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底，上海全境解放。不数日，陈毅市长偕周而复来我家，拜访了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他们虽是第一次晤面，却作了毫无拘束的畅谈。随后，在那气象一新的最初日子里，祖父改变了以往多年间不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习惯，出席了陈毅邀集的上海耆老座谈会，以出版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上海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8月下旬，已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老友陈叔通给祖父来信，透露了“内部消息”：第一次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祖父将作为大会的特邀代表。祖父这时心情有些矛盾——已届83岁高龄，身体和生活能否适应？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代的人物都已退出历史舞台，这时将面对一个几乎是全新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发挥好与自己代表身份相称的作用？8月底，周而复、梅达君持陈毅、潘汉年的信再次来访，逐步消解了他的疑虑。大会筹备处同意由我的父亲张树年先生全程陪同，照料生活。父亲此时在上海新华银行工作，总经理王志莘先生是金融界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对父亲这次请假非常支持，作公假处理。

　　大会要求代表在9月10日前抵达北平。祖父由著名内科专家乐文照医师作了体检，9月6日随上海多位代表一同乘火车出发。同车的代表有桥梁专家茅以升，工商界人士盛丕华、篑延芳、胡子婴，越剧演员袁雪芬等。那时战争结束不久，上海到北平的直通火车刚刚开行，为避开可能发生的空袭，开车时间定在晚上。车行44小时后，9月8日午后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途中可以见到不少战后的断壁残垣，淮河大桥亦被毁，只能从临时便桥通过。茅以升告诉大家，修复并不太困难。

　　在北平的最初十天，是大会前的预备会议，分小组进行，主要是讨论制订《共同纲领》。因为解放战争还在南方和西南、西北进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条件还不具备，由政协制订通过《共同纲领》，在一定时期内，即作为国家施政的总纲。小组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祖父认真阅看《共同纲领》的初稿，与各位代表一起仔细审议。他提出的修改意见有几处：一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加入“航业”，即发展海运。二是原稿有“禁止肉刑”四字，祖父认为我国从汉文帝时已废止肉刑，南北朝恢复过，后来又废除；这几个字所指只是鞭笞，进入民国后连鞭笞也被废除；至于私刑，则禁无从禁。他认为“际此文明进化时代，如以此列入，于我国面子甚不好看”，应予删除。这两条意见为大会接受。他还在大会最后将要表决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起立发言，说近来有人觊觎我西藏等领土，所以应把“解放全国领土”句改为“解放全国，保卫我国的领土”，意即不允许别人侵略我国领土，而我国亦只保全自己领土而无侵略他人之意。亦有代表发言赞成维持原稿不变。这时周恩来在主席台上提议在“巩固国防”之下加入“保全我们的领土”字样，问祖父是否同意，祖父表示同意。关于新中国的国名，还举行过一次专门的讨论。几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代表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他们的意思是勿忘辛亥革命的功绩。为了尊重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林伯渠奉毛泽东之命，邀请数十位年长的代表在六国饭店客厅座谈。到会的长者纷纷发表意见，祖父和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等认为可删去“中华民国”四字，沈钧儒认为删去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之意。最后周恩来即取沈钧儒的发言作为会议的结论。祖父还提过一个意见，未被大会采纳。那就是他不赞成采用公元纪年。他认为我国有四千多年历史，采用公元，会使人误以为只有一千九百多年，且公元以耶稣诞生为始，而我国有多个宗教，公元未必适合其他宗教。这条意见虽未被采纳，但他返回上海后，11月21日写给郭沫若的信，就署上了“1949年”。这是祖父愿意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写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21日下午7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当时代表只能三四人合坐一辆小车，祖父与邵式平、吴贻芳代表合用一车，父亲也随同前往。十天前，直接领导会务和秘书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曾到六国饭店看望祖父，谈了半小时，临行告诉我父亲，可以陪同进入会场，他会事先安排的。果真，父亲在大会秘书处取得一个“联络秘书”证件，大会期间出入会场就很方便。大会代表最年长者是侨界知名人士司徒美堂，比祖父年长六个月，祖父居次。开幕那天，司徒美堂拄了拐杖，但谢绝工作人员搀扶，祖父更是连拐杖都不用，一时被记者作为佳话，在次日报纸的大会花絮中刊登。祖父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那时主席团成员并不上主席台就座，而是上台合影后仍回台下自己席位。在9月30日闭幕大会上，祖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计算选票期间，他与代表们一同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政协委员们早早来到了天安门。那时天安门没有电梯，祖父顺着嵌建在城墙内高高的七十余级台阶，拾级而上。走到城楼西侧刚站定，便有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父亲则站立在他的背后。大家一起聆听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洪亮的声音，一起向冉冉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行致目礼。接着，阅兵式开始，步兵、炮兵、海军、骑兵、坦克，依次整队经过天安门，战机在上空翱翔。军容整齐，军威强大，观者深为鼓舞。阅兵结束后是群众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游行。6时以后，几位老年代表陆续退场，返回旅馆休息。那天祖父心情特别激动，虽8时一过即就寝，但听到窗外游行队伍的欢呼声，久久不能入睡。一生的经历浮现在他的脑海，苦难的旧中国内忧外患，几乎无日得以安宁，有识之士，乃至有识之君，也有振兴中华的设想或实践，但终归失败。到了今天，他看到了希望，他对新中国抱有无限的信心。他披衣而起，给毛泽东主席起草了一封信：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大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迫强售于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江宁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绝根柢，一雪此奇耻。谨呈上《文忠政书》全部，聊附壤流之见，藉伸祝颂之忱。伏乞莞存，曷胜宠幸。敬贺荣庆，顺颂康宁，统维垂察。

