文学像“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这句话看上去玄乎，带有不可知论的味道，但实际上是深刻地把握了文学的本质，各种事物也好，文学现象也好，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个人此次粗读《中文笔记》最大的感想。

    王安石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总评王诗时有褒贬，但贬重于褒，尤其是对其“巧取豪夺”的指责：“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可谓入骨三分。在《宋诗选注》中，那句“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分量很重，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这一贬斥，带有毁灭性质。《容安馆札记》只见少许赏会作品之语，未见总体评骘意见。《中文笔记》第二册中却有一大段评述：“荆公兼擅各体，而五七古、七绝尤为粹美。其古诗凝而不生涩，有力，于欧逸，于梅劲，而能适未酣放耳。其以文为诗，直起直落，北宋无第二人。惟说理语、参禅语太多而不佳。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诘，拗相公恬淡如是，亦一奇也。七律对仗精切，一代无两，笔气矫挺。惜大半为句头所坏，纯粹者少。七绝则几乎篇篇可传矣。大体论之，荆公诗劲硬，是其所长，稍欠顿宕开阖，故笔阵轻疾稍单。要之是大作手，不下东坡，袁随园、潘养一辈正未知也。”这段一百七十字左右的总评，除个别处外，均是颂扬一片，这在钱先生的评诗中极为罕见，“不下东坡”的“大作手”之评，尤为醒目。将其与他的其他评论王安石诗歌意见“捉置一处”，对勘互验，更会引出一系列的问题：是视角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因而结论有异？是写作的具体时期、背景不同，评诗的标准有所调整？各处所言各有侧重，都非率意之笔，有其自己的理路与立场，但又如何综合考量？王国维评周邦彦，从词品拟为“娼妓”到“词中老杜”，至今仍是词学研究中的一道难题，钱先生似乎也提出了相类的新课题。

    王安石的例子，我在《〈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一文也谈到了，现在读《中文笔记》又发现钱先生观点与《宋诗选注》、《谈艺录》甚至《容安馆札记》有所不同。限于时间，不再细说。总之，钱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慢慢体会他是从什么角度提出来的，这些看法都要进行综合考量，各处所言，都有侧重，都有他自己的理路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