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书城

　　“大书城”成各地地标 引领书业市场风向

　　1994年，中国第一家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超大型书店——广州购书中心华彩亮相，开启了中国书业超大型书店的风潮。随后几年，北方图书城、深圳书城·罗湖城、上海书城相继开业。1998年，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开业，并很快创下日销量过百万的业绩。商报以《北京图书大厦创日销逾400万元新高》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些书城的成功，引发全行业的竞相效仿，“大书城”遍地开花，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被称为“大书城时代”。随着全国新华书店酝酿改革的深入发展，书城进入升级改造时代。2001年，以集团公司为中心全省各级新华书店连锁经营，以卖场图书为中心多业态混业经营的模式的浙江图书大厦开业，标志着代表现代书业实体店运营模式的成功运营。

　　2006年，商报于年初与年终分别推出独家调查：《2006：值得期待的大书城》，在对各大书城盘点之余，对书城经营未来的发展进行解读分析，获得了业内的广泛关注。同时还推出了《破解大书城盈亏临界点》，深入剖析了大书城的盈利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策略。2013年，对大书城零售的市场分析聚焦于全国较有代表性的数十家大书城，分析2010年~2012年三年零售特点，推出具有总结性质的《三年零售比较：大书城销量逐年下降》。

　　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实体书店扶持政策等的促推下，实体书店开业步伐加快，新一轮重装改造热潮显现。图书商报以《实体书店隆装进入“3.5”代》《3.5代大书城营销更新记》《全媒跨界融合 书城进入3.5代》等为题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题报道。

　　2014年8月，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与上海书展组委会办公室、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主办，上海书城承办的“首届中国超级书店论坛”在上海隆重举行，与此同时，图书商报推出了《超级书店应当有怎样的“超价值”》的调查报道，成为中国书业又一崭新的里程碑。
　　
    1999年网络书店

　　网络书店跨越发展成本土模式

　　1999年1月，商报对投资4亿元建造的上海书城开业进行报道， 该书城同时开通网上书店，打破了以前网上书店不能进行网上结算的症结，读者在家中可以上网完成浏览——选购——付款的全部程序，所购图书被直接送到家中，是国内第一家正式通过SET认证的网上书店。2000年前后，成为眼下电商巨头的当当网和卓越网先后成立（商报1999年11月报道《“当当”中文网上书店开业》）。其中“当当”中文网上书店在当年拥有全球最大的中文可供书目数据库18万种，堪称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投资金额最高的一家网上书店开创性地开发了方便读者查找的主题分类法，改变中图法为方便图书收藏而制定的原则。此后数年，网上书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值得注意的是，日后成为当当强力竞争对手的卓越网初始定位在精品图书的销售。2004年9月亚马逊斥资约7500万美元收购了卓越网，开始将卓越全面亚马逊化地“还魂与再造”，向“做大而精”转型。 除了以当当、卓越亚马逊为代表的全品种模式，一些专业网上书店在近十年里也有不小发展。 最为典型的是，2002年崛起的服务于IT业中高层人士的中国互动出版网、专注网上旧书交易的孔夫子旧书网等都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2010年11月1日，京东商城图书频道1日上线，自此开启了网络书店三巨头竞争新格局。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介入B2C，当当网2011年拓展新销售领域，服装事业部、3C事业部、美妆事业部、婴童事业部陆续成立。 自此，当当、京东、亚马逊逐渐由网络书店向多品类电商转型。近年，电商们尽管不断借“图书”品类发动“价格战”，但自身升级的步伐也未曾停下，从自建物流到移动电商。从线下到线下的拓展……企图从业态简单，用户流量松散，品类经营泛而不深，盲目追求规模的魔咒中跳脱出来。有趣的是，从网络书店到电商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被外资控股的亚马逊中国等电商发展并不顺利，而像本土崛起的当当、京东以及天猫、淘宝等企业由于具备天然的接地气能力，能迅速对市场作出反应，活得游刃有余。
　　
    2000年读书月读书节

