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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史︱爱尔兰医生柯师太福:百年前战斗在
中国抗疫一线的异国身影
2020-02-15作者:柳和城新闻来源:商务印书馆浏览人次:378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一群被誉为“最美逆行者”的身影无畏、忘我地坚守在抗疫一线救治病患,他们放下牵挂的家人,不计自身安危,为我们筑起一道健康长城。他们的无私付出,让我们在这个病毒肆虐的寒冬看到了春的希望。

  时光穿越回一百多年前,在当时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都极其落后的中国大地上,也活跃着一位带给人温暖和力量的白衣卫士,他就是以精湛的传染病防疫技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爱尔兰医生柯师太福。

  柯师太福曾任上海海关医官、中国红十字会首任总医官,在武昌起义中组织战地救护队救治受伤军民。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同情苦难的中国人民,与商务印书馆创始领导人张元济先生更是知己好友。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柯师太福与张元济虽然国籍、身份不同,但他们却从现代医疗和现代文化两个不同的领域,共同致力于扶助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他们两人一个关注人们的体格卫生,传授医术,护佑健康;一个启迪国人的思想灵魂,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历史虽已远去,但总有些人值得铭记。在举国齐心抗击新冠疫情的时刻,我们仍需要回望历史,静心思考,知来路,识归途。谨以柳和城先生《“心爱吾民埋吾地”——爱尔兰医生柯师太福》一文,向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英雄致敬!

——编者按

 

 

“心爱吾民埋吾地”——爱尔兰医生柯师太福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某日,一艘来自英国的邮轮缓缓驶进吴淞口,甲板上人头攒动,绅士淑女们交头接耳,对黄浦江两岸萧瑟荒芜的景象不时发出轻蔑的嘘声。只有一位瘦高个、留着两撇微翘胡须的青年,独自凭栏远眺,凝视着前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仿佛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他,就是爱尔兰医生柯师太福(Stafford M.Cox)。

 

爱结交文化人的海关关医

  柯师太福生于1866年,都柏林大学医科毕业,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传染病防治医生。此番应友人邀请来上海,任江海关关医。关医主要负责进出口商品及出入境人员的检疫工作。那时,英人赫德把持海关大权,江海关总税务司以下职员多系英国人,他们往往以优等民族自居,对中国人傲慢无礼。而柯师太福却不同,同情受压迫的中国人,更喜欢结交文化人,翻译家严复及其学生伍光建都是柯医的好友。严复的演讲、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到柯师太福、柯医生、考克斯、Dr.Cox,比如,1906年4月5日在学生熊季廉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提到“急邀英医柯师太福”;1909年10月18日写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提到“共服柯医生所制丸药五颗”;1920年11月1日写给儿子严璩的信中提到“沪上晤柯医”。

  一次,柯师太福在严复家里遇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张元济,一见如故。柯医对这位曾参与戊戌变法、如今投身出版实业的前翰林公十分尊敬,张元济也把这位对中国不抱偏见的外国医生视为知己。今上海河南路东、江西路北的苏州河北岸,那时有一座小洋楼,是柯医在沪的第一个寓所。当年,这里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面临苏州河的阳台上,几位客人正热烈地谈论着。柯医取出一包烟丝,顺手拿起一张纸片,边卷边吸,严复、伍光建用英语与柯医交谈,从烟说到中西不同的习俗,从习俗又谈及国民的健康与教育,海阔天空,畅所欲言。张元济由此大大增强了英语会话能力,柯师太福则从中熟悉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闻名沪上的时疫医院

  柯师太福对乏味的关医工作并不满意,他希望用他的医术直接为中国人民服务。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柯师太福被聘为总医官,他的夙愿实现了。

  20世纪初,传染病称为时疫,那时上海几乎每年都有时疫流行。白喉,时称烂喉痧,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1907年夏天的上海,烂喉痧突然爆发。短短几天,就有成百上千人被传染,死亡病例不断上升。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也出现了“一人死亡,数人病危”的疫情。学生纷纷离校避疫,一些外籍教师也准备离沪回国。为了迅速扑灭疫情,租界当局赶紧在靶子路(今武进路)开设了一家医院,并请来了柯师太福主持烂喉痧的医治工作。

 

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官的柯师太福

 

  柯师太福临危受命,立刻投入救治。经他救治的143名患者,治愈出院101人,死亡42人,且多数死亡者是因为求治太迟而导致死亡的。那么,柯师太福是用什么神药妙法将101位患者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呢?

