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文化活动重温、总结了“商务精神”，如于殿利总经理所言，这是为未来从过去中吸收营养。今天是商务印书馆121岁华诞，120年来，商务的事业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呼应时代课题，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和创造，商务才可期望有更多的120年。值此馆庆121年之际，特辑录学界、出版界名家对商务精神、商务传统的解读，以为纪念。

 

严隽琪：今天我们仍需要“商务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甲子象征着周而复始，两个甲子尤具生生不息、创新发展的意蕴。

　　120年的商务印书馆发展史，凝聚着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智慧，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艰难险阻时的高贵品质与文化自信，充满历史启迪，也淬炼出了“商务精神”。

　　商务精神首先是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馆厂遭受日寇“1•28”轰炸后迅速复业，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战火中实现“日出一书”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推出一系列扫盲工具书，成就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这样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在改革开放之初，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中国与世界平等对话搭建广阔学术平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推出全面总结中国学术体系、积淀中国学术百年来优秀成果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彰显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自信。这正是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担当。

　　商务精神又是一种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革命精神。商务印书馆创造过诸多“第一”：出版过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马氏文通》、第一部专科类词典《植物学大词典》；创制过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首次引进彩色胶印机并首次采用胶版彩印等等，带来了中国出版业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文化史、思想史上一系列革命性的转型与进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20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基地。当时地处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拥有4000余人的产业工人大军，党团、工会组织阵容之强，人数之多，在上海产业中居于首位，商务印书馆也成为党的早期活动的重要据点，其旗下的东方图书馆还成为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这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史。

　　商务精神具有博采中西、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5万余种图书，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商务印书馆以书为名，汇贤聚能，中国近现代众多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因此它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无可替代的思想阵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胸怀。

　　商务精神还包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拥有百年老店称号的商务印书馆，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标准来打造读书产品。它每一个传承有年的图书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常销常新。这其中固然有图书内容和作者的原因，但出版方精益求精的打磨、倾心尽力的维护，也赋予了图书产品无限的生命力。这是一种灌注于字里行间的、默默奉献的工匠精神，也是商务的文化良心。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国的出版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这尤其需要广大出版工作者具备文化担当、文化胆识、文化胸怀、文化良心，以出版记录历史、沉淀社会思想文化结晶，以出版强壮民族文化脊梁、弘扬这个时代属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自信。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并弘扬商务精神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0日第24版）

 

柳斌杰：用好商务经验 建设出版强国

 

　　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机构。120年来，商务印书馆以其艰苦卓绝的事业奋斗和矢志不渝的文化追求，成就自身的大业。成立之初的30多年就成为中国出版界之翘楚，成为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名社大社，与世界出版巨头比肩而立，堪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出版巨轮。商务的发展既得益于世界先进文化的滋养，更融汇了中国智慧，综合了本土特色，满足了中国人民求新图变的时代需求，在中国文化史和出版史上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丰碑，在世界文化史和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具有中国风骨的文化标记。

　　商务120年的出版历史，不仅以“量”取胜，更以“质”闻名，“商务印书馆”已成为读者心目中品质的保证和象征，坚定不移的精品意识成就了中国出版的民族品牌，确立了中国出版的品质标杆。

　　商务印书馆120年来坚持传承优秀文化、不断创新先进学术的出版历史，不但给我们留下大量堪称传世之作的经典图书，也为我们出版业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我是商务50多年的忠实读者，不但靠商务的书滋养学术精神，也认真思考过商务的成功之道。归纳起来，我认为如下几点，对当代出版业发展有普遍意义。

 

一、立意高远的出版宗旨

　　从1897年创立之日起，商务印书馆便一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致力于传播现代文化思想，出版了大批带有鲜明原创色彩并极富学术建树的中华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学术中诸多开山之作、扛鼎之作，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都是在商务首次出版。可以说，“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着眼国民精神的再造，使商务从建馆之初就超拔于同时代众多出版机构，闪耀出心系家国的理想主义光辉，这就从根本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的先进性与引领性，使得商务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变迁过程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许多学术选题和作者选择都是商务自己主动谋划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人和见证人，这是商务主动出版精神的体现。

