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跨越语言文化边界的活动，翻译穿越中西，沟通古今，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多民族并立，民族之间接触频繁，由于语言不同，必然需要翻译。但有关翻译问题的讨论一直到汉末的佛经翻译时期才真正开始。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带来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高潮，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同时，并未忘记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观点、经验和体会记录下来，并不断地总结、提炼。这些文献为后世留下了一笔记录中国翻译传统发展的恢宏遗产，展示了中国译论的发展轨迹。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六卷本）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面、系统、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传统译学理论总体发展脉络与面貌。《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下称《汇编》）由朱志瑜、张旭和黄立波三位学者合编，洋洋六大卷，四千余页，历时二十余载，汇集海内外相关中国传统译论文献800余篇，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有关中国传统译论文献的多卷本汇编，呈现了中国传统译论从汉末至1949年间的发展脉络和主体特征。

 

五大译论主题　百余位译论作者

 

　　《汇编》中辑录的译论文献可分为五大类主题，即翻译通论、译者序跋、翻译评论、专题讨论和翻译史。其中，《汇编》中翻译通论或关于翻译的一般讨论有80篇。译者序跋包括译者在翻译作品前后所附序、跋、例言、后记等，《汇编》收集此类译作序、跋等131篇。翻译评论是读者对翻译作品从各个角度所作的批评或评论，《汇编》收集翻译批评247篇，占整个《汇编》总篇目的27.72%，位居第一。专题讨论是关于特定翻译话题的专论，特指就直译与意译、译名、语体文欧化、重译、转译等专门话题的讨论，《汇编》收录此类话题的篇目157篇。

　　《汇编》呈现的译论文献，涵盖了中国翻译史上百余位译论作者，鲁迅、林纾、周作人、郑振铎、郭沫若、胡适、沈雁冰、梁启超、成仿吾、徐志摩、严复、林语堂……这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书写了中国新文学创作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汇编》从时代的宏观视角，展示了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作家们在中国文学和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时，如何吸收外来文学和先进思想的营养，以富有个性的翻译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力量。

 

 

博精兼顾、取舍有度、分合自如的编选特色

 

　　《汇编》的编选范围呈现出广博与精专兼顾的特点。广博指对中国传统译论文献的搜集范围广大而博泛，精专指对译论文献的遴选和主题的归纳精细而专业。

　　“取舍有度”体现在诸多方面，如编者对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搜集范围的圈点、对译论文献语种的选择、对译论主题（翻译理论或翻译方法）的甄别等。

　　“分合自如”是指编者对所收录的译论文献进行量化统计，按文献数量多寡，采取“分卷不分期”的做法，将汉末到1950年之前的传统译论文献分成六卷，即：三国—1919、1920—1923、1924—1929、1930—1934、1935—1939、1940—1949。这种极具开放性的分卷方法规避了以往按历史朝代或重大历史事件为分类依据而招致的诸多争论，按历时顺序排列译论篇目，有助于读者把握各个译论主题的发展与演变，也可以根据不同研究视角做出自己的分期。

 

 

译海觅珠　泽被译学

 

　　《汇编》辑录的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无论从选篇数量、文献类别，还是主题涵盖、内容价值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学术和收藏价值，以及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这些文献时间跨度1700余年，包括早期报纸杂志和出版的翻译类书籍序跋、后记，以及有关翻译机构公布的章程乃至朝廷的奏折等，其中很多都是原始资料发表后在国内首次以简体横排呈现，对读者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传统译论概貌，弥足珍贵，极具收藏价值。

　　《汇编》文献中有关翻译理论或翻译方法的论述，为我国乃至世界有关佛经翻译、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译论话语形态，有助于中西译论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以及新时代翻译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汇编》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翻译技巧、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等方面。《汇编》辑录的尽管只是三国至1950年间的传统译论，却是中国传统译论话语的一个缩影，也是世界翻译理论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新的第一手译论文献的发现，有助于学界对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国文学翻译史等进行重新审视甚至重新书写。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