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经营出版书籍和印刷所的巨擘，到今年已有六十年历史a。我国电影事业萌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也起了些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该馆1917 年在印刷所照相部附设活动影戏部，继改为电影部，1926 年初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1928 年初停办。这十多年中，我有过半的时间都亲历其间，所见所闻颇有一记的价值，以供关心我国电影史的同志作参考。惟因年代久远，缺乏引征文件，记忆所及，人名时日，或有错误，希知者不吝指正。

    1917 年的秋天，商务印书馆由于该馆交际科长谢宾来的介绍，购买了一个美国人廉价出售的拍摄电影器材，在该馆印刷所照相部下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开始拍摄一些新闻纪录片、古迹风景片和一些文明新戏式的短故事片。1919 年底、1920 年初，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来沪拍摄连集长片《金莲花》一部分在中国的外景，该馆给予帮助，并将照相部设备供与使用。该摄影队返国时，将带来的煤精灯和一些摄影器材售与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乃得到进一步的扩充，改名为电影部，直接由印刷所管理。1923 年开始拍摄大型故事片。1926 年，由该馆分出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以上经过，在《中国电影》第一期程季华同志所作《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一文中已有阐述。现在就该电影部内部情形和出品情况，作一比较详明的介绍。

     该馆活动影戏部成立之初，就请了一位编辑基督教教会报刊的陈春生主事。商务印书馆的发起人如夏粹芳（即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昌都是基督教徒，这时高凤池任该馆总经理，鲍咸昌任印刷所所长，陈春生对于电影和一切戏剧完全是个外行，他得到这个位置也是因人设事，照领的性质。最初拍摄一些新闻片风景片，只须有个较有能力的摄影师就可以应付，所以陈春生只是做些事务性工作，跟着摄影师叶某东奔西走而已。后来发展到要拍摄小型故事片时，陈春生遇到了该馆印刷所装订部的一位工友任彭年，他们是同乡，叙起来还是世交。任是印刷所工人俱乐部励志社游艺组的中坚分子，喜爱京戏，经常登台串演，也常排演一些文明新戏，这样陈就请求印刷所所长把任调了过来，做了他的有力帮手。这时叶某已离职他去，照相部技工廖恩寿改做了电影摄影师，廖与任同样是时常在工人俱乐部登台露脸、过过戏瘾的人，这样他们就把这活动影戏部搞得有些生气了。到1923年，他们已摄制了一些短故事片，内容可略分为民间传说，低级趣味的滑稽片如《戆大捉贼》《戆大女婿祝寿》，略有警世意义的所谓教育片如《李大少》《猛回头》《两难》《拾遗记》《得头彩》《死好赌》之类。《车中盗》已是武打片的滥觞，共六本，每本一千尺，是受到美国连集长片影响而摄制的。还有一部《清虚梦》是由《聊斋志异》中的《茅山道士》改编的，里面有一些浅易的特技摄影，如水缸破而复原，人走入墙壁之中，物件自己行动，这在当时已能得到一般人的欢迎。

     在这一时期中，他们的演员大部是来自游戏场演文明新戏的男女职业演员，按日计酬，同时又在工人俱乐部游艺组里挖掘了几个男演员，如演小生的张继武，演老生的包桂荣，演滑稽的丁元一，他们都是印刷所的工人，经印刷所所长批准，可以参与演戏，同时也能得到额外的酬资。拍片时所用布景很简单，最初是用绘画的软片，后逐渐改进用了立体布景。摄影方面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记忆中的印象，是阴暗不明、不分昼夜，人的动作行走有跳跃之感，颇类于卡通。原来摄影棚是附设在印刷所四层楼上玻璃屋顶的照相部内，1920 年在编辑所旁的空地上另建一座较为宽阔的玻璃棚，利用日光摄影。等到购得环球公司的煤精灯，就可以在夜间拍戏了。但因摄影师技术太差，煤精灯过于逼近演员的面部，演员拍一两天的夜戏，往往眼睛红肿，流泪不止，很是痛苦，直到后来在灯上加了玻璃铁纱，才得到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拍了梅兰芳先生主演的《天女散花》《春香闹学》两部京剧短片，每部二本。当时是通过什么关系来拍摄这两部片子的？我那时在该馆机要科任职，据我的记忆，该馆协理李拔可先生的令弟李宣阁是梅先生的知交，也曾为梅先生写过剧本，似乎是因了李宣阁的介绍，乘梅先生在上海演出之便拍摄了这两部片子，是不计酬金的。我记得在影片第一次试演时，该馆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来观看，赞赏不已。因为是无声片，听不到梅先生的美妙歌喉，只看到哑剧式的舞蹈动作，唱词用字幕接入。散花的天女在天空飞行，也复印了一些移动的云彩。闹学的春香一人往花园里游玩，在舞台上是幕后不表现出来的，他们却有意识地突破舞台框子，让春香一人在花园中大游特游，荡秋千、捉蝴蝶、拍球。梅先生也表演了一些优美的身段，可惜这是个西式花园，墙外四周可看到一些洋房，还有人在窗口观望，这就未免美中不足了。还有一部未完成的纪录片，是周信芳先生主演的《琵琶记》，周先生扮的是蔡伯喈而不是舞台上的白须先生张广才，赵五娘是名旦角王灵珠扮演的，我看过几片段，如送别、赏荷。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完成就中止了。这个未完成的杰作，见到的可说是寥寥无几，知道的更是很少了。