 

二、坚定不移的精品意识

　　自创建之初，商务印书馆便以具有独立编辑、印刷、发行能力的现代出版企业的姿态跻身世界出版之林，探索出了一条坚持精品、适合自身发展的兴社之路。可以说，商务120年的出版历史，不仅以“量”取胜，更以“质”闻名，“商务印书馆”已成为读者心目中品质的保证和象征，坚定不移的精品意识成就了中国出版的民族品牌，确立了中国出版的品质标杆。一个出版社的最终价值，是看为人类精神宝库留下多少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商务的这种精品意识应当在当代出版业中大力发扬。

 

三、面向国际的文化视野

　　商务印书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商务人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国际文化视野。早在建馆之初，它就把握时势，注重出版反封建的新文化，把引领潮流的学术出版放在首位，走在社会启蒙的前面，它在知识精英中就是一个思想明灯。商务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国际视野，努力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领域的新成就译介给中国读者，把国际的科学教材引入中国教育，开设中国新式教育的学科体系，使学校重视中西比较、文理结合，为结束两千年只背“四书五经”的科举教育制度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商务这种视野进一步扩大，把握文化大势，关注学术前沿，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另外，商务早期在发展过程中曾在亚洲各国建馆设点，开展中外出版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力，奉献人类文明之光。这对今天出版“走出去”来说，也是重要的经验。

 

四、重视人才的扶持培养

　　出版品牌的积累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前面说到了商务的人才阵容，名家之多，令人景仰。商务印书馆创立以来，一直把优秀人才汇聚、扶持、培养，作为出版发展的核心目标。一是汇聚人才。商务坚持以共同的文化追求聚集和吸纳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共襄盛举。它不仅仅通过一本本具体的图书来实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宏愿，更是靠这些大家开创新文化。二是扶持新人。商务着力为接受新式教育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崭露头角的平台，培养文化新人。不少当时未成名的年轻学者，均是起飞于商务这艘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巨型航母，出版了其立足学术界的第一部重要著作。

　　120年来，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团结学界和社会力量，一起参与出版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着力培养有专业能力、有独立眼光、有团队精神的编辑队伍，并将著译者和编校者的优势资源融汇发酵，不断升华，经过几代商务人的不懈努力，共同铸就了商务的学术品牌，树立了商务的文化形象，成就了商务作为我国辞书王国和学术重镇的崇高地位。

　　商务印书馆120年来所积累的出版经验是中国出版的一笔宝贵财富，带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思考。今天，我们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出版业的巨大变革和社会文化需求的日趋复杂，使我们的出版工作面临着转型与创新的双重挑战，特别是在媒体融合发展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出版行业如何保持内容产业的优势地位，如何继续发挥文化主导作用，是每一个出版工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我向大家提出几点建议：第一，要担负起传承创新先进文化的出版责任；第二，要坚持精益求精的出版品格，努力推出传世经典；第三，要精心谋划“三跨”发展，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第四，要注重培养时代需要的出版人才；第五，要加快推进融合发展以壮大出版业实力。

　　衷心祝愿商务印书馆继续发扬光大自己的传统，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作者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冯俊：商务印书馆的革命传统和世界眼光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以来中国出版业的旗舰，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中西学术交流的桥梁。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文化的力量、知识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使它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繁荣。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骄傲！

 

　　商务印书馆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本来是要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商务印书馆的初心和本来是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扶助学术、振兴中华，和中国共产党高度契合和一致，并且商务印书馆在其发展的初期是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紧密相关的。

　　根据上海的历史学者们考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达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外聘编辑。在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很早就有翻译和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并连载日本幸德秋水所写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著作。