　　读书月、读书节如星火燎原

　　200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创立并举办的深圳读书月正式亮相，这也是全国首个颇具影响力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它着力于提升市民素质，建设学习型城市，每年举办数百项读书文化活动，年度参与人次逐年上升，由首届的170多万上升至1000多万。十多年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先后为深圳读书月做过《深圳读书月走进全国书市》《第七届深圳读书月捐书百万元》《深圳读书月与书业双赢》《倡导阅读释放品牌能量》《深圳读书月鼓励读者享受读书之乐》等报道，一同倡导公益阅读。作为由政府推动的一项公众文化节庆，深圳读书月已经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市民生活，成为深圳市民的文化庆典，城市的文化名片和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载体，影响遍及全国。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11年在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的首届“北京阅读季”。从筹备工作开始，主办者就聘请多位专家研讨，并在阅读季期间聘请文化名人担任“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在专家指导下，开展一系列新书、好书、好文章推介与评选活动；在专家指导下，阅读季的各项主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作为行业媒体，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也积极参与其中，刊载了《北京阅读季拓展文化品牌再升级》《北京阅读季：阅读活动打造书香校园》《期待“书香之家”越来越多》《北京阅读季开启女性阅读活动》等重点报道、专题报道。

　　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这是继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后，第二次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书香社会。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多种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倾力打造了一批推广全民阅读的品牌，让阅读走进人们的生活，在掀起了一个个读书的热潮。与此同时，“北京阅读季”正式更名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成为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

　　2015年更是成为一个全民阅读爆发点，全国各地在“世界阅读日”前后陆续启动“江苏读书节”、“书香荆楚”、“书香八闽”、“书香岭南”、“三湘读书月”、“南国书香节”、“天山读书节”、“书香重庆”、“三秦书月”、“书香八桂”、“书香龙江”、“深圳读书月”、“苏州阅读节”等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政府在促进国民阅读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但在切实阅读的过程中，仍遇到了许多瓶颈和难题，亟待有识之士的共同参与、建言献策。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此间的报道则包括了《政府发力全民阅读 借势福音》《全民阅读为什么这么“火”》《开启全民阅读盛宴》等。
　　
    2001年书业物流

　　书业物流扩容升级

　　中国书业物流中心建设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2001 年，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成为全国首家投入使用的出版物区域配送中心。它率先在国内引进信息系统和AGV 自动配货系统、包装分拣系统等物流设备，实现了整个物流信息系统与自动化设备顺畅连接，结束了新华书店几十年落后的人工储运的历史。“第一炮”打响后，各地新华书店物流中心建设如火如荼。2002年6月，江西新华联合有限公司物流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并于年底引进，包括专业物流软件、自动分拣和电子标签辅助系统在内的物流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和任何商家系统接口，为今后扩张业务规模以及开展第三方物流打下了基础。2003 年，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物流中心再次实现突破，研发并启用了我国首条企业信息系统与自动化控制系统无缝连接的书业物流自动化流水线，成为当时投资少、成本低、效益高的一条物流自动化流水线。

　　2009年，浙江新华自主研发的信息管理系统ERP全面升级，打通了行业产业链信息流，统一了行业信息化交换标准。

　　为展示书业物流中心建设风起云涌之势，商报连续多次进行报道：2002年10月刊登《中国书业十大物流中心》，选出了新华书店系统中面积前十的物流中心并系统介绍其概况和规划；2004年1月刊登《书业物流从扩容到升级》，介绍10家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物流中心的信息管理系统、物流设备升级；2005年1月发表《10 年书业物流：从“奴隶”到“将军”》，回顾1995~2005年10年间书业物流的变革发展，并介绍了国外物流中心建设的经验，紧跟物流中心建设步伐。

　　据2014年发布的《2013年出版物发行产业发展报告》，2012年全国仓储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物流中心共计139个，比上年增加59个。此外，截至2015年，20家省级新华发行集团、3家大型出版集团、两家市级新华发行集团共25家现代物流配送中心正在建设或已投入使用，其中10家已经或正在实施物流二期工程。我国书业物流中心的产业集群优势日益凸显。
　　
    2005年“发标”