     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已有比较完备的设备，但自己出品不多，因而想出了代人摄制的办法，借用一切设备，代摄代洗代印，拍摄的胶片按尺数计算代价，其他如人力、布景均另行计算。据陈春生说，虽不及自行拍片获利优厚，但代摄一片，足敷数月的开支，也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利润的。这里说一下两部代摄片《阎瑞生》与《红粉骷髅》。

     《阎瑞生》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长故事片，程季华同志在《中国电影》第一期中已有介绍，不再赘述。惟关于摄制这戏的动机，并不是由于该电影部的同人，而是由当时几个洋行买办陈寿艺、施彬元、邵鹏等因这案件轰动一时才发起的。“中国影戏研究社”似乎也是由他们的拉拢才竖起这块牌子的。我记得该社最初成立时，设在现在南京路中国百货公司对面的一条里弄里。也正是筹设拍摄《阎瑞生》的同时，我被任彭年拉去参加编写剧本和撰写字幕说明的工作。任彭年担任了这戏的导演。主角阎瑞生由陈寿芝扮演，阎原来也是一个洋行的买办，和陈是至友，据说面貌也非常相像，陈的一些动作，很能表现出阎的神韵；王莲英是由一个妓院出身但已从良的小姊妹某所扮演，她的丈夫朱某亦在戏里扮演了阎的朋友、朱葆三的儿子朱老五；邵鹏是当时的足球名将，也在洋行供职，他扮演了帮凶吴春发。这戏拍成以后，“中国影戏研究社”就没有什么下文了。这里需要一提的，就是以后在电影界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能编能导，大中华影片公司的发起人，联华文华各公司的管理人陆洁，他也是“中国影戏研究社”发起人之一。他那时正和顾肯夫合编《电影杂志》，他一生献身于我国电影事业，淡泊自守，方正不苟，现在仍居沪上。《红粉骷髅》是新亚公司出品的，管海峰导演，是将法国发生的一个案件加以改编而成的。内容是讲一个秘密组织“十姊妹”，由一些流氓歹徒利用美貌少女，设下圈套，使人投保寿险，再让这些少女用引诱手段，促此人灭亡，而骗取保险费。影片里有侦探武打场面，主演人有殷宪甫、柴小云、陆美云、洪警铃、王桂林等，片成后颇受观众欢迎。管海峰为我国最早从事电影事业的前辈之一，亚细亚公司时代他就参加了工作，现年已七十六岁，在上海居住；王桂林、洪警铃也均已六十多岁，现在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可以说是电影界的老前辈了。

     自从《阎瑞生》上演出现空前盛况，一般资产阶级的心目之中，便认为电影事业大有可为，于是崛起了一些新兴的影片公司。原来附属于照相部的活动影戏部，扩充为印刷所直属的电影部后，增强了管理机构和对外营业的独立，但艺术创作人员却一仍其旧，虽然拍了几部大型故事片，但仍然因袭以往的一些陈旧方法，平铺直叙，艺术性较差，未能引人入胜。当时一般人对该馆的出品，产生了淡漠的感觉。1923 年共拍了三部故事片。第一部《孝妇羹》（计八本），是由《聊斋志异》中《珊瑚》改编，由游艺场文明新戏班出演，是宣扬封建道德的作品。第二部《荒山得金》（计六本），是采用《今古奇观》的故事加以改编，由张继武主演，第一次到苏州拍取外景。片里表达了男女坚贞的爱情，但过于强调强盗追赶武打的场面，喧宾夺主，反而把主题意义减弱了。从这部影片开始，演员不再用游艺场文明戏班了，每片都另行物色男女人选。第三部《莲花落》是由郑之和教歌故事改编，由张慧冲、