　　1919年至1922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1种，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价值价格及利润》；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如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本，除陈望道较早的译本外，这是1949年以前《共产党宣言》6个版本中唯一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版本。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聚集地，最早成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地方之一。据统计，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含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1925年有职工4000人，而且多为技术工人，文化素质较高，是“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人大军”。沈雁冰，也就是作家茅盾，于1916年至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普通编辑到《小说月报》杂志主编一共工作了10年，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即邀请他参加研究会，并为《新青年》等刊物撰稿。1921年春，经李达、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冬天徐梅坤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来找沈雁冰，要发展党组织和成立印刷工人工会。1921年冬，沈雁冰和徐梅坤首先介绍印刷所影印部技工糜文溶入党，接着有董亦湘、杨贤江、黄玉衡、恽雨棠、糜文浩入党。1925年上半年，董亦湘和恽雨棠介绍发行所职员陈云入党。陈云同志就是在商务印书馆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根据各方面资料及老同志回忆，自1921年党诞生后到1927年，商务印书馆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200名。

　　商务印书馆还一度成为党中央的联络站。1921年10月4日，刚从广州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及夫人高君曼在渔阳里2号自己的寓所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起被捕并被关入法租界巡捕房监狱，后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借助商店、写字楼和文化机构作为联络点。

　　考虑到沈雁冰当《小说月报》主编的合法身份和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中央直属的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函件往来和人员往来。根据茅盾晚年在《我走过的路》中回忆，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函件均寄给他，外封写沈雁冰收，内封则另写“钟英”（“中央”的谐音）收，以此方式遮人耳目。外地有人来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报告中央。

 

　　商务印书馆有一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前后，商务印书馆编印大量中小学白话文教材，推进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启蒙的重要推手，同时还成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译介西学的先锋。当陈独秀批评《东方杂志》、罗家伦批评《妇女杂志》因循守旧，维护封建道德礼教之后，张元济大胆改革，起用新人，马上更换这两个杂志的主编，很快杂志面貌一新，如任命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一大批文化名人如鲁迅、郑振铎、叶圣陶、冰心、巴金、老舍、丁玲都和《小说月报》保持着密切关系并发表作品。

　　五四运动后，张元济、高梦旦多次亲赴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寻书求才，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大力支持，不仅将体现北大新思潮的《北京大学丛书》和《北京大学月刊》交由商务出版，还与胡适、蒋百里等人一起主编了《世界丛书》，翻译了一批政治、经济、小说和文学的世界名著，1920年代陆续出版，赢得了大批的读者，这些书籍的出版逐渐地改变了商务的出书方向。

　　1921年春夏之交，张元济和高梦旦还专程到北京，想聘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不满30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二位前辈的诚意打动了年轻的胡适，他不好拒绝，表示待他到商务来考察一段时间再说。1921年7月10日胡适到了上海，张元济、高梦旦亲自迎接，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和盛情款待，胡适考察两个月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编译所是很紧要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但是，他说他还年轻，还可以干一些自己的事情，编译所长行政事务太多，与自己的性格不甚相宜。胡适婉拒了这个职务，但是他推荐了他在中国新公学读书时的老师、自学成才但此时还默默无闻的王云五来担任此职。

　　张元济、高梦旦与王云五从未谋面，出于对胡适这位青年教授的敬重和信任，就聘请了王云五任编译所副所长，3个月后任命为所长。王云五后来成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培植西学、重视汉译是商务印书馆的特色

　　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后到达上海，与张元济商量编辑出版《共学社丛书》，1920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学社马克思研究丛书》。梁启超的另一项学术计划是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例如邀请柏格森、罗素、杜里舒等人来华讲学，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表示大力支持，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并让梁启超开出确切费用清单。

　　1920年9月张元济得知梁启超要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消息，立即答应出钱资助，并表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素全部讲稿，后来罗素来华的全部讲稿编入了《共学社罗素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已经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窗口。从早期的“严译名著丛刊”到今天煌煌大观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习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讲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德国时谈到，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学辩论，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到的中国读者阅读和喜爱的这些书籍和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对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丰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要求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呢？习总书记还要求我们要四看，那就是“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习总书记这“四看”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服务的出版界讲的。商务印书馆要既坚持“三来”，也做好“四看”，今后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事业才会越来越旺。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原载《人民政协报》2017年10月12日11版）

 