　　“发标”升级保信息畅通

　　2005年12月，“发标”问世之初，上海世纪集团就率先浙江新华酝酿签订《社店信息对接合作协议书》，并召集全国主要省市大型书店的有关负责人100余名在海口举行了发行工作研讨会；2006年7月21日～22日，电子、科学、建工出版社分别与浙江新华签订了社店信息对接协议，“发标”对接又迈出实质一步。2007年1月10日，继与上海世纪社、上海文艺社对接，上海新华与科学社、电子社、人邮社、建工社、化工社共同签订业务信息交换协议，成社店信息交换又一成功案例。事实上，鉴于多年来中国图书流通领域商品信息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2004年7月19日，经原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全国出版物发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京成立；同年9月组建了《图书流通信息交换规则》课题工作组；2005年2月开始起草，同年10月该规则起草完毕进入试点推广阶段，并成为中国第一个书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对话标准（简称“发标”）。2006年4月1日“发标”正式颁布实施，2006年12月21日“发标”进入培训阶段……中国图书流通领域第一个关键性的行业标准看似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商报自2005年9月16日开始陆续刊发《发标，你准备了吗？》《“发标”落地“对接”畅通》等一系文章。此后，“发标”家族又添新成员，营销分类法、物流系列7项发行标准颁行，并持续有数十种行业标准修订完成。同时，鉴于信息交换点对点带来相关数据重复录入等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出版物在线信息交换（ONIX）基础上，于2013年发布中国出版物信息交换（CNONIX），并选定湖南新华试点，邀约建工、化工、人邮等12家参加，2015年总局调研中南传媒CNONIX应用示范工程后，再次启动CNONIX国家标准应用试点示范标准。商报2014年1月9日，专门以“CNONIX与信息消费”为主题办了“2014中国出版传媒业营销创新论坛”，随后陆续以《聚焦CNONIX与信息消费 探索行业共建信息平台》《突破瓶颈 CNONIX前景可期》《CNONIX能给书业带来什么》等为题进行报道。2014年11月至今再次陆续围绕CNONIX推出了《CNONIX‘火热’试点中——出版、发行各施巧手求实效》《CNONIX国家标准应用试点示范标准启动》等专题报道。
　　
    2006年天价版税

　　天价版税：折射资源竞争

　　国内天价版税的端倪出现在2006年的《品三国》图书出版无标底招标会上。商报2006年《〈品三国〉首发尘埃落定 易中天重拾洛阳纸贵神话》中，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批印量55万册、14％的版税、3年保底销售20万册的超高标的夺得《品三国》书稿的出版权。当年的“学术超男”易中天成为版税竞标第一人。2009年，“韩寒20%版税跳槽”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郑渊洁在博客上指韩寒的版税率已向胡适看齐。贾平凹旧作《废都》被浙江某公司买断影视改编权，传闻版权费高达100万元。2010年，凭借同名小说改编电影《风声》风靡大江南北之后，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风语》还未完成，出版方就号称预支付了500万元现金的天价稿酬。2011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被新经典以百万美元版税的“天价”引进。同年，全球顶级畅销书作家朗达·拜恩的新作《力量》，经过国内30多家出版机构的激烈角逐，数度竞价，版权最终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七位数（百万）人民币夺得。相比纸质图书的版税之争，网络作家的版税更是让人叹为观止。2013中国作家富豪榜品牌子榜单——“网络作家富豪榜”中，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分别以2650万、2000万、145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前三甲。伴随出版商对于热门作家的大手笔投入，其中也不断爆出信任危机。最为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袁腾飞起诉老东家磨铁图书公司，索赔178万元版权费。近年来，由于网络文学、畅销书的兴盛，出版行业受到了不少风投的青睐，资本运作频繁，大量资金流入市场，被认为是天价版税频创新高的原因所在。2014年，腾讯文学推出了基于粉丝经济的明星IP运作，针对优秀明星作者“一人一千万”的预算投入规模，更是达到作家天价版税的最高峰。
　　
    1999年股权激励

　　出版业股权激励任重道远

　　在我国，股权激励的尝试首先在云南省新华书店展开。1999年8月，云南省新华书店改制为国有独资的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成立了全省新华书店职工持股会，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中率先实现了“工者有其股”。同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史性地肯定了经营者“持有股权”的激励方式。2000年11月，商报顺应时势，刊登了《云南书店“工者有其股”》，详细介绍了云南书店“工者有其股”的实践，为各地新华书店的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工者有其股”的经营方式开始在国有出版业中实行，并逐步推广到部分民营书企。

　　2011及2012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多次提出“在已经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中进行股权激励机制的试点，为企业发展增加内在活力”。商报也于2012年重新聚焦民营书业的股权激励尝试，发表《民营股权激励：美好却难兑现》一文。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股权激励再次成为行业热点。商报“趁热打铁”，呈现多篇报道：《项目股权激励机制激活出版》、《出版业探索“股权激励”——不同路径不同期待》、《非上市书业企业股权激励难点待权衡》、《国有文企股权激励等待破冰》等。

　　然而，无论是国有书企还是民营书企，股权激励都未能如预期取得成效，如何实现股权激励与现有薪酬体系的对接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成为出版企业必须正视的课题。
　　
    2000年教辅书

　　从教辅书到助学读物的蜕变

　　上世纪80年代，随着高考的恢复，教辅图书作为高考备考辅导书出现，商报从多角度追踪教了教辅板块的早期发展历程——一批出版社和民营策划公司在这个阶段实现了资本积累，国营出版力量中出现“文教新六家”等教育出版一线力量，众多民营力量崛起并处于教辅策划领域优势地位。

