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纪瑜

　　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出版至750种。这套丛书在中国学界具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学术建设工程，并已成为世界学术汉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和译者的心血。学术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专业和准确的翻译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

　　译事甘苦处，译者寸心知。我们特设此专栏，每辑采访一位“汉译名著”的译者，请他们谈谈从事学术翻译的求索和体悟。

　　1956年，奉老师齐思和先生之命，寿纪瑜节译了《法兰克人史》中的部分章节，两年后，这些节译的内容冠以《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之名，被收入杨人楩主编的《世界史资料丛刊》中。而这也成为寿纪瑜与商务印书馆几十年缘分的开端。时隔半个世纪，现年92岁的寿纪瑜已记不清具体是哪年参与商务汉译名著的翻译工作，她只记得“商务12年规划翻译的经典著作汉译名著的名单确定下来，历史方面就有《法兰克人史》，我很快把这本书定了。为什么？我已经翻了节译本，我要不定的话，我节译的部分也就作废了”。

　　“得益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知识界研究空气开始升温，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需求也提到日程上来。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务被确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在1958-1966年的八年中，商务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有395种。另外商务还储存下了400种译稿作为选题的‘水库’。形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译介世界学术名著的高潮”。商务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李霞关于汉译名著出版历程的这段描述，成为寿纪瑜接手《法兰克人史》翻译工作的契机和时代背景。

　　活是接下来了，可实际上，翻译的进程却很慢。当时，寿纪瑜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工作非常忙，另外一重原因还在于，《法兰克人史》涉及的古代宗教问题非常繁琐复杂，很多问题很难搞清。1960年，寿纪瑜下放到河南，翻译工作一度搁置起来。这种情况下，丈夫戚国淦利用晚上的时间也帮着翻译了部分内容。“翻了几章以后，他也不管了，后来补齐、收摊的事全是我干的，一遍一遍地对原文”。1981年，《法兰克人史》出版面世，此时距离寿纪瑜与商务签下这本法国史学名著的翻译合同，已过去了23年。而另一本英国史著作《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翻译，也历经近20年的时间。

　　《法兰克人史》1981年第一次出版，后来不断重印。“这几十年我一直在查找书里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也搞不清，老在查，这几十年我都下不了决心要不要改，有的问题一直到30年后我才查出一个结果来，一有重印机会我就改一次，最近我不会改了，我总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寿纪瑜提到的问题中，其中一个是关于宗教仪式中圣餐“bread”的译法。按照常规的理解，寿纪瑜译成“面包”，“我也没想到还要翻成别的。而且书里面有个人是做面包的，也提到面团需要发酵”。有一次她参加一个相关的学术会议，有人在发言中说天主教是用面饼，基督教用的叫面包。“宗教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全书好几十处‘bread’都翻成了‘面包’。我就急得不得了，那时候书出没出我也忘了，万一我改错了不就全错了吗？也没敢随便改，到处查也没查着。都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人家外国人不写这方面的介绍文章，更没人研究那时候圣餐吃什么的问题。”

　　“bread”到底该译成“面包”还是“面饼”，为这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寿纪瑜查了整整30年。“只要去图书馆我就查，有时候是专门去查，有时候是查别的问题顺便查。有时候甚至是瞎查，工具书架上大部头的宗教和历史书一本一本地翻”。某次，寿纪瑜偶然在一堆工具书里看到一套《天主教百科全书》，她查“圣餐”词条，依然是没有结果，在“bread”词条中，她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想看的内容：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新旧教分家，而在11世纪中期以前，西方都是吃发面的面点。当时居民生活条件普遍较低，圣餐中不可能有不发面的面点。“有了这个根据，我也不管他说得对不对，就把有关的注释改了，并说明是根据什么而来的”。

　　除了“bread”到底该译成“面包”还是“面饼”这样的冷僻问题，寿纪瑜最怕的是外文里的一词多意。“外文表达没有问题，比如cousin，中国可以是表兄妹、表兄弟、堂兄妹、堂兄弟。像uncle这种，管你什么关系，外国就这一个词，中国可以是伯父，又可以是叔父，又可以是舅父，又可以是姨父，又可以是姑父，起码有五个。这种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译，你总不能瞎说一个”。

　　碰到这种情况，寿纪瑜又是“查得要命”。毕竟，一些内容涉及的人物并不都是历史名人，一些相关的书里也不会写到他们。一次翻译中，原文中说一个女人跟另外一个女人是half-sister：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姐妹，可是在中文里，就得确定到底是同父异母还是同母异父的姐妹。“我也是查了一大堆书，查了多少年。她们的父亲不是够入百科全书单独列条的那种人物，虽然大百科全书里有他的祖先，可他自己没有功业，就没有给他单列条，就算单列条目也不见得会列出人物的家庭关系”。没有办法，她在注释里注明是异母（异父）姐妹，周全一些，以免出错。后来，在两部不同的世系表里，寿纪瑜忽然看到这“half-sister”父亲的名字，两个表里父亲的名字不一样，由此她判断她们是同母异父。书修订再版时，寿纪瑜将这一条改过来了。“之前我在注释里画括弧也是不得已。像这种问题我最怕了，你得负责任，不能瞎翻”。其实，对于像“half-sister”这样的情况，寿纪瑜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她的对策是译成“半亲姊妹”，为这个她查了很多字典，想看看有没有“半亲”这个词，一看都没有，她也不敢随意使用新词。

　　寿纪瑜理想中的译者，首先是外文过关，其次是中文通顺，另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说实话，这方面我也做得很不够”。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位92岁的老人一脸诚恳。“我外语也学过，历史也学过，外语还是解放以前学的，本科，后来研究生上的历史系，可是那时候已经解放了，运动比较多，学校里好多要改革，所以那几年其实没怎么很好地坐下来研究”。百度百科中，输入寿纪瑜的名字，会看到以下介绍：194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院。历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曾在浙江师范大学教书（寿纪瑜说此处不确，实际应为曾在安徽师范大学短暂工作，仍是编书，并未教课）。丈夫戚国淦也是著名翻译家。实际上，翻译家身份之外，戚国淦还是学界享有盛名的历史学者，曾师从邓之诚、洪业、齐思和、翁独健等名家，系统研习中外历史。而在戚国淦的词条里，也会看到以下这句：妻子寿纪瑜也是英语翻译家。

　　“我就是下点笨工夫，谈不上精到”。对译文的质量，寿纪瑜认为应该对读者负责，一本书译完，她一般会对原著对上起码四五遍。她所翻译的《法兰克人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被收入“汉译名著”系列，“商务的这个系列涵盖不同学科，都是西方经典名著，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它的翻译出版，确实能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而且这些著作，西方大国也都有成套的译本，中国也应该有那么一套”。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原载《中华读书报》2019年8月28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