谭跃：商务印书馆——丰碑一样的文化坐标

 

　　回顾商务印书馆的120年，她彰显了民族命运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的历史，体现了出版企业践行时代使命的独特方式。

　　在启蒙与救亡、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历史浪潮中，她始终坚持民族利益至上，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神圣使命，传播马列，译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整理国故，传承经典。

　　她在时代激荡中引领风潮，又在潮流更迭中催生新知；她在格物致知中启迪民智，又在大众启蒙中倡导新学。她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融汇人类文明成果做出了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为几代中国人的心智成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彪炳史册的精神支撑；她将红色文化基因、民族文化传统、外来文化养料和时代生活底色予以有机融贯，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坐标，成为全球文化格局中一个卓然而立的中国符号。

　　回顾商务印书馆的120年，她彰显了文化担当与市场运营双效合一的历史，体现了出版企业履行文化责任的独特路径。

　　作为我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她最早建立了以企业化、股份化、市场化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率先引进和使用世界先进印刷技术，推行现代商业管理、运营、销售方式，设立了36个跨国跨地域经营的分支机构，有效整合了大众启蒙与市场运作、思想引领与技术创新等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要素，以企业的方式做内容，以商业的方式做传播，以市场的方式激活资源，实现了文以载道、商以传道、创新弘道的有机统一。

　　她重市场但不唯市场，重商业但不悖伦理，她重师夷长技但更重技以载道，重产业扩张但更重文化影响。这是她的企业之道，是她的文化格调，也是文化融于企业、企业助力文化的成功之道。

　　回顾商务印书馆的120年，她彰显了文化理想与文化品质有机统一的历史，体现了出版企业独特的中国精神。她坚持以文化人、以书立人，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辞源》《新华字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一批影响深远、传诵不衰的文化精品。

　　她生于忧患，克勤于邦，秉持自强弘毅、与时偕行的进取精神；她品察古今，博采中西，葆有兼收并蓄、厚德载物的开放精神；她寻章摘句，探赜索微，炼就淬金炼石、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她木铎启路，日新无已，常有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这种“企业精神”，是商务印书馆历经磨砺、含弘光大的主要法宝，是中国现代出版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要继承好商务的文化传统和企业精神，就是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导向，营造向上向善的文化氛围；要积极服务大局，打造更多精品力作；推动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深化企业改革，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媒体融合，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一体化发展，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集团，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原载2017年6月11日《光明日报》）

 

王涛：商务双甲子基业常青 永葆活力
 

　　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端，经过120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一家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出版文化企业，隆重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在当下有着特殊的意义。商务印书馆创建于清朝末年，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动荡、积贫积弱，不仅国家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也面临数千年未曾有过的承续危机。商务的创办者们，怀着忧时忧民和救国图存的强烈危机意识，自觉承担起“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借出版启蒙大众、以知识改造社会。

　　在以张元济为首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参与下，商务印书馆整理国故，引进西学，传播新知，从一家小印刷作坊，逐渐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以其成就卓绝的文化出版活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商务印书馆120年的发展历史深深嵌入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和发展的进程当中。

　　历史辉煌，基业常新。120年来，商务创造的诸多“第一”，也见证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从青稚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120年，是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三个世纪以来不断创新发展、砥砺前行的明证。今天我们总结商务印书馆120年的成就与历程，回顾中国现代出版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提炼中国出版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和文化品格，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使商务印书馆这个民族品牌能够基业常青，永葆活力。

　　百年品牌，其命维新。120年来，商务印书馆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百衲本二十四史”“文津阁《四库全书》”《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无数出版品牌，其中很多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惠及亿万读者，商务印书馆也被读者公认为中国的“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今天，商务印书馆在继续维护传统出版品牌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产品线：“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揭示现代世界文化竞争格局，唤醒国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博物系列丛书”唤起读者对自然的保护和重视，呼吁大众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出版产业无论怎样多元发展，多出好书永远是核心竞争力和基本价值所在。