  今天看来,注射盐水早已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治疗方法,而在一百年前,许多中国人并不相信此门医术,医生也不敢给病人注射。如果弄不好,把空气注入血管,随血液流至心脏,就会造成病人死亡!资料显示,1881年至1907年,上海公济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曾使用注射盐水的方法治疗408人,治愈者仅185人,治愈率为45.3%;而柯师太福注射盐水的治愈率高达70.6%。为什么他能达到较高的治愈率呢?关键在于他对注射器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在长期行医过程中,柯师太福善于摸索,不断积累经验,经他改良的注射器很快得到推广,白喉的治愈率由此大为提高。

  工部局当时把医院设于市区北隅,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沪绅朱葆三等深感许多病人因长时间辗转途中而耽误病情,面对迅速蔓延的疫情,他们决定联络各方筹资,发起创办施救急痧医院。医院初设在宁波路,次年迁至天津路。该医院成立之初,沈、朱即邀请柯师太福主持诊务。建院初期,柯师太福和几位中国医生不仅不取报酬,还经常捐款助诊。1913年,施救急痧医院又迁至广西路143号,改名上海时疫医院,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柯师太福正式成为该院医务主任。经他手添置的医疗器械达20余架,病床扩展至数百张。时疫医院成为一所颇具名望的医院。经柯医治疗的白喉及其他传染病病人,十之八九能病愈。柯师太福因此声名大著。

 

热心传授医疗和防疫技术

  柯医在主持时疫医院的同时,还兼任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前身)的医务主任。1910年,总医院在其旁设立医学堂,柯医又担任内科教员。医学堂第一批学生20人,学期五年,除医学专业外,还附设化学、西文、国文等课,是中国较早的医学堂之一。1913年,红十字会总医院在徐家汇路购地建起更大规模的院舍,柯医仍竭尽所能,造福于中国人民。

  1910年10月,上海闸北发生鼠疫。工部局以“防疫”为由,封锁交通,不断骚扰居民,还通过歧视华人的“检疫”法规,罗列受检疫病达十余种之多,市民不堪凌辱,愤然抗争,租界当局竟派出万国商团弹压。沈敦和等代表红十字会出面交涉,并亲赴疫区视察慰问。工部局后来虽然修改了“防疫”规则,划定检疫区域,并只以鼠疫为限,但是却提出鼠疫病人必须送至华界的中国医院治疗,别有用心地限四天之内在华界建起收治鼠疫病人的医院。沈敦和等在各界支持下,仅用四天即在闸北西江湾花园街一所私人住宅内,办起了中国公立医院,“公立”则取公共所创立的意思。这是上海华界第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其医务班子即是红十字会总医院柯医的几位中国同事,后来柯师太福也参加了工作。医生们沿用柯医的盐水注射法,治疗鼠疫效果显著。

  柯师太福不仅医术精良,而且医德高尚。一年夏天某日,他在张元济家吃午饭,佣人进来说,门外有个行人中暑晕倒。柯医闻讯,二话没说,拉着张元济外出察看。先把中暑病人抬到树荫下,随后用他的汽车将病人送至医院。等他再回到张宅饭桌旁,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柯医知道时疫患者多数为劳动者,无钱治病,常常一拖再拖,致使病情加重,传染面更大,因此,他常宣传饮食卫生,主张从根本上切断病源的流行。夏天,他指着苏州河边苍蝇飞舞的西瓜摊,告诫人们:“这正是疾病传染的地方啊!”当时,上海医学研究会联合劝学所,每周三次在老城厢新北门沉香阁为市民讲解医学卫生知识,常常邀请柯师太福前来讲课,他总是乐此而不疲。

 

红十字救护队火线领队

  1911年秋,革命军武昌首义,血战经旬,死伤甚众。红十字会素以“恤兵救灾”为宗旨,会长吕海寰及总董沈敦和、福开森在沪办理救济事宜,很快组织起三支战地救护队。在考虑领队人选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柯师太福。柯医不负众望,经过几天紧张准备,药品、器械一应俱全,会同王培元、杨智生、峨利生、班纳德等中外医生及男女护士30余人,于10月25日乘轮驰赴战地。