　　2000年前后，“减负令”出台，教辅出版当时已面临质疑声，甚至成为需要被减掉的“负担”，通过学校教务部门统一征订的各类教辅图书受到很大的影响。时任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的骆丹在那个时候首度提出“助学读物”概念。2001年6月，商报对此概念进行界定，即它从依赖教材大纲、供高考备考使用的图书变为有更能帮助教育和学习的更广泛的读物，利于学生开阔眼界、活跃思路、提高学习能力的书都可归为“助学”；“助学读物”体现以“助”为主、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理念。

　　概念提出后，面对此类产品品种和营销形式不断丰富以及需求旺盛的市场现状，商报从行业媒体的专业性和提供深度服务出发，于2001推出《助学读物专刊》，并将其作为年度品牌专刊进行持续打造。当时，有读者专门写来感谢信，认为该专刊对选购图书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更有趣的是，一些出版社有了“助学读物”编辑室，很多书店开设了 “助学读物”专柜。随后，该专刊与商报另一品牌专刊《暑期专刊》互补互动，同时关注“助学读物”新发展。

　　时至今日，商报最初界定的“助学读物”的概念特征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是其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特别是在新一轮高考改革和新技术的影响下，“助学读物”的素质教育理念和多媒介复合出版的特征将得到更强烈的体现，同时也将迎来更深层面的发展增长点。
　　
    2001年免费教材

　　免费教材·循环使用·教材价格

　　教育部、财政部于2001年制定了《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工作暂行办法》，为保证农村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义务教育，决定从2001年秋季开始，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对中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中央财政免费提供的教科书实行政府采购，这项规定在2004年秋季学期试行。商报在2005年4月以头版专稿和4个专题版的篇幅，以“平常心应对政府采购”、“如何打好教材保卫战”为主题为相关出版特别是新化书店建言献策，并在同年不同时段请业者分析“教材出版的文化性、商业性与公共性”。

　　从2008年春季学期起，中央财政进一步提高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并建立部分科目免费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制度。同时向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地方课程教科书，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教材循环使用经过2008 年一年试验，在普遍感到节约能源、纸张、经费的好处的同时，各种矛盾不断显现，如教材修订与内容更新的矛盾、使用习惯与学习效果的矛盾、副科教育与全面发展的矛盾、印刷成本与教材价格的矛盾、政策规定与管理细则的矛盾等等。2009 年3 月3 日两会期间，商报用7 个版的篇幅，刊载相关调查报道，反映业界意见和呼声，“教材循环使用应该缓行”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代表委员聚焦的话题，代表委员的声音形成影响力，并得到相关部门“教材循环使用可先行试验，暂缓全面推开”的回复。

　　2015年6月9日，国家发改委联合教育部、司法部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下放教材及部分服务价格定价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将中小学教材定价下放到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管理。商报及时发布政策变化以及业界关于”在市场力量驱动下教材价格会有上涨但不会有大幅上涨”的反响性声音。
　　
    2002年健康书

　　“资质准入制度”把健康书还给大众

　　早在2002年，随着著名心血管专家洪昭光连续推出《健康忠告》、《新概念健康手册》等，其中北京出版社的《登上健康快车》上市一个月内销量突破38万册，创造了此类图书的销售奇迹。健康养生的概念一下子红火起来。中国图书商报的《四季养生书忌“拆分”卖》《中西医养生书大比拼》都报道了这一市场的火热。

　　2006年，《人体使用手册》等图书的出版，将养生书的热度再度提升，当时全国共有500余家出版社，其中70%的出版社都在出健康养生图书，同时从这时候开始，对劣质健康养生书的质疑之声也相继出现。2010年，张悟本的神医骗局被拆穿，其“行医”场所悟本堂也被拆除。在这些“养生大师”倒下的背影里，映出的则是数百家出版机构在健康养生图书市场的“混战”。中国图书商报在这一阶段的代表报道如《健康书何日走上健康路？》。

　　2010年下半年，面对如是现象，当时的主管部门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强养生保健类出版物管理的通知》，出版养生保健类出版物实行“资质准入制度”。凡出版养生保健类出版物的出版社必须具备相应的编辑出版力量，设立专业的编辑室，室内编辑人员不少于5名。编辑人员须具有正规医学院校本科以上学历，获得图书编辑专业资格中级以上上岗证书，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不少于两名。同时，出版养生保健类出版物要严格执行选题论证制度、稿件“三审”责任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中国商报特别为此撰写了《养生书：恐慌后渐归理性》等报道。