     张惜绢夫妇演出的，片长十本，成绩平平。以上各片，虽多采自古代民间文学，但服装置景均是现代的，如《莲花落》里的郑之和，西装革履，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这几部的剧本都由陈春生选定，把情节用幕表式排列出来，写了简单的戏白，就由任彭年执行导演。在摄影场里，由陈对他口述剧情对白，任就凭此分镜头拍摄，演员事先完全不明白今日临场所要演的戏，只是听从导演的意旨指挥而已。

     由于明星公司出品的《孤儿救祖记》演出以后舆论一致推崇，刺激了商务印书馆当局，使其不得不对自己附设的电影部的出品作一番检查。其感觉到以往剧本，实在是简单浅薄，这样下去，是不能和其他公司竞争的。再有一个理由，商务印书馆是标榜提倡教育的，它附设的电影部，也应当符合这一要求，于是决议以后的剧本，不论外来的或自编的，均须经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审定。但此时仍不能看到导演在一部戏里所处地位的重要，以为只要剧本好，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在1924 年，电影部共拍了《大义灭亲》《好兄弟》《爱国伞》《松柏缘》四片。《大义灭亲》就是经过审定的剧本，内容说一个青年在一个大资本家手下做职员，和这资本家的女儿发生了恋爱，这资本家却和外国人勾结，盗卖国家的矿山（虽然不点明是哪一国的人，从服装和外表上可以看出是日本人），最终在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努力下，阴谋被揭穿。紧急关头，青年枪杀了资本家，他的女儿并没有因她父亲的死而怨恨青年，反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事，两人仍相爱如初。在当时的影片中，这类情节还算是别开生面。外景取自江西庐山，用游历方式将各古迹名胜一一拍入片内。由张继武、陈丽莲、包桂荣主演。此片曾得到好评，被认为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影片。《好兄弟》是我第一次从事创作的电影剧本，其实也是尝试性质，内容很简单，着重抒情描写，叙述兄弟二人同爱一女（是他们的表姊妹），彼此不和，待后来相互得知，又于不明言中相互退让，但女却专爱其弟，不肯舍去。弟欲成全其兄，不得已投湖自尽，被兄奋不顾身救起。兄察其哀情，默然留信远走他方，成全了其弟的爱情。这剧本在编译所审定时，被批为甚有教育意义，其以五十元购买了不满三千字的故事梗概，写成对白，分幕本又得到二百元的酬劳。此数在当时颇为可观，激起我对电影剧作的兴趣，对我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没有想到我终身事业却由此剧种下了根源。这部影片在拍摄时，每场由我在摄影场中口述剧情，由任彭年任执行导演。外景取自杭州西湖，主演人是张慧冲、汪福庆、张惜娟，摄影是周诗穆，这是他由照相部学徒升为摄影后第一次的作品，成绩很佳。（周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特技摄影师，在他手中，培植了难以计数的摄影人材，虽已白发盈头，最近还拍摄了一片，尚有余勇可贾也。）在拍摄外景时，曾发生一个有趣的插曲，在以往，西湖上从未有人拍过电影，一些人对外景工作是陌生的。有一天，在西泠山庄拍这样一幕：哥哥追求表妹被她所拒绝，而哥哥不舍，一定要她说明原因，表妹迫不得已而哭泣，这时的造型化装不很高明，男主角也是敷白粉、擦胭脂，嘴上也有一唇口红，当时围看的人很多，内中有多数是大学生模样的人，见得这种情形，不禁破口大骂，说：男人擦粉点胭脂是不识羞耻的人妖，胆敢在光天化日下出现，还敢侮辱女性，不容分说，围着喧噪殴打，两个演员骇得逃回旅馆，群众紧追不舍，冲进旅馆房间，定要拖往警察局，由我出去解说，并将剧情向他们说了一番，方才释然散去，但已受了一场虚惊了。《爱国伞》成绩平常，在我头脑里已不留存任何印象，只记得是编译所国文部里的一位姓郑的先生所写的剧本，说教气太浓，感到非常沉闷。但这位郑先生却说是导演未能体会剧本中的意义，把剧本搞坏，深表不满。《松柏缘》也并无什么意义，叙述一对青年男女在军阀战争中的悲欢离合，情节平铺直叙，虽然有战争、逃难、盗劫、决斗等大场面，但并不能引起观众兴趣，舆论亦颇冷淡。这剧本是由陈春生征求外
    来投稿决定拍摄的，未经编辑所审定，也是任彭年所导演。

