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艾君 托洛茨基：用纸笔创造历史

《俄国革命史》（全三卷），[苏]列夫·托洛茨基，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第一版，108.00元

    许多年里，关于托洛茨基个人及其历史作用，有许多矛盾复杂的评价。1929年，托洛茨基在苏共政治斗争中落败，被迫离开苏联，成为政治侨民（1940年在流亡中死于一场残忍的政治谋杀）。从此以后，一些关于俄国早期革命史的事实都被精心掩盖或伪饰，堕为伪史。在历史教科书中，托洛茨基也被杀死了。关于俄国革命、俄国领袖人物的历史就完全按照胜利者的意志书写，许多真相被遮蔽。托洛茨基被说成“叛徒”、“国际间谍”，托洛茨基思想及其派别蒙受恶名——类似伊斯兰世界的“阿萨欣派”。直到苏联末期，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及苏联解体，许多敏感的历史问题解禁，被重新审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苏共早期党内斗争、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现象（“托派”）的性质和地位也被重新认识。在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服膺者和热爱者以及一些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看来，托洛茨基被公认是十月革命的灵魂人物（“十月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但是，1991年后，一些论者坚持反共主义-反苏主义意识形态，托洛茨基时而被作为斯大林体制的受害者，时而又被说成是另一个嗜血恶魔；而在阴谋论著作中，托洛茨基、列宁等人及其领导的革命还是一个犹太人现象，是犹太人统治世界阴谋的具体实践——相应地，诸如斯大林清洗政敌的斗争、“大清洗”等历史问题就有了新的解释。

    丘吉尔曾经说过：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将它写下来。就是说，创造历史的方式，除了用行动，还可以用纸笔。政治家托洛茨基亲身实践了这一信念，他证明了：他在用纸笔创造历史方面同样出类拔萃。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托洛茨基的思想遗产受到特别重视，对文献的整理及对托洛茨基活动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更好地拼接和还原苏俄历史真相。1999年，我国也出版了伊萨克·多伊彻撰写的恢弘传记《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撰写的《我的生平》、《斯大林评传》等著作也陆续公开出版，关于托洛茨基的研究从此再无禁区。而实际上，已出版著作只是托洛茨基留下的巨大政治-历史遗产中的一小部分。托洛茨基有非常好的演说才能和写作才能，是一位雄辩的政论家。1928年之前，苏联国内已经出版了托洛茨基的17卷著作——还不包括大量的单行本、小册子、报告集、演讲集，而当时列宁和斯大林只有一些单行本、小册子出版。1929年托洛茨基亡命海外后，“流亡的先知”被迫以笔为武器，开始“用自己的记者天分作练习”，完成了大量政论。如果说，托洛茨基在不同时期的著述都服务于自己的政治活动——如《我的生平》的出发点是为自己辩护；《斯大林评传》则丑化了斯大林的形象：平庸、怯懦、缺乏政治和理论才干，擅长玩弄阴谋，或许会失之公允——那么，相比来说，三卷本的《俄国革命史》是其学术色彩最浓的著作。文风一如既往地犀利、雄辩，但却注重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托洛茨基的雄心，是要超越自由主义领袖、历史学教授米留科夫于1921年出版的《俄国第二次革命史》，从革命派领袖的角度重新解释和描绘1917年革命的进程；指米留科夫像个“受害者”、“原告”，“就是不像一个史学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已经几乎同步出版了《俄国革命史》的译本，但是该译本存在种种缺憾，虽无法苛求，究竟不能做阅读和研究的范本，亟需佳译取而代之，丁笃本先生的译著弥补了这一缺憾，同时还补充了大量的最新文献资料。

