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搜索《实践理性批判》的中译本，搜狗百科显示共有四个译本：关译本、牟译本、韩译本、邓译本，关为关文运、牟为牟宗三、韩即韩水法、邓是邓晓芒；此外还有李秋零《康德全集》的译本。说起来，当年韩水法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之一的《实践理性批判》，起因有点偶然，原本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动手做这件事情。上世纪9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要重印《实践理性批判》（关译本），因关文运先生年事已高，商务找韩水法帮忙校对，没想到这一校就校出了很多问题，几乎原译的四成文字都有改动。“关先生外语很好，汉语典雅流畅，翻译过多本西方哲学名著，但他犯了一个学术经典翻译的大忌，这就是重要概念的不统一，同一个概念，采用几种不同的译法，从而造成误解。”另外，《实践理性批判》的德语相当繁复和曲折，为了准确地体现康德表达的本义，就要努力尊重原文的语势和句式，而这就要求造词遣句多动心思，而不能一味追求流畅。

　　韩水法努力以符合汉语习惯用法的句式来表达康德复杂、深奥但精确的思想。“否则读者就不知道康德论述这些观点和问题时，他的思路和论证是怎样前进的。”超过三分之一的改动就等于重新翻译，于是商务最后决定请韩水法来重译这部经典著作。那时候的韩水法30来岁，年轻，精力旺盛，差不多半年就完成了全书的翻译。1999年，《实践理性批判》韩译本面世，直接就收进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韩水法说，从本科论文一直到博士论文，他研究的题目都是康德哲学，这是他能够成功地移译康德第二批判的底子。

　　除了《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的另外两本译作《社会科学方法论》和《民主与资本主义》也被收入汉译名著。和康德著作一样，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也有许多不同的中译本。1999年，韩水法与人合作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译本首次出版，实际上，译稿在1990年就已经完成。早在中国社科院读博士期间，韩水法就开始阅读韦伯文献。“中国最早关注和介绍韦伯的有一些经济学者，我通过他们开始接触韦伯。因为我写过几篇韦伯的研究文章，当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启能先生托人请我翻译韦伯的著作，他们提出翻译Shiles等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英译本。这个本子从德文《科学论文集》选译了几篇经典文献。我将英译本与德语文集中的原文一对照，发现英译本改动很大，于是决定根据英译本的选目，从德文翻译。韦伯是一位大思想家，思想和理论不仅关涉许多基础和重要的领域，而且相当深刻和复杂。韦伯又是一位学术天才，思维敏捷，有时候一个晚上就可以写出两万多字的学术论文。他才活了56岁，却贡献了多种学说，那么宏大的理论体系。不过，因为思想泉涌的缘故，韦伯原文的有些句子就显得极其复杂、晦涩，有些句子甚至在语法上是不完整的，这就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1988年，韩水法博士毕业后到北大哲学系任教，第二年即着手翻译《社会科学方法论》。那时候条件艰苦，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倒也罢了，他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韦伯的资料很少，其时学界对韦伯的研究也并不多，国内图书馆收藏的韦伯著作和研究文献很少，在北大还能找到几本。

　　比《实践理性批判》更早翻译完成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几经周折，1999年才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其时已经有了中国台湾的译本和李秋零的译本，韩水法自嘲“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几年后，这本译著被商务纳入汉译名著，他借此机会又重新校对了一遍。“但《社会科学方法论》所论述的思想相当复杂，涉及的历史和社会等知识极其广泛，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因韦伯才气所导致的现象，将他的思想以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比翻译《实践理性批判》还难，因为《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成熟的理论，而康德的理论是相当内在一致的，所以有些句子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内在理路却是相当清晰的，因此更容易把握。”

　　韩水法在韦伯研究上下过不少功夫。他曾撰写了一本研究著作《韦伯》，在台湾出版。作为一个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韩水法在翻译经典著作时，非常讲究版本的选择，比如康德著作的翻译要依据普鲁士科学院编辑的学院版。韦伯著作的德语版本相对要简单一些，权威的版本主要由德国图宾根的J.More出版社出版，分为两类，即第一，早期出版的著作和专题文集；第二，韦伯全集。

　　现在韦伯著作汉译出现一些问题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些译者对韦伯著作版本演变不甚了解。比如，1921-1922年间韦伯夫人玛丽安娜主持编辑的《经济与社会》，其中一些章节是从韦伯的众多手稿中抽取出来的，因此，它并不能够完整地反映韦伯在这个题目之下的思想和理论。罗特等人编辑和翻译的英文版《经济与社会》是一个集体作品，它以《经济与社会》第四版为根据，与后来通行的经过较大修订的第五版目录和内容并不一致。自上世纪70年代起，由德国社会学家和韦伯专家H.Baier、W.Mommsen等人发起编辑和出版韦伯著作全集，它所收入的所有著作、论文等文字都是根据韦伯生前已出版的著作、论文以及未出版的手稿的本来结构编辑而成，因此，原来被编入或拼入《经济与社会》的文字，现在都恢复至韦伯手稿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全集中，第一部分“著作和演说”的第22卷一共有5分册，全以“经济与社会”加专题的形式命名，比如，第5分册的名称是《经济与社会——城市》（Band

　　I/22,5: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DieStadt），每分册从近400页到近1000页不等。第23卷至第25卷的命名方式也是如此，每卷的篇幅也是从近300页到近800页不等。总共加起来，篇幅远远超过先前的《经济与社会》。“因此，如果现在要系统地翻译韦伯有关经济和社会理论的著作，作为严肃的学术工作，就应当按照这个全集版来进行翻译。尤其在这个全集版编辑出版之后，再将罗特那个英文版的《经济与社会》翻译成汉语，学术价值也就不高了。”

　　翻译韦伯面临的另外一个棘手问题是，韦伯的知识面极广，而所涉及的欧洲封建制度又极其独特，与英国大为不同，有些甚至没有对等的英语词语，英文翻译因此常常就有精简甚至删节。即便《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几篇论文，也涉及许多相当精深的专业知识。“那时候翻一本书要花很多功夫查资料。比如说某个词语或概念有疑问或普通词典查不到，就要跑图书馆查辞典，查百科全书。”另外，就是直接去请教专家。当年译这本书时，遇到一个不小的困难，即韦伯所论及的西方音乐史知识，而后者是韦伯用来解释西方合理化进程的重要证据。不懂音乐的韩水法就去请教北大西语系教授严宝瑜，严先生既是德国文学和语言的教授，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西方音乐史专家。老先生非常热心，为了回答他的问题，在北大燕东园的住宅小楼里不断地上上下下，搬来一本又一本厚厚的专业辞典和著作，耐心解释，给出权威的解答。

　　在韩水法的计划里，原本要把韦伯的《学术论文集》全部翻译出来，同时充实和修订《韦伯》，在大陆出版。但缘于学术兴趣的广泛和转移，而现在更是专注于汉语哲学和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一时难于回到韦伯研究上来，但在相关的研究中，他常常还会回到韦伯的理论。

　　相比翻译，韩水法更愿意从事原创的研究，而翻译原本也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他认为，任何经典的学术译著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尽善尽美的译本是没有的。所以，学术翻译的批评，就如学术批评一样，是促进学术翻译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动因。不过，学术译著的批评，也要像学术研究那样，根据事实来说话，比如，一本译著有哪些问题，要有原文和译文对比的证据，要有理论的分析，这样的批评才够得上严肃的学术批评。看不懂虽然可以是质疑的出发点，却不是批评的理由。要理解和研究诸如康德和韦伯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除了系统的学术训练，还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其他知识。对韦伯著作来说，