    在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最高领导方面对电影部的措施有着很大的矛盾，经理张菊生不满电影部的成绩，虽经编译所审定的剧本，质量仍不能提高，感到电影部的负责人陈春生、任彭年的作品不能与一些新兴公司的出品相抗衡；尤其在教育上不能起任何作用，更是辱没了商务印书馆的盛名。但陈、任两人是总经理高凤池一辈教会帮所支持，地位相当牢固，而且一时也无适当人选。这时我正在该馆机要科任服务股股长，业余时间写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刊载在该馆出版的《小说世界》，两年来尚能博得一些时誉，更因我写过“好兄弟”剧本，张菊生经理向我征询改革电影部的意见。其实我从未学习戏剧电影，对理论知识完全是个门外汉，仅因喜爱电影，所有来沪放映的美国、德国以及各国的影片都不肯放过，看了之后就和几个朋友高谈阔论，有时写些批评文字投登报纸发表，这样就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大言不惭地写了一篇不知所云的万言意见书，呈报给张经理，意外的却受到他的赏识，以朱笔批注，认为中肯，交与高总经理，高却淡然视之，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教会帮多少是有些宗派主义的。谈论的结果是决定由我主持，试拍一片，用来作个比较，看是不是能比他们好一点。这样我就筹备了我第一部自编、自导、自写对白、自找演员，连广告、海报、传单都自己设计的《醉乡遗恨》。编撰《好兄弟》剧本还是出于一时兴趣，这次却因为对电影的喜爱，决心投身到这新兴的事业之中。虽然并没有什么把握，却有一种力量，鼓舞着我，支持我勇于接受下来。

    《醉乡遗恨》是个家庭悲剧。主人公中年男子刘子明是一个普通职员，他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儿女，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他性嗜酒，妻子屡次劝诫，但因性之所好，不能戒除。有一同事赵某，艳羡其妻，百计陷害，向公司经理进谗，使他遭到斥责。他心怀愤懑，往酒店中痛饮浇愁。赵某又在其面前散布流言，说其妻与某有私，故设疑问，使他深信不疑。他赶往家中，怒逼其妻，妻遭此不白，激于义愤，投河而死。待他次日酒醒，

    悔已莫及，他被公司停职，从此潦倒沉沦，艰苦抚育子女长大。后他得重病，临死时方将母仇告知子女，其子女卒将此事揭露，赵某获得应得之谴责。这故事来源于我在童年时候见到的一件事：一个中过举人、做过知县官的人，娶了一个美貌妻子，爱情甚笃，但他生性多疑，又喜饮酒，他疑心妻子和他的表兄有私，在一次大醉后，打了他妻几下耳光，说出心事，其妻不能明白，愤然投河而死，他从此灰心仕途，更沉溺于酒，潦倒佯狂，日趋没落。我曾看到这人，可是他并无子女，孑然一身，病死一古庙中。《醉乡遗恨》就是由这故事孕育而成的。在这部戏里，首次用电力大风扇布置了风雨之景，首次用了模型与布景结合的火烧场面，还运用摄影的技巧，拍摄了一些陪衬人物感情的自然景色。演员是由一些学校中的教员和大学生担任的，他们组织了一个“志一电影研究社”，完全是新人。扮这位丈夫的是敬业学校一位体育教员马可亭，其反派朋友是一位算数教员沈培世担任，饰妻子的是某医院里的护士长张琴云女士，饰他女儿的是爱国女校文科毕业生沈展华。这片子拍摄了半年多，中间我生了一次重病。1925 年五月下旬初次在上海中央大戏院映出，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时报》《申报》《时事新报》都连篇登载了批评文字，大捧特捧，誉其为不可多得的影片，还刊载了我的照片。这样一来，就使得我头重脚轻，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记得《醉乡遗恨》演出以后，在明星影片公司会到郑正秋先生，他对我说：“你这部戏是与中国电影前途大有关系的。”我不解，问是什么缘故。他说，中国电影界并没有很大的投资，电影事业因而得不到发扬光大，商务印书馆有雄厚的资本，又拥有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以前的出品不能使它有信心在这方面求什么发展，你现在把这部作品拿了出来，一定使他们有了充分的信心。他们一定能投入更大的资本来从事电影事业，这岂不是为中国电影开辟了更广阔的前途吗。当时我连连道谢，觉得颂扬过甚。但郑老先生的话并没有说错，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果然在这部戏上演以后，就建议把电影部来个彻底的扩大改组。但这计划经过多时的酝酿（也就是他们内部意见达成统一），直到次年初方始实现。在这年的年终，任彭年还导演了一部《情天劫》，讲述一个青楼歌女的悲惨遭遇，仍然是以往的水平，未得到舆论的重视。

