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早在2010年，中央就提出到2020年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按照支柱性产业至少要达到GDP5%的比例看，2014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应达到3万亿元，而实际上只增加了1.8万亿元，距离支柱性产业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我国财政部不断加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从2008年的10亿元到2015年的50亿元，累计达242亿元，支持项目4100多个，仅2015年一年，受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就达850个。其中，约百余家新闻出版及相关企业获得了项目发展资金，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外语教学出版一站式资源服务平台”项目获450万元资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基于媒体融合的M+Book”项目获720万元资金，山西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的“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版数字出版工程”项目获900万元资金，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少儿动漫复合出版应用示范项目”获920万元资金。

　　如何借力政府的资金政策支持，加快出版企业的转型升级，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格局下尽快建立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新型出版业务模式，这是摆在不少出版企业老总面前的迫切任务。这也成为第二届国际数字出版大会上国内同仁热切关心并希望从国外同行那里借鉴的成功经验的话题。本报记者全程参加了11月18日~19日的大会，采访了部分与会嘉宾，就数字出版转型及新产品的开发等话题，形成以下深度报道。

　　北京初冬时分，在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数字出版大会，颇有些为国内出版界指点迷津的意味，尤其是在国内日益重视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之际，邀请十余位国际业界高管及专家“香山论道”，为国内同仁揭开了操盘数字出版的神秘面纱。

　　如今，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下载及阅读出版内容，这种消费方式更为普及。因而出版商也需要勇敢地走出围墙，对精心培育的美丽花园，根据读者和消费者新的阅读习惯和需求，进行开发，使开发的数字产品更多地参与与读者的互动，从而提高与本地读者或本地用户的互动性，这样本土化的APP，可以做到在对的时间给对的人——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岳根·博思如此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开发数字产品的要义。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章梓茂说出了不少出版社对数字化转型的心声：“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出版社都面临着一个战略抉择，做是找死，不做是等死，要找到一条出路就不会死。现在内容的经销渠道发生了变化，有不少这样的经销平台，除了希望做自己的产品经销也希望做第三方经销，在这个各方角逐的混战时期，大家都在抢地盘，几年之后，会淘汰或生成一批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公共平台，就像现在的天猫，建立了好的客户群，就找到了新的经销渠道。

　　打造数字化平台需瞄准核心用户

　　如何才能做成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数字化平台呢？美国世哲出版社亚太区总裁保罗·伊文斯给出了他的建议：出版商应关注客户及其需求，从点滴做起，直到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并有效支持核心用户。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能否生存下去，关键是了解你面对的市场和用户，与他们密切合作，确保你是从他们的需求出发，建设平台的。他还指出，协同合作也很重要。在你不占有优势的领域，要与占领市场领先地位的伙伴合作。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支持全球学术圈上，确保投入效果最大化。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国际出版总监肖宏表示，同方知网正在开发“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版数字出版工程”项目，希望打造一个学术期刊的搜索引擎，帮助用户找到需要的文章，同时更广范围地传播学术成果。但“目前各地期刊的属地化管理、对期刊出增刊的数量限制等都阻碍了统一平台的发展”。他指出，“要整合资源，就必须减少行政限制。做数字出版不要搞计划经济，而应该放开市场。现在国内不缺少技术，但行政干预阻碍了市场发展。政府应该在政治性和内容标准方面加大监管力度，而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同方知网开发的“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版数字出版工程”项目已运营1年多，计划每年翻译1万篇文章，预计到明年平台上学术期刊的数量将达到200种，年投资3000多万元。

　　周怀北教授2007年与几位学者共同在美国创建了开放获取模式的美国科学研究出版社并担任董事长。他对学术期刊平台的未来有不同的预判。他指出，与大众领域使用移动设备的人数高达75%相比，学术圈使用移动设备的用户只占10%，因此台式和笔记本电脑仍将是学术内容的主要载体，虽然该公司开发了电脑版和移动版两个版本。

　　他表示，确保稿件的高质量，让作者感到在这里出版的性价比较高，并不断进行宣传推广，是该社成功的主要原因。作者一般都是通过网络搜索找到他们，一般作者需支付的出版费在300~1000美元，虽然价格低于一些出版社，但他们严控质量，该社出版有200多种经过同行评议的线上OA期刊，有5000多位专业编委会成员，已出版4万多篇文章，有15%的投稿来自中国。公司在成立第4年即实现收支持平。