　　自《通知》出台后，健康养生图书的编校质量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2012年至今，出版社在选择养生书作者时，大都走学院派路线。高学历、名校毕业、大医院的名医、医学院的教授就成了出版社的首选目标了。出版社希望以权威的作者、严谨的内容重新扭转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图书的印象，不过当下却再也没有出现十多年前的超级畅销书。中国图书商报在这一阶段的代表报道有《学院派名家能否带热养生书市场？》、《“小众健康书”或成新宠》、《打造畅销健康书延伸主导业务》等。
　　
    2005年伪书

　　“伪书”从泛滥到销声匿迹

　　“伪书”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古代人喜好托古传道，假借古人之名写自己的文章，或往古人文集中加入自己的文章。《伪书通考》收录1100种，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伪书综考》收录1200种。

　　2005年2月《人民日报》从美国发回报道，引起业界震动。当时在市场上热卖的冒名顶替的《执行力》等书都标明是引进的原版外文书，而且由美国顶尖管理专家写成，但事实上是作者信息虚假的、未获得美国出版公司授权的书。当年热卖的《执行力》中有多处内容完全抄袭，该书作者也查无此人。另外，《第三只眼看中国》作者其实系“译者”王山。2月18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紧急通知》，展开对“伪书”的专项检查。《通知》要求各省级新闻出版局对所辖所属出版单位所出版的图书进行专项检查。对出版含有虚假信息图书的出版单位要依法予以查处，对含有虚假信息的图书该销毁的必须销毁。

　　2005年3月11日在商报举行的专题报道“伪书沙龙”中，与会的十余位来自出版界和法律界的人士最终对“伪书”的定义是：伪书是非法概念，是对出版界涉及图书作者、内容、营销手段含有虚假信息的总称。

　　伪书事件对图书市场的影响巨大，如今，在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假冒作者的“伪书”销声匿迹。一方面是版权逐步规范，许多版权书甚至提前授权而能与世界同步发行，另一方面，原创畅销书不断出现在“伪书”风行的财经领域。“伪书”仍在少数地方浮现，如2014年号称引进《气候改变历史》主编等信息与现实不符。2015年，律师高子程起诉《悬崖边的辩护》冒其名出版。
　　
    2006年总发行权

　　放开总发行权到取消总发行权

　　2001年加入世贸后，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至2006年底，外资在大陆发行中国的出版物将不再受任何限制。内外形势的“压迫”呼唤出版发行改革。2003年7月《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的出台，无疑是“应时而生”，它预示着具备条件的民营发行企业经批准将可获得出版物总发行权，我国出版物发行业进入全面开放时代。为了全面解读新规定与之前暂行规定相比最大的变化，商报在2003年8月发表《我国出版物发行业进入全面开放时代》一文。同年，在规定开始实施后的9月，广东白马旗下文德广运成为首家拿到报刊总发行执照的企业。9月26日，商报在头版上发表《首家民营企业吃定螃蟹》，对此重大事件进行报道，并尖锐地表达业内人士对总发行权是否真正放开的疑窦。2003年12月商报再次推出《<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中国发行业改革的里程碑》，就《规定》出台的背景、意义和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分别采访了新华书店、民营书商等重要负责人。此后的一年内，陆续有10家民营书商、1家合资公司取得图书总发行权。获得出版物总发行权的民营书业纷纷进行了业务重组、网点布局和渠道整合工作，加速了出版物分销的市场化改造制度，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发行体系以及地域封锁逐步被打破，出版物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开始形成。

　　为推动行业交流和发展，商报于2005年1月刊发《长路漫漫 上下求索——专业人士谈分销变局》、2006年3月发表《“新批”总发企业的市场拓展》等报道，整理了总发行权放开后，拥有总发行权书业的有益尝试、遇到的瓶颈及解决方案。

　　2014年国务院审改办决定“取消出版物总发行单位设立审批”，这意味着存在多年的“出版物总发行单位”说法将走进历史，今后任一出版物批发单位均可与出版单位合作，从事除中小学教材发行外的出版物的总发行。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出版发行体系正在形成。
　　
    2008年数字出版