    托洛茨基曾是在苏俄仅次于列宁的重要活动家，是二号人物，鉴于其在1917年革命中发挥的杰出作用，甚至被称为“十月革命的设计师”。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追随者们撰写了大量称颂托洛茨基的著作，托洛茨基本人也为自己大量宣传；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的声望一度高过列宁，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托洛茨基的个人崇拜。由他本人撰写1917年革命的历史，其参考价值当然不可低估。在《俄国革命史》前言中，托洛茨基称：该书的写作力求立场客观、中正，尽管是当事人，但在描述本人的言行时也用第三人称；虽然是当事人，但他在写作过程中“并不倚赖个人回忆”，而是“严格核实了文献资料”——包括参考了苏联出版的历史文献（192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出版的历史文献尚未大肆伪造）；作为亲历者，作者比其他人有更多优势，了解当时的群体和个体心理，以及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等。托洛茨基对该书性质的说明，表明托洛茨基具备作为史学家的基本素养和主体自觉。此前托洛茨基已表明其具备档案专家的职业精神。托洛茨基本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历史形象（卢那察尔斯基写道，托洛茨基“时刻不忘让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历史”），下令将他在群众集会、各种会议的讲话内容都完整记录，一批知名出版家为托洛茨基整理文献。托洛茨基指示，将他在军事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的讲话整理并印刷三份，其中一份归入托洛茨基的私人档案，在1929年出走前存放在两节火车车厢里。这些档案资料已经成为研究苏俄历史的珍贵文献。丘吉尔曾经说过：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将它写下来。就是说，创造历史的方式，除了用行动，还可以用纸笔。政治家托洛茨基亲身实践了这一信念，他证明了：他在用纸笔创造历史方面同样出类拔萃。

    在阐释1917年俄国革命过程时，托洛茨基的“自我”不免会超越作者作为“裁判”的立场，形成干扰。但是总的来说，由于该书运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其许多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俄国革命史》同样也是托洛茨基为革命辩护和自我辩护之作。《俄国革命史》也就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政治家在1917年革命中的立场和作用进行辨正，申明自己许多判断的正确性，批驳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伪造历史的手法。

    该书特色鲜明，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论述了革命事件中的多个剖面和场景。托洛茨基坚决反对所谓二月革命的“自发性”的观点，认为是受过锻炼的、有觉悟的工人领导了起义；在解释革命进程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因素，试图揭露“事件背后的集体意识的变化”，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学派史学家不具备、也是不认可的（阶级斗争理论首先强调社会经济分析），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角度。自由派领袖米留科夫的著作中称：革命是德国代理人的阴谋，托洛茨基详述1917年7月临时政府诬指革命是“德国阴谋”的前因后果，并予以辩白。此外，对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换、各方力量变化和消长都做了充分论述。该书的事实和细节未必都确切可信，但却是必须要参考、比照的文献。

    《俄国革命史》同样也是托洛茨基为革命辩护和自我辩护之作。1917年革命是托洛茨基政治生涯的顶峰，他的政治才干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俄国革命史》也就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政治家在1917年革命中的立场和作用进行辨正，申明自己许多判断的正确性，批驳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伪造历史的手法。

    托洛茨基的理论被其他政治家吸纳，但未注明出处。1917年前，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政治分歧突出。1930年，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说：1917年四月，党内上层指责列宁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而托洛茨基被迫证实：列宁是发展了他自己的理论，而不是认同了托洛茨基。列宁《四月提纲》号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条件下夺取政权，恰恰承认托洛茨基理论是对的，是列宁实践了“不断革命”论。而斯大林主导下的“世界革命”，仍然是托洛茨基理论的翻版。托洛茨基的理论被僭取，改头换面地实践之。

    作为政治家，托洛茨基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在1920年代，托洛茨基主张严酷的政治斗争手段，提出一些极端口号：“伐木时，必然会溅出火星”；“无情就是最高的革命人道主义”；“威慑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手段”；等等。托洛茨基等人主张对反苏行动实施连坐——负连带的集体责任，导致许多无辜者受害；甚至，强制劳动的思想也出自托洛茨基（而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了大量劳改营——“古拉格”）；鄙视作家和知识分子，提倡文学的政治标准；等等。这些都积淀为苏联的政治文化，长期沿袭，也证明后来的政治家并无多少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托洛茨基失去的只是肉身，而他的灵魂借他人（包括其政敌）的躯壳得到复活。

    托洛茨基无疑是苏联历史上面目最神秘、却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因此，要完成苏联历史的终极拼图，对托洛茨基的思想遗产重新梳理和再认识实在无法回避。托洛茨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基点，而无论是将托洛茨基妖魔化还是理想化，都不能合理解释俄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