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至五十年代末期的十七八年，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低谷。
 
    1932年“一•二八”惨遭日军轰炸和大火焚毁之后，商务印书馆经过近十年的奋斗，逐渐恢复了大部分业务。但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再度给商务印书馆毁灭性的打击。首先，商务总部所在地香港和作为上海大部分职工避难所的上海公共租界—“孤岛”同时沦陷，商务丧失了两地的一切资产。其次，这一年，长期以来由商务占主要份额的教科书市场，被国民政府新成立的正中书局所垄断。虽然由于迁往重庆的出版社的反对，成立了一个叫做“七联”的组织（包括正中、商务、中华等），被授予出版教科书之权，商务算是生存下来，但是在上海本部，日本人查抄商务，运走了大部分的库存图书和50吨铅字,使得商务损失惨重。随着战争的持续，政府核定的书籍也全面滞销，出版社处于破产的边缘。战后中正书局继续垄断教材的出版，而商务印书馆等有成就的出版社降格为这些教科书的承印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八十三岁高龄的张元济以惊人的机敏和才能为商务在天下初定之后的复兴做出了极大的努力。6月他会见了上海市长陈毅，9月又出席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逗留的一个月里，他访问了商务的旧友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和章锡琛，并且和他们探讨了商务印书馆的前途。一心想在重振商务的张元济主动向他的旧部、旧友、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茅盾提出了出版“新中国丛书”的建议，并详尽地讨论了出版计划。但这套经茅盾建议改名为“新民主丛书”的出版计划最终因故未能实现。
    
    此时，新的国家政权正在全面思考和制订文化经济政策，对于商务这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为近代中国现代化做出杰出贡献，同时又面临重重困境，有心与新社会结合的文化机构尚没有成熟的改建方案。
    
    1950年,著名化学家、化学史家文化部科普局局长袁翰青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长。同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接手供应新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从此，中国现代教育的发源地，以编辑小学教科书发家，以扶助教育为已任的商务印书馆，远离了中小学教科书出版。
    
    此时的的商务，有职工3000人之巨，仍然是一个编辑、印刷、发行、藏书四位一体的文化机构。根据政府出版与发行、出版与印刷专业分工的新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商务向国家捐出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古籍善本文物、而各地的发行机构，包括房产等资产，经由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短暂的过渡后，均并入新华书店。
    
    由一位著名化学家担任建国初期的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主任，说明了此时政府对商务印书馆未来的某种规划。据袁回忆，建国初期商务“向出版总署申请推荐总编辑人选，出版总署向中宣部提出要总编辑。对此，中宣部提出的主要条件是，商务印书馆今后以出版科学技术书为主……”在1951年2月至1954年的7、8年当中，在没有完全中断商务编审部工具书、学术书、古籍图书这些出版传统的同时，出版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类图书。
    
    实际上，由于北京商务在1958年之后，主要延续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传统，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商务在科学技术出版方面的成就。而事实上，商务一直都有出版科技书籍的传统。据不完全的统计，商务在前52年间（1897—1949）编印出版了15100种图书，其中科技书占17.5％（包括大量的翻译图书，据周昌寿在《译刊科学图书考略》中的统计，不算技术翻译图书，仅就科学译著来说，1911—1936年间就出版了495种），仅次于社会科学图书（占30%），居第二位。
    
    自1950年始，在袁翰青主持下，商务重点发扬了其在科学技术出版方面的传统，先后组织出版了多种科目的大学教材，涉及自然科学总论、数理科学和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农业林业、工业技术、交通运输、航空空间技术等，如《大学丛书》（1950）、《苏联科学专著译丛》（1952）、“高等学术教学用书丛书”、“技术学校用书”等。另有大量的科普读物和少儿读物。数量之巨、科目之全，令人惊叹！以科学普及读物为例，自1950年始至有《人民百科丛书》（1950）、《百科小丛书》（1950）、《苏联大众科学丛书》（1952）、《自然科学小丛书》（1950）、《科学小文库》（1952）、《农业小册》（1950）、农学小丛书（1950）、《学艺丛书》（1950）、《中国富源小丛书》（1952）、《大众科学读物》、《医学小丛书》（1950）、《医药丛书》（1950）、《家庭丛书》（1951）、《现代工业小丛书》（1951）、《实用工艺丛书》、《大众新读物》（1950）、《现代工程小丛书》（1950）、《铁路丛书》、《中苏文化协会社会科学丛书》等等，1950年8月至1953年6月，商务还出版了完全适应新社会需要的少儿读物达150种。
    
    而此时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全面摈弃业已形成的承袭欧美体系的教学和学术体制，全面学习苏联体制。1954年5月7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旋即被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套人马,一套账本,但是保留了商务印书馆的招牌。高教社承担了翻译出版苏联高等教材的任务以应时需，而商务在继续其部分传统出版的同时，在其中也承担了一部分“不宜用高教牌子印行的书”。不久袁翰青离开商务，由武剑西领导两社。

    既便如此,这一时期（1950—1957）的原商务印书馆的老人，承续传统，出版了仍然令人尊敬地出版了众多优秀的出版物，尤其是古籍图书，如1954年印行的《古本戏曲丛刊》，收录元、明、清各藏家戏曲古本总数达576种。1955年影印明弘治刊本《西厢记》，1956年重印《天籁阁宋人画册》（附俄、英、德、法说明），1957年出版《续古逸丛书》最后一种《杜工部集》（宋刊本），其功用至今无可替代。（见《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997年4月版）。

    其他工具书如：《辞源》改编本（1950）、《学文化词典》（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53）《新华字典》新版（1956）《新华字典》新一版（1957）、《英华大辞典》修订本（1957）。

    中国名家学术名作：1951年，周祖谟《广韵校本》、王力《中国语理论》、周谷城《世界通史》、贺绿汀《和声学理论与实用》；1954年，袁珂《中国古代神话》贾兰坡《骨骼人类学纲要》；1955年，罗尔纲《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修订本）；1957年，陈梦家《尚书通论》，岑仲勉《隋书求是》。
    
    这些出版记录，说明了商务在建国初期为迎接新时代所做出的各种调整，以及在面临未来各种可能性时的迷茫与坚守。其一，商务家底深厚，内部管理科学严谨，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顺应时变，组织了大量的实用性和普及的高校各科教材和科技读物。其二，商务高层为迎接新社会，非常主动、高效地做出了调整。张元济本人即在上海解放前亲自遴选适合新社会的书目，摒弃了不合时宜的纸型。其三，从此时的出版物比例看，在政府主持下，商务正朝着科技图书专业出版的方向发展。其四、原商务印书馆的旧部员工，在工具书、古籍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的出版传统仍然得到继续，出版成果卓著，不亚商务任何一个辉煌时期。
    
    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1页。）

    1957年，国家决定重新改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1958年，商务印书馆迎来了建国后最重要的一位领导人——陈翰伯。从此，商务印书馆在这位以贤能著称的总编辑兼总经理领导下，开始了一段曲折的中兴历程。
 

原载2007年12月28日《中国图书商报》商务印书馆创立110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