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已成学术界最大的品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意义不用我多说。当今汉语常用词汇的译词比例极高，据说达到90%以上，完全可以说现代汉语文化是一种‘翻译文化’，就此而言，翻译对现代汉语和汉语文化具有关键的塑造作用。我只是觉得我们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大概五六年前，孙周兴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建议把“汉译名著”系列扩大到2000种左右。显然，对译者的意见，商务很重视，如今，‘汉译名著’已从几年前的300种左右，扩充到700多种。

　　迄今为止，自认为“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的孙周兴有8种译著被收入“汉译名著”系列，包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海德格尔的《林中路》《路标》《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尼采》《面向思的思情》（合译）《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其中《权力意志》和《尼采》，都是上下两卷本，均有百万汉字的篇幅。因为这些成绩，孙周兴说自己应该是商务汉译名著系列的“积极参与者”。

　　和很多译者不同，孙周兴最初翻译海德格尔时，并不是为了出版，因为写博士论文需要精读海氏作品，阅读过程中觉得文本有趣，就索性把《林中路》《路标》《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几个主要文本译了出来。既然译了，他就干脆继续加工修订，上世纪90年代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随后在大陆出了简体字版。

　　“翻译和研究是一体的，或者说，翻译就是精读。”在孙周兴这里，翻译还是一件既严肃又好玩的事。翻译工作要求严格，虽然他不完全同意鲁迅的“硬译”主张，但基本上也倾向于认为，学术翻译的第一原则是力求字面对应，或者以他的说法，就是“字面义优先原则”。“许多学术翻译上、甚至学术上的争执起于对字面义与解释义不作区分。比如同一个词，不同哲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赋义和解释，如果我们贸然采取解释义，那么我们就只好一家一译，把同一个词弄成好几个译名，这就乱了套。既然要以字面义优先（这也许又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译者的工作就必须是严肃认真的，字字句句要细细研磨，不得随意发挥。就此而言，翻译肯定是一份‘苦差’”。

　　除了严格和好玩，孙周兴眼里的翻译还是一个“体力活”。1999年下半年，他刚到德国波恩，白天要去歌德学院上课，晚上翻译海德格尔两卷本的《尼采》，顺手的时候每天能译五六千字。那时候年轻，体力好，不怕累，腰不酸背不痛，孙周兴说，要放到现在就不可能这样干了。

　　孙周兴记忆中最犯难的翻译，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在这本被他称为“20世纪最神秘的哲学书”中，海德格尔造了很多德语词，也给不少德语词重新赋义。无奈之下，他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生造”了一些新的汉词，比如“本有”（Ereignis）、“谋制”（Machen-schaft）、“迷移”（Berücken），等等。“这本书是够折腾的。好在汉语组词能力强大，‘生造’是可能的”。

　　从事学术工作30多年，孙周兴感觉到自己的思想、语言和文气也在随时间发生变化。“老实说，我现在最不愿意看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不过自我感觉也不一定对。我曾经把自己以前的一篇文章改写了，但有一位老朋友看到，说还不如以前的呢。就译事来说，虽然我没做过重译的事，但好些译本都经过了程度不同的修订，比如《面向思的事情》修订译本，我做的改动就特别大，前两年出版的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中译本，初译稿是根据英文本做的，因为版权问题未解决，放在电脑里一直未能出版，后来根据德文版重新翻译，感觉以前译得很不好”。译无止境，世上没有完美的译本。“对于学术翻译事业来说，重要的是要有正常的、善意的批评，指出失误和错讹，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便形成更好的译本”。

　　学术在进步，译者的队伍也在扩大。现在的年轻学者从小就有机会读书，成人后又有机会去国外访学，孙周兴很看好他们。他的意见是，对一些专业的研究者来说，如果只为研究，完全可以只读原著而不读译著。随着整体研究的深入，学术翻译的专业化是必然趋势，没有深入的研究，便不可能有成熟的翻译。现在一些国外经典著作已经出现了多个汉语译本，这是好事，值得提倡。不过他也发现一种情况：一些学者一边读着译著，利用现有译著来撰写研究论文和著作，但一边只标识外文原著的文献信息，仿佛是要表明自己的外语有多好，自己有多么高明多么原创。“这种情况显然也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虽然经常是隐性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学术界不断重复的讨论，人人都装成‘第一次’。这对学术的进展是不利的”。孙周兴说，无论翻译还是研究，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为母语学术和母语文化做贡献，因此，尊重母语学术语境是学者的基本素养，这当然也包括对已经化入母语语境里的学术译作的重视”。

　　回首几十年的翻译生涯，无论是早期为准备学位论文而做的文献积累，还是后来为了所谓“课题”而做的，属于所承担的科研项目的海德格尔译著和尼采译著，孙周兴坚持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觉得好玩有趣的东西。说起翻译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影响，他认为首先是在文字表达方面。“翻译是一种严苛的工作，译者不但需要懂外语，更需要有良好的母语语感；翻译过程可以说是两门语言之间的不断撕扯和反复确认，语言上的考验是十分严峻的，这样的工作时间长了，当然会影响译者的母语表达能力，使译者形成比较精准和比较稳重的写作风格。哪怕我翻译的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多半不是严格哲学的文本，我仍然愿意认为，翻译对我的表达风格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正如他所强调的，翻译是一种精读，这种精读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尤其是他翻译的8种“汉译名著”，属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它们构成了他的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背景。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原载《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18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