  救护队在汉口、武昌、汉阳分设临时医院,救治民军、清军受伤士兵及战火殃及的平民。有时一天要医治千余人之多!柯师太福身先士卒,不避危险,率领救护队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同行的峨利生医生为此积劳成疾而殁,可见救护队工作之艰辛。商务印书馆1911年12月至1912年4月出版的《大革命写真画》第四集收录有柯师医生的一张半身像,他身穿救护队队服,臂佩红十字袖章,中文图注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柯师医生”;还有一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与黎元洪” 的集体合影,站在鄂军都督黎元洪身边的那位留着八字胡的老外,便是柯师医生。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与黎元洪

《大革命写真画》(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出版)

 

  1912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在沪召开大会,袁世凯来电致贺,后来又向柯医颁发了“嘉禾”“文虎”等勋章。朋友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可是柯师太福对勋章视之如敝屐,他对张元济说:“我平生志不在此。”

  黄浦江上战云弥漫,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1913年7月,陈其美等组织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揭开上海地区 “二次革命”的序幕,时称“癸丑之役”。7月23日,钮永建率领讨袁军向江南制造局发动进攻。袁军“海筹号”巡洋舰等军舰从黄浦江上发炮轰击讨袁军,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讨袁军伤亡惨重。开战不久,沈敦和亲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分乘五条小船,穿梭其间。柯师太福是负责救护伤员的主要医生,他一次次地从流弹横飞、炮火连天的阵地上救下伤员,并转移至各医院。8月初,战事移至江湾、吴淞地区,驻守吴淞炮台的讨袁军居正所部重创袁军“海圻号”等舰。红十字会在张华浜原海军医院设立救护医院,柯医等乘坐救护小艇往来驰救……

  历史学家们往往只注重当时对垒的两军,要不是《申报》上留下这些珍贵的记载,谁能知晓激战中还有一支实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红十字会英雄队伍呢?身为战地救护队长的柯师医生,与沈敦和还一起多次冒险穿梭于南军与北军之间调停战事。蔡东藩等所著的《民国通俗演义》第三十回“占督署何海鸣弄兵,让炮台钮永建退走”,对柯师医生劝说松江讨袁军总司令钮永建停战有着绘声绘色的描述呢。

 

重返上海的一场“硬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柯师太福应招返国从军,因积劳成疾,两足得了血管肿胀病。大战结束不久后的1919 年初,他拖着疲惫的身躯重返上海。这时,他带回了一位新婚妻子,一起下榻于张元济寓所。阔别四年多,老友相逢,格外高兴。柯医告诉张元济:“中国是我第二故乡,我要在中国度过我的下半生。”张元济感慨地望着这位异国朋友,连说:“好!好!”此后,柯医除了继续参加时疫医院的工作外,还在北四川路39号另设有自己的诊所。

  这年夏天,上海霍乱大流行,先后死亡680人,其中外国人32人。经过十年前的白喉大战,人们已经对柯师太福的盐水注射法深为信服,因此,大量的霍乱患者纷纷涌向时疫医院求诊。可以说,时疫医院又成了生死搏杀的战场。病人太多,地方有限,医院只得与华界中国公立医院联手,在大沽路1号仁济善堂等处设立临时收治点,架起一排排临时病床。这些收治点分散在各处,柯师太福和他的同事们东奔西跑,忙了一处,又赶往另一处,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就像在欧战战场上一样。有时,柯师太福刚回家吃饭休息,电话铃响,他立刻丢下碗碟赶到医院,又开始了工作。霍乱本就是上吐下泻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时值盛夏,场地内外来不及打扫,秽物满地,恶臭熏天。柯医毫不在乎,巡行病床间不嫌其烦,用他那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询问病情,轻声安慰病人,慈祥地抚摩着孩子的小脑袋。病人们看到柯师太福的笑脸,就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

  据事后统计,在迎战霍乱的四个月中,上海时疫医院靠柯师太福的盐水注射法治愈霍乱病人达7500余人之多!

