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辞源》的修订出版，向来深受国民关切。一部一百年前的工具书再版，仍然能够引起学界的热烈关切和广泛关注，仍然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殷切期望，充分显示了《辞源》持久而强劲的生命力，也彰显了中国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珍爱。《辞源》自问世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对于传续中华文化血脉、传承民族文化香火，贡献卓绝。今年正值它出版一百年，又逢第三版修订出版，能与在座诸位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我感到非常荣幸。

　　今天的活动非常好！我想它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这是一次关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再讨论、再认识。“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辞源》就是这样一部国家层面的文化重器，它在学术上、文化上具有的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探讨。这点今天谈得很充分，我不再赘言。 第二，这是一次向文化先贤的致敬！一百多年以来，以《辞源》编纂者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胼手胝足、前仆后继，于艰苦卓绝之中，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整理中华固有文化，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学术创新与文化复兴之路。我们应该记住这些闪亮的名字：张元济、陆尔奎、傅运森、高梦旦、杜亚泉、方毅、庄俞、孟森、刘秉麟、陈翰伯、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让我们向这些文化先贤和时代先驱，表达最深沉、最崇高的敬意！第三，这是一次对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发展史的回顾总结，更是一次学习“《辞源》精神”的精神洗礼。

　　一百年的《辞源》修订史，是一部浓缩了的近现代文化发展史，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转型的智慧，体现出中华民族面对艰险苦难的高贵品质，充满着历史的启迪。我把一百多年以来，在《辞源》编纂中所展现出来高贵品质，称为“《辞源》精神”。

 　　“《辞源》精神”首先是胸怀家国、传续文化的责任担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强国保种的最危难的时刻，传统文化面临存亡续绝、何去何从的困境，面临巨大的价值危机与传承风险。而强敌入侵、西学东渐，则必须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科学文化知识，培育本土的现代新文明。1908年，陆尔奎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之呐喊，于荆棘载途、无路之路中，启动了《辞源》编纂，致力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明之间搭起桥梁。正是一代又一代文化先贤与时代先驱的不懈努力和勇于担当，中国传统文化在激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才得以传承、复兴和发扬光大。

　　“《辞源》精神”是文化为本、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本体，“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但如何去伪存真、去芜取精，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则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辑体例、语料应用、内容主体等方面，进行了卓越的探索，创造了全新的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的示范作用。《辞源》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语文辞书出版事业的发端；标志着国民有了第一部融新知旧学于一炉的新式辞书；标志着文化转型期的中国，不再受文化传承与文化普及之困，进入了“开学问进步之新纪元”。

　　“《辞源》精神”是俯首孺牛、宁静致远的奉献精神。

　　辞书的编纂修订，是常人无法想象之艰难工作，需要一辈人接着一辈人“前仆后继”。“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辞源》第一版，历时八年，先后五十余人参与，主编陆尔奎，因此而几近失明。第二版前后跨时近三十年，参与者难以计数，主持人吴泽炎积劳成疾竟致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八年，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在座的何九盈、王宁、董琨等主编和编者，不顾高年，不辞辛苦，付出了惊人的努力，令人感佩之至！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想以上“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甘于奉献”的“《辞源》精神”，正是这种优秀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的代表；而《辞源》的编纂修订，正是“结合了新的时代条件，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相信，这样的精神和事业，将会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发扬光大！

　　最后，祝贺《辞源》第三版修订成功！祝愿我国的文化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为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文化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