　　“中少总社2016年的‘少儿动漫复合出版应用示范项目’在获得财政部资金支持下也刚刚启动。该社将在原有纸刊《中国卡通》的基础上创办一份电子刊。将纸刊内容移到微信平台上，与粉丝群形成互动，开发新的APP，凝聚核心用户群，增强平台的互动功能。”负责该项目运营的中少总社旗下的中国卡通杂志社主编胡纯琦对未来有着这样的规划。

　　教材开发注重交互性和添加新内容

　　章梓茂介绍了北京交通大学社新开发的M+Book版《电力机车制动机》教材的动因：在盗版侵蚀教材市场的当下，开发这款数字产品，一方面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探寻新出路，另一方面也是面对盗版之困的积极应对。扫描教材扉页上的二维码，用户可将配套的APP《学习从这里开始》安装到手机上（二维码只能被一个手机号注册使用，有效地打击了盗版），应用程序中运用了图像识别与增强现实技术，可以让学生在使用教材的同时，用手机扫描教材中的机车图形，观察其立体结构图，通过触屏细化地拆装各个部件。他表示，希望通过这部数字化教材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该教材已被列入2015年度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并获得资金支持，章梓茂表示“将把这部教材当作一个工程来做”。

　　美国世哲出版社亚太区总裁保罗·伊文斯以去年新开发的SAGE edge为例，讲述了如何在教育出版领域，通过提供线上课程、视频以及线上数字化解决方案来满足师生需求，如邀请著名的教师对教材中难懂的章节进行讲解，添加这些视频、声音内容；为学习者提供在线行动方案、学习目标和测试，以及提供延伸阅读的文章、期刊等。但伊文斯强调指出，开发数字产品首先要保证有好的内容，而且要保证是以内容为主导，而不是以技术为主导来开发数字产品。

　　伊文斯表示，通常在欧洲和美国，有30%~40%的学生会购买教授指定的教材，而在亚洲一些国家，只有15%的学生会去购买指定教材。可如果出版社在数字教材中添加了一些补充资料，或者可以帮助教师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那么购买该教材的学生就会是100%了。因此，添加补充资料是增加销售的好办法。

　　巴西高尔集团中东欧地区总裁比安卡·苏素娜表示，巴西有1500万的新中产阶级，而且巴西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该集团开发的数字图书馆就非常注重把书本、视频、参考书和很多互动性的内容集结起来，通过电脑、智能手机或平板来接入。她强调指出，进行书籍采购时要注重质量，吸引有知识、博学的人来进行甄别、选择，建立标准，来识别准确、真实的信息。

　　在全球数字出版的版图里，英语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小语种的电子资源同样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

　　位于意大利的嘉素里（Casalini libri）欧洲图书供应中心通过创建Torrossa平台，来推广意、西、葡语人文社科类专业书刊出版。该中心电子资源经理安德烈·费罗介绍了平台建设中的创新，如实现章节搜索、多种方式阅读，实现内容的可见性、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

　　从地区分布看，除欧美国家在数字出版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有着巨大的市场，如拉美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人群日益增多，在阿根廷，政府向学校发放400多万台平板电脑用于课堂教学，市场对电子出版的需求越来越大。在非洲，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人数增长迅猛。而印度有上百万人使用双语，而且印度的IT技术很先进，智能手机以及用户增长速度相当迅速。

　　此次大会让中外出版同仁都收获颇丰。肖宏表示，通过这次大会可以学习到国际上在移动出版、数字出版方面先进的运营经验。嘉素里欧洲图书供应中心在中国开拓了新的客户，有几家外语大学有意购买其意大利语内容资源。德国维肯林克公司创始人塞巴斯蒂安·维诺表示，他将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11月20日）赴成都，参加与中国出版社的会谈。他还为中国同行提出了几点建议：中国出版商要想成功地进行数字转型，就必须思维灵活，对市场反应迅速，善于与技术公司合作；要走向国际市场，就一定要贴近当地读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