 

为受压迫者伸张正义

  1910年春,柯师太福陪张元济赴欧洲旅行。轮船过厦门时,有大批“下舱客”登轮,足有1700名,说是去新加坡或槟榔屿做工。张元济见这些农民模样的同胞神情木然、身无长物,便起了疑惑,问英籍船长:“他们干什么去?是不是被贩卖出洋的?”船长支支吾吾地说:“英国禁止贩奴,等一会儿有英国领事来检视。”不久,确有英国领事上船,还带着医生,像检查牲口一样检查这些中国人。有人悄悄告诉张,这可能是被掠卖到南洋的“猪仔”。柯师太福知道后,对张说:“我帮你侦探清楚。”柯医慢慢从船长口中探得,这千余名中国人确系被掠卖者,只不过他这个船长不去管闲事而已。好一个“闲事”!张元济管了,柯师太福也管了!事后,张在《环游谈荟》的长文中,向中外舆论界揭露了这一罪恶勾当:

  太古洋行买办邱君语余,每年正二月最繁盛,船大者辄载数千人,小者亦数百。……同行英友愤不能平,允助余侦探。一日语余,已婉询船长,船长谓确有被掠卖者,但不能证实,本人亦绝不声诉,虽欲拯救而无由云云。

  “同行英友”,即柯师太福医生。《环游谈荟》对中国当局的纵容与无所作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1923年2月,上海发生租界巡捕房私刑拷打无辜中国平民致伤的 “乐志华案”。乐志华原是张元济汽车司机的外甥,也曾为张开过车。此番无端受虐,屈打成招,被囚于巡捕房。张元济挺身而出,聘请律师丁榕状告巡捕房。张在第一时间请柯师太福为乐志华验伤。在巡捕房的牢房里见到遍体鳞伤的受害人,柯医无比愤怒。他验明伤情后,又了解了打人凶手的情况,用打字机打出一份详尽的验伤单,供律师起诉使用。几个星期后,柯医在一封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到了对这场官司的看法:“我可以肯定,该巡捕将因殴打你司机的亲戚而被严办,工部局也将给予优惠的赔偿。”

  经过种种周折,官司终于胜诉。柯师太福的验伤单为打赢官司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柯师太福致张元济信手迹

 

“心爱吾民爱吾地”

  柯师太福热爱中华文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他喜收藏中国瓷器,后来又迷上了中国书画。张元济先生哲嗣、90高龄的张树年先生告诉笔者,柯医当年返国从军时,有一大木箱书画寄存于他家,《张元济日记》中有几处记载也可佐证。如1919年3月31日,张去码头为柯医出游送行,“并送英译唐诗选”,“又斋尔士《中国画史》一册”。如1921年1月31日:“柯托余买书二种论画……”。这些关于中国画的书籍,无疑有助于柯师太福的收藏与鉴赏。他喜游历名山大川,1904年曾与张元济同游泰山和曲阜孔林,对悠久的中华古文明惊叹不已,流连忘返。他崇尚墨家的“兼爱”“非攻”,只恨自己未能通华文,不得读其书。

  经过1919年夏秋疫情流行后,时疫医院董事会商议购地建造新的院舍,以为永久之计。很快议定购置西藏路大世界对面道契地九分,复租新普育堂与该地毗邻的一亩二分地。因建筑费用颇巨,由沈敦和、朱葆三等发起、柯师太福出面向租界工部局募款。1920年初,柯医为募捐事四处奔走,其热心程度令沪上许多人士赞佩不已。新的时疫医院(今红光医院前身)院舍建成后,柯师太福仍然担任医务主任之职。

  1925年7月24日,柯医在沪病逝,享年59岁。

  柯师太福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西南角靠近围墙的绿荫丛中。矮矮的西式墓碑镶嵌着墓主人的照片,他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仿佛凝视着这片深爱的异国土地。好友张元济为他撰写《柯师太福医生墓志铭》,记述其生平业绩。铭文曰: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夏,病复作。七月二十四日果不起,享年五十有九。君无子,其妻某氏葬之于静安寺前万国公墓。余与君交最挚宜为之铭。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爱人如己勇为义。君今逝矣谁为继,心爱吾民埋吾地。公有乡邦,此为第二。谨为公言,为公墓志。葬此者谁?英国柯师医士,铭之者其友海盐张元济。

(原载《上海滩》1997 年第 7 期,节选自商务印书馆《橄榄集:商务印书馆研究及其他》)

 

《橄榄集:商务印书馆研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