　　数字出版从概念到融合

　　数字出版最早可上溯到上世纪末的网络文学和数据库开发。

　　网络文学这一支力量，除率先试点阅读收费的新浪读书一直不愠不火的发展，2008年7月由起点中文网、榕树下等六大原创文学网站，以及华文天下、中智博文和聚石文华三家图书公司整合而成的盛大文学成立，成为数字出版中不可小视的重要力量。后因管理问题分崩离析，腾讯借机于2013年5月上线创世中文网，2015年1月两方合并成立了阅文集团。出于对IP的重视，百度、阿里也分别于2014年11月、2015年4月成立了百度文学和阿里文学，大有BAT三分天下之势。商报为此2005年1月陆续报道《回顾：网络文学十年志》、《网络文学出版，谁是最大的赢家?》、《网络文学十年盘点：联姻还是招安？》，2014年则有《盛大文学白金作家唐家三少登榜福布斯》。

　　大众数字化阅读的需求不断增长，阅读器的开发成为新的热点，2008年亚马逊Kindle出现后，市场上兴起汉王、盛大、多看、都看等阅读器，2012年京东、当当等电商也趁机上线电子书频道，只是目前只剩下亚马逊Kindle独霸阅读器市场了。商报2008年报道了《亚马逊和索尼引爆2008电子书阅读器市场》，2010年发布《传统出版如何应对屏资源之争》，2012年则总结《一季度市场持续低迷 电子阅读器何去何从》。

　　在专业和教育出版领域，前者仍以数据库为主要方式，后者则朝电子书包和在线教育两线发展，不少出版机构也陆续专设数字出版部门。同时，为加快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升级转型步伐，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于2013年4月、2015年4月确定了首批70家和第二批100家“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2014年8月18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则被喻为“媒体融合元年”。商报自2014年陆续推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系列报道，201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还举办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高层论坛，并发布《2014～2015中国出版传媒业融合发展创新报告》，两会也专题报道了“代表委员全方位解读媒体融合”。
　　
    1998年畅销书

　　畅销书：从文学蔓延至童书

　　撇开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书荒时代的阅读盛景，伴随畅销书排行榜的完善与大书城崛起以及连锁经营和信息化建设等的成长，中国书业的畅销书意识在20世纪后5年大大增强。1998年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推出畅销书分类排行榜并且每月在商报上刊登，影响广泛。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贾平凹、刘震云、池莉、余秋雨等作家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公认的畅销书作家。策划制度开始引入畅销书运作。华艺出版社的“金黎组合”，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安波舜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新世纪以来的畅销书出版热闹非凡。据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全年动销品种前55%的图书创造了2001年全年的销售额，而2002年全年动销品种前5%的图书创造了2002年全年的销售额。这些现象至今改变不大。商报分别于2002年2月21日、2002年11月8日、2003年9月5日连续刊发文章，向世人宣布“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已进入畅销书时代”——20%的畅销书品种产生80%的效益是畅销书的内涵。此后，畅销书的整体营销策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广受重视，畅销书运作开始向国外取经，同时出版界也十分注重将这些经验本土化，造就了诸如《谁动了我的奶酪？》、《“非典”防治手册》、“哈利·波特系列”、《水煮三国》、《人体使用手册》、《狼图腾》、《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超级畅销书。2005年后，民营出版商与国有出版社合作从产品向资本过渡，在畅销书领域进一步取得稳定的经营格局。近年，人们的阅读目的日益多元化、功利化、细分化。反映在畅销书市场上，各门类的畅销书都获得了极大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青春文学、少儿文学、励志类、大众健康和经管类图书成为畅销新秀。近年，超级畅销书出现的几率下降，百万级畅销书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多年前文学类别的畅销书几乎消失殆尽。相对应的，与社会经济生活相关的财经、传记类图书前景看好。最为典型的有2014年柴静的《看见》，2015年中信出版社的《从0到1》都是破百万册的畅销书。此外，畅销书领域一个尤为明显的变化是童书领域畅销产品不断冒尖，但由于童书的爆发力与成人读物不同，其产品的畅销取决于品牌化系列化的常年积累。
　　
    2000年出版分支机构

　　出版分支机构突破地域风生水起

　　20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出版机构为了克服人才、信息等出版资源比较贫乏的区位劣势，纷纷进军北京。2000年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从事选题策划和批发本版图书。接力出版社建立北京接力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高薪聘请知名作家 “依靠领军人物，占领制高点”。随后异地建立出版分支机构这一模式被明天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等30余家出版社采用，商报均有相关报道。这些异地设立的公司机构灵活、嗅觉灵敏，很快借出版大势发展而形成品牌，并培养出一批畅销书操盘手。