　　助力阅读，功在千秋。阅读决定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决定一个民族究竟能够走多远。在今天的中国，全民阅读既是社会的热点，更是社会的短板。今天，商务印书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实施公益文化，发起了为全国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新华字典》的文化民生工程，设立助学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和家庭困难的孩子。首创乡村阅读中心建设，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探索以学校辐射村镇的阅读推广方式，使中国最广大的基层群体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在当下才刚刚破题，任重而道远，商务印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中不可缺位，不可松懈。

　　作为一个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出版人，在至亲至爱的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心潮难平，仰望天空、万千思绪。

　　我们要永存感恩。商务人应该对感恩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遵循。感恩是一种价值观，是源于人对自身缺陷的认识。凡是对商务印书馆实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个目标有所助力的人，都是对我们的莫大的帮助和无私的救赎，我们永远对他们心存感恩。

　　我们要永续担当。商务印书馆的120年前后有两个重要的时期，正好各占一个甲子。张元济先生生于1867年，逝于1959年。1959年正好是商务印书馆成立62年。张先生那代人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个甲子，这就是为中华民族保种图存和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聚集了一批仁人志士，作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

　　我们要彻底谦卑。我们必须对传统谦卑、对作者谦卑、对读者谦卑、对市场法则谦卑。谦卑不仅仅是一种伦理尺度，更是一种理性的境界。我们要认识到，今天人们对商务印书馆的诸多赞誉，主要是为商务前辈先贤们的人格和业绩而发的，与前辈先贤相比，我们实在有太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向张元济、王云五、陈瀚伯、陈原等商务前辈全方位的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来立言、立德、立功。

　　我们要不懈创新。创新从来都是被倒逼出来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倒逼出强劲的创新动力。商务人应该永远葆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如果不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务印书馆也可能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供后人研究一个百年老店如何逐渐凋零。今天的技术进步彻底颠覆了我们许多的出版观念。当我们还在为当下的数字技术困惑和趑趄时，这些技术却已经很快边缘化了。一百多年前，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似乎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但那种辩证通达、允执厥中的精神却依然葆有生命力。“内容为体、技术为用”仍然是我们在眼花缭乱的数字时代保持出版定力的圭臬。

　　（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

 

郝振省：文化企业要有使命担当

 

　　商务120年历史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

　　其一，文化企业要有家国担当。商务印书馆在历史上有过一次转型，在张元济先生加盟前，只是一家印刷企业，张元济就任其股东与编译所所长后，就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文化企业。张元济下决心把“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立社之本与发展之魂，这一文脉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中国现代出版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国民教育、文化救国有着先天的、内在的联系。

　　这也启示今天的我们：出版业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方向，忠实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如此而为，出版才会有蓬勃生命力与持久影响力。

　　其二，文化使命是出版的根本使命。扫描一下商务印书馆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出的不同出版物：最初针对“两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接着针对民众的文化需求，成为各种辞书、工具书的出版基地。后来，又开始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学术名著，力图牵引整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主航道。此外，还编纂出版中华经典，接续民族文明的香火。

　　换言之，商务印书馆始终把文化使命摆在了第一位，其结果是，既创造了一个灿烂的出版品牌，又收获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回报。

　　第三，出版繁荣归根结底在人才。商务印书馆不仅为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阶层持续提供了积极的、进步的思想文化滋养，同时也成长起一批又一批的编辑出版名家，他们兼具思想、学术、文化、理论、文学大家的风采。据统计，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出版家中，有十人先后当了大学校长。张元济、陈望道、高梦旦、王云五、郑振铎、胡愈之、陈翰伯、叶圣陶、沈雁冰等文化名家，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都曾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深刻地影响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进程。

　　长期坚持文化使命第一，争取文化使命与商业利益有机统一，不难造就众多的文化精英与名流，这告诉我们：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长期地而不是短暂地坚持正确的出版方针，必然最终形成一支以文化使命为己任的编辑队伍与名家团队，而这恰恰是一种更大的文化成就。