    1926 年初，商务印书馆电影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完全脱离了商务印书馆的羁绊，划出一部分的资本，自立门户。陈春生辞职，任彭年自去组织东方第一公司，自做老板，自己出片。国光公司任鲍庆甲为经理。鲍是商务印书馆最早发起人鲍咸恩（已去世）的儿子，印刷所所长鲍咸昌的侄子，某教会大学毕业，原是印刷所某部的主任，曾游美考察印刷事业，到过好莱坞，对电影事业也作了一些调查，该馆最初购买美国人的摄影器材，也是由于他的建议才成功的。其在电影部一直居于辅助顾问的地位，现在被调来专职经营新成立的影公司。我担任了编剧、导演兼制片主任。我自1913年考进商务印书馆，由学生而职员而股长已有十三年，自此真是脱离了商务印书馆，投入电影艺术创作，并以此为我的终身事业了。照他们的话来说，我是改行了。

    国光影片公司成立后，有了一番新气象，和以往大不相同。经济完全独立，自负盈亏责任；对剧本也不再加干涉，可以由我们自由选择；添置了机件设备，设立了宣传、营业各部门，俨然成为一个规模相当宏伟的独立公司。商务印书馆做了国光公司的后台资方，而且是取之不竭、财力雄厚的资方。

    在当时我确有一股雄心，决心要为新兴的国光公司做一番事业。这时上海的影片公司已是风生水起，艺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各公司之竞争更为激烈。我约请了陈趾青（原在编译所英文部做翻译工作）、孙师毅为编剧，汪福庆为演员兼导演，张伟涛为宣传，组织了编导部。第一部作品名《母之心》，原作是小说家程小青的来稿，陈趾青作了改编。陈初次从事电影剧本写作，前后四易其稿，此片由我执行导演。这是一部宣扬母教题材的作品，讲述一个青年由他的母亲守节抚养成长，踏入社会后受损友的引诱，走入歧途。其母察出其子日渐变化，乃多方设计，使之悔悟，最后拯救其于最危急之时，其子方得觉悟，痛改前非。此子由汪福庆饰演，严个凡饰损友，子之未婚妻由沈展华饰演。此时“志一电影研究社”因各人职务关系，已告星散，沈为仅留之一人。最无法解决的就是母亲一角，这时期电影界最缺乏这类角色，没有适当人选。以往重要一些的老妇人角色，大都由男角扮演，如郑正秋演过《报应昭彰》里的母亲，天一影片公司《立地成佛》里的老太太是新剧演员萧正中扮演的，周空空则演过《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但《母之心》里的母亲是这戏主要的角色，决不能由男角来演。我正为这事踌躇，被我母亲知道了，她自告奋勇演这戏。我母亲一直担任学校教员，我相信她可以胜任这角色。但她守节抚孤二十多年，封建旧意识非常浓厚，她提出了几项现在看来可发一笑的条件：第一，这戏里的人家必须姓杨；第二，戏里的儿子不能由自己的儿子来演，要由她的干儿子来演；第三，戏里不能出现和这儿子的父亲在一起的场景。我和陈趾青商议了，同意把戏里的人家改姓为杨；汪福庆自愿登堂拜认我母为她的干妈；戏里的父亲是不出场的，可是有一张遗像在戏中颇为重要，我只得赶回乡间，把我父亲的遗容请了出来，和我母亲一同上了银幕。这戏尚能激动人心，获得舆论的赞美。