　　2005年商报《 从“集贸市场”到“国际书展” 2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的20个分镜头》中阐述道， 一两年前，业界还在讨论出版社异地分支机构的合法与否，2004年它们终于走上了书业的前台。2007年《地方社北京淘金》等文章中，追踪报道了中华书局在上海建立上海聚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设立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出版集团设立的白鹿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广东出版集团设立的南粤出版文化有限公司等在京建立分支公司。这些公司一般实行股份制，由出版集团控股，公司在集团内部则被视为一个出版单位，它虽然没有出版权，但由于可以任意使用集团所属出版社的书号，因此实际上成了集团的“综合性出版社”。

　　2014年商报《释放二三线城市活力出版加快走下去》提到，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的第一套产品“洁尘书系”在成都的文化圈颇受好评。福建漳州博文图书有限公司的门店多选择在三线城市和县城开设，而且颇见成效。广西人民出版社落户泉州的九州出版社（海西）分社，改写了泉州没有出版社的历史。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陆续在南京本部，以及徐州、苏州、南通、广州等成立出版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在连云港、盐城和常州设立出版中心。
　　
    2001年新课标出版业上市

　　新课标课程改革动了“教材出版”的奶酪

　　2001年，以“新课标”为标志的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启动，对国内教材出版乃至教育出版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教材出版格局从 “一枝独秀”变为包括国有出版社、民营公司参与的“百花齐放”。“一标多本”、 “一科多本”、“教材编写地方化”、“教材选择地方化”等多种形式并存出现；初中教材地方化比高中更加明显，有些科目的教材使用区域比高中更具地方化，有的甚至只在一个地方使用。从2001年开始，每年教育部公布的新课标实验教材目录，品种数增加极快。商报在新课标课改启动之初，就及时跟进出版业的相关变化，不仅报道了出版社的教材通过审定的进程、教材的特色、市场格局异变，还在2001年8月以4个版的“国外中小学教材出版专题”为国内教材出版提供借鉴性信息，随后又推出了《教育出版课改风生水起版图重新改写》等大量重头分析报道。

　　2011年12 月28 日，《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通知》正式出台，教材发展与相关出版态势面临新的节点。商报以专稿以及配发专题的形式总结分析了新课标在过往十年间对企业个体乃至产业所带来的影响意义，同时对未来格局和教材建设提出了预判和建议，助力教材出版向着更加专业、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很多出版机构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等主要学科之外，还适应新变革、新形势，开发了国学、书法、足球、心理等一系列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特色教材。商报在近期还特别推出了《特色素质教育教材T台秀》的报道。

　　出版业整体上市成就书业领军企业

　　相比其他行业，出版业上市可谓是“路阻且长”。早在2001、2002年，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就曾两度试图借壳丹东化纤、诚成文化上市，未果。之后出版业上市进入“默默无闻”期。2006 年，根据加入WTO 的承诺，是我国出版分销业全面开放的最后一年。当年5月24日，“上海新华将借壳华联超市上市”的说法终被证实。商报当即在2006年5月26日第1版刊发《中国新华第一股借壳上市》，第一时间采访上海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哈九如，详解“新华传媒”上市股改方案以及标本意义。2006年10月，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如愿通过“股权收购＋资产置换＋股改”的方式，借壳华联超市上市成功，出版业终于实现上市破冰。紧接着“新华文轩”快马加鞭，于2007年5月在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境内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出版发行企业。不难看出，将经营业务与采编业务相分离，成立与采编业务相关的广告、印刷、发行公司，并借壳上市成为初期出版企业上市的主要策略。

　　所幸的是，2007年出版业吹起整体上市之风，作为全国首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试点出版企业，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当年12月成功登陆沪交所，成为出版业整体上市的里程碑。对于这一历史性事件，商报在2007年12月推出《出版传媒吹起整体上市风》《出版第一股的示范效应》等相关报道，分别采访参与辽宁出版传媒上市工作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和辽宁出版传媒董事长任慧英，揭示了辽宁出版传媒上市的政策背景及行业意义；之后上市书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掀起了“第一股”热潮：2010年1月，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直接上市的出版发行企业；2010年10月中南出版成为第一家全产业链整体直接上市的出版企业；2011年11月凤凰传媒成为第一家资产和销售收入双超百亿直接上市出版企业。

　　为了实时跟踪上市书企的动态，商报成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每周传播股评专题组”，力图透过各家上市书企年报、半年报上的一串串数字，关照书业的整体走势。2015年5月，第10次书业走势观察显示，2014年上市书企整体营收逼近700亿元，成果喜人。
　　
    2006年价格战

　　价格战打出了“双11”