　　中国编辑学会这几年坚定不移地提出“培养编辑名家、锻造出版精品、倡导工匠精神”等工作目标，很大程度就是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百年老店”中获得的启发。出版方向的坚守，两个效益的统一，最终要落实到拥有一支思想精深、学术精湛、业务精准的编辑团队上面来。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作者为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原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0日第24版）

 

于殿利：文化强国和商务印书馆120年的使命坚守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当下，商务印书馆一直在“文化强国”的道路上输出着自己的能量。2017年12月30日，CCTV1《开讲啦》推出“强国·使命”特别节目，邀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开讲文化强国。节目中于殿利总经理讲述了老一辈人对于文化进步的执着追求，同时也阐述了自己对于新时代“文化强国”的独到见解。

 

　　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作者

　　翻开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群英谱，几乎所有学术文化名人，严以千计，宽以万计，都与商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云副总理曾感慨：“如果我没有来到上海，如果没有进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我后来的革命道路。”

　　著名作家巴金曾说过：“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

　　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眼睛”的胡适给了商务这样的评价：“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

　　著名作家冰心曾谈到：“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第一本诗集《繁星》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我的记忆中，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忘的良师益友。”

 

　　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1932年，日本开始轰炸上海。日军侵沪司令官盐泽幸一妄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于是，这座文化宝库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先派飞机投掷六枚炸弹、后派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继续纵火焚烧，火整整烧了一天，46万册珍贵古籍和孤本毁于一炬。

　　浓烟遮蔽了上海半空，纸灰从闸北飘落到几十里外。当时65岁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张元济与书馆同仁抱头痛哭。全馆同人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口号，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守商务这方文化阵地，昭示了学术报国的决心。

 

　　《辞源》与新式教科书的编撰：留住根本，赶上时代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和张元济一直持着“教育兴国、文化兴国、学术兴国”的理想，因此，商务印书馆从创立之初就被赋予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特殊使命，一百二十年来从未动摇。

　　节目中，于殿利特别提到了商务印书馆的两大贡献：编写出版工具书《辞源》与新式教科书。《辞源》的主编陆尔奎先生说：“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辞书工作者，不顾劳苦，不顾生病，仅仅用了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二十年才能完成的巨任，通过六十多万张卡片的整理记录，本着“探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方针，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全面追溯中国汉字的根源，从很大程度上保留和弘扬了中国文化的根。

　　在谈到新式教科书对于“文化强国”的意义时，于殿利解释道：传统的教育方式只有私塾，只是念古书，而对现代的科学知识一概没有，中国人要想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最重要的就要用现代的知识，现代的思想，现代的技术和现代的道德观念来武装人，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现代化的新人，所以新式教科书的编撰是当务之急。通过新式教科书和翻译外来先进思想，对中国当时的新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培育了一代代新人，推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怎样才能达到新时代下的文化强国？

　　于殿利认为：“我们仅仅回顾、依赖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够的，如何将我们的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化的因素和因子，才是决定我们能不能有竞争力的关键方面。”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需要用到现代的手段。

　　节目中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请教于殿利，“强国先强人，那么对于语文老师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呢？”于殿利坦言：一个不阅读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而中国国民的平均阅读率，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的地位，是极其不相匹配的。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是当下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文化强国强的是人，首先要强的是孩子。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环境下，促进孩子阅读兴趣的形成，对孩子是一生受用的。他也告诫现场观众，要远离畅销书，把有限的时间用在阅读经典书籍上！

 

　　文化强国：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扛在肩上

　　于殿利分享，他认为文化强国的核心之一是“强人”，近几年来，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设立乡村阅读中心，培养乡村教师。当他在山西省高平市得知由于师资不足，村里已经没有学校的情况，他直言了自己对于乡村教育的想法：他希望出版社通过相关举措，能够带动所有的公益人，所有的爱心企业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改变农村，改变中国，推动文化强国的发展！

　　其次，于殿利认为文化强国要强本民族的文化。对个人来说，要形成独立的见解，有独立的人格；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要有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主张，形成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国格。真正的强，其一是要强现代的文化和知识，其二是要强道德观，有独立的思想和想法，才能实现人格的独立和国格的独立。

　　（作者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