    第二部滑稽片《马浪荡》是一部失败的片子。我的原意是仿照卓别林滑稽影片的形式，用笑料来写一个失业的穷人，在社会上经历着各种不幸的遭遇，过着非人的生活，隐寓讽刺之意。但因过多地采取低级趣味，又因摄影技术太差，在炎热的夏天拍摄，胶片画面在洗印中损坏，但演期预先排定，不及更改，演出后得到一致的批评。我在国光公司的威信，也受到很大损害。我们感觉到国光公司的摄影掌握在几个旧人员之手，他们故步自封，不求进步。这时张非凡从法国百代公司学习摄影回国，由孙师毅介绍，就在汪福庆导演的《上海花》新片任摄影师。张一变以前的摄制情况，改换布光方法，洗印间也作出改革的计划，但以廖恩寿为首的原来的摄影洗印人员，都不愿接受。《上海花》是汪福庆首次导的片子，演员由他在外组织的“小小电影研究社”里的席芳蒨、贺志刚、曹元恺等担任。在编剧、导演各方面，我们都予以协助，现在又得张非凡摄影，成绩斐然。但因内容讲一乡间女子踏进上海，走上堕落道路，这类题材在当时已成陈腔滥调，未得到更大的成就。不久，在我筹拍第三部《不如归》的时候，国光公司内部就暗潮汹涌了。当我们提出的公司内部的改革计划遭到拒绝后，更加严重。我们认为不适当的人可以仍调回印刷所，旧的管理方法也应当改善。廖恩寿技术水平浅薄，不能充当摄影主任，应另调他职。鲍庆甲包围在他的老一辈人之中，不接受我们的申请，并且指出孙师毅在外活动过多，有挑拨行为，要将他同张伟涛一同解职。当然这是我们不能答应的，这样两方面就各走极端。我和陈趾青、孙师毅、张伟涛、张非凡、汪福庆一共有九人提出辞职，等到《不如归》拍摄完成，就登报声明一同离职（但汪福庆后来仍又回去，实际离去的只七人）。这时是1926 年终，距国光成立还不足一年。

    我和陈趾青、张伟涛进了长城画片公司，其余的人则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这时我曾受到商务印书馆当局的责难。李拔可先生对我说，不拍电影就回来，为什么把我们培植了十多年的资格抛弃，你能靠拍电影过一辈子吗？但我已是决心从事电影，其他得失利害就并不计及了。

    自我离去以后，国光影片公司汪福庆拍了一部《歌场奇缘》，耗费了很大成本，拍了许多繁华场面，但成绩平平；另又延请了秦臻如为导演（秦曾在某小公司导演过一部影片《芦花遗恨》，现在上海为领港员，是我国航海业中的老前辈），徐公美为编剧，拍了一部《侠骨痴心》，这已是每况愈下的作品了。其后又拍摄一片，历时甚久，未得完成。至1928 年，国光影片公司亏蚀甚多，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就决议将其解散结束。待一• 二八战役，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毁于炮火，所有已往拍摄的影片，悉行焚去，这是非常可惜的。

    当我写完这篇文字，不得不检讨一下：如《醉乡遗恨》拍成后郑正秋老先生对我说的，商务印书馆电影部果然因了这戏扩大组织，成立国光影片公司，但却没有对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一丝作用，反而很快解散，我是不能不负一些责任的。主要是我的戏剧知识太差，加之没有远见，操之过急，只是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一言不合，即拂袖而去。假如能利用时机，求得逐步改善，就不致遭鲍庆甲、廖恩寿等排挤，国光影片公司或也不致像这样昙花一现了。

    【作者简介】

   
    杨小仲，原名杨保泰，艺名羼提生，1899 年12 月生于江苏常州，著名电影艺术家。他一生执导电影近百部，是中国最早的电影编导之一。1916 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后进入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后改为国光电影公司），主持编导方面工作。他执导的第一部独立影片《醉乡遗恨》，对于初创时期的中国电影有一定的革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