　　这里《文忠政书》即林则徐著《林文忠公政书》，祖父历来对这位民族英雄十分崇敬。第二天他请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同仁选购了一部较好的版本，连同信件一同交由大会秘书处转呈。10月5日，毛泽东有回信：

　　菊生先生：

　　　　大示并惠书两函均已收到，谨谢厚意。敬祝兴居佳胜，并候树年世兄健进。

毛泽东  十月五日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现存祖父的这件信稿字迹很小，有些字较难辨识，以前曾在他的书信集中公开出版且为多位作者引用过，惜被抄录人和编校人造成了多处舛误，两年前《张元济全集》出版时才作了些订正。其中还有一个字未能识别，只能以□表示。

1949年9月19日下午，毛主席(前排中)与张元济先生(前排右一)等摄于天坛皇穹宇前
 

　　祖父在京一个多月中，受到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9月19日下午，正要午休，陈毅来了，说主席邀请你同游天坛。祖父随陈毅车来到天坛，毛泽东主席在祈年门门口迎候。主要的客人除祖父外，还有湖南的起义将领程潜、李明灏和陈明仁。宾主沿天坛中轴线从北到南游览了祈年殿、皇穹宇和圜丘坛，观看了东西配展中陈列的文物。茶座休息时，毛泽东问起了戊戌变法的硕果仅存的老人，又问了光绪皇帝召见时的礼仪如何，以及在京城做官的情况、俸禄几何等。说到祖父毕生倾全力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印书馆出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书籍，又说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从中获得了不少新知识。10月11日晚，毛泽东又邀祖父和周善培在他中南海寓所晚饭，宾主畅谈至10时45分方散。祖父提出，应设法使下情可以上达，报纸宜酌登来稿，毛泽东以为“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这可能就是20世纪50年代各大报纸都辟有“人民来信”栏的由来。对于经济建设，祖父说由于连年战争，民穷财尽，建设不能不权衡缓急，最要紧的是交通，其次农业，再次工业；而工业应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继而周善培谈起读经的问题，祖父坚持他从清末以来的一贯主张，即不能普遍推行，只可在大学“别立一科，听人研究”。他对当时有人提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方块汉字的主张大加反对，认为我国至今还能团结成一个大国，文字统一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晚饭是普通的家常菜，宾主有几位都是湖南、四川籍，只见他们从碗里挑红辣椒吃。

　　祖父因为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所以继续留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后才返回上海，那已是10月20日了。

　　（本文原载2009年10月1日《文汇报》，亦收入作者《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