　　图书是定价产品，但打折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营书店开始就有，海淀数家民营书店还为此达成了一个行业自律公约，到2000年后网络书店崛起打折已成常态。2006年7月15日，当时北京面积最大的第三极书局新开业，因担心读者分流，与之一路之隔的中关村图书大厦率先以“全场7.5折”促销，引发了第三极书局“全场7折”反击。就在两家大型书店争得不可开交之时，半路上当当网以“全场6.9折封顶”杀入，一举突破图书市场多年形成的价格底线，加之其送货上门，气势更为撼人。商报为此陆续推出《当当网杀入价格战》《是营销手段还是价格战》等文章。2006年9月17日，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召开“非工委特别常委会”，希望能以此事为契机，推动海淀区图书零售公约的签订，以及行业相关法规的出台。9月19日“非工委”、当当网和第三极书局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当当网和第三极书局均表示愿意协商解决问题，并承诺可以有条件实现阶段性停战。事实上，这起价格战直至10月中旬才划上了句号，而且让网店与实体店的竞争真正摆上台面，随后几年卓越与当当还就免运费或更低折扣持续比价，即便卓越网被亚马逊收购也没消停，浙江新华也曾以“橙色风暴”促销。2010年11月1日，随着京东上线图书频道，10万种图书普遍6.5折到8折，最低可至2.8折；随后当当、亚马逊、北发图书网加入价格战阵营；2011年6月前后，京东4折封顶销售少儿图书，引发了三家协会联合出版社抵制。商报自2010年11月就曾陆续推出《四大网站又拼价格战》、《三协会力促24家社维权》、《电子商务集结图书网购用意何在？》文章。此后，苏宁、国美等网上商城也介入图书，加上淘宝网、天猫等本就以低价竞逐，价格战的硝烟越打越浓，除自家周年庆、对手周年庆，还造双11、双12等以低价格主打的销售节。如今，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竞逐都祭出了低价旗。
　　
    2010年交易规则

　　交易规则规范书业经营

　　书业持续的价格战、书店回款周期长、部分经营者跑路及盗版问题的日益加剧，业界对出台相关交易规则的呼声也随之增高。201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历时近3年制定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正式公布，对图书订货、供货、收（验）货、退货、促销、结算等经营环节进行了严格规定，且明确“新书一年内不得打折”、“一年以上的图书零售折扣不能低于8.5折”。但因该规则中有“限价”条款，被指与《反垄断法》相抵触一时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热点。商报在该规则发布前后均组织了大量报道，其中2010年1月25日“八五折十六问”16个版的专题报道，为出版主管部门和国家发改委提供了业界、法律界声音和国外书业惯例，为该规则的后续修改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后2011年3月，国务院分两批公布了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5部条例和规章，分别就出版准入、网络出版管理、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行政审批制度、音像制品监管等方面作出修订。并以《出版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为制定依据，对《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分别就出版物批发单位的准入门槛、网络书店的审批条件、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的管理等方面作出调整和规定。
　　
    2013年出版众筹

　　众筹进入出版大显身手

　　2011年，众筹模式进入中国。尽管诸多众筹网站在上线时都设有出版栏目，但是众筹出版一开始并未引起行业的重视。2013年，磨铁图书与众筹网联合发起的《社交红利》众筹项目的成功，使得“众筹模式”在出版业激起千层浪。《社交红利》首次印刷前，仅用了两周时间就通过众筹方式筹到10万元，由于预售图书定价为30元，相当于还没开印就提前售出了超过3300本。这种“预售+团购”众筹出版模式改变了读者的内容付费方式——从出版后的购买模式转换为出版前的投资或预付模式，读者也因此可以参与到图书制作中，并享受图书内容之外的附加服务，有助于形成具有凝聚力的读者社群。对于这种出版新模式，商报于2013年12月刊发《众筹出版：涉水还是观望》，理顺了众筹和众筹出版的来龙去脉。

　　之后，出版与众筹联手的佳音频频传出。2014年7月，京东上线众筹平台——“凑份子”，并上线中信出版社联合奇虎360公司发起的《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众筹项目，一个月内筹资超过百万元，成为出版第一大众筹项目。此外，字里行间为其嘉里中心店众筹合伙人和阅读家的项目也大获成功，根据项目介绍，众筹资金到位后，该分店将在工商部门做股东变更，并由非独立核算的分店变更为独立核算的有限责任制公司。从实物类众筹到股权众筹，众筹新模式无疑成为出版老行业维护和拓宽产品价值链的新型路径。为此，商报于2014年10月再次刊登长文《出版众筹，有热望还要有创意》对出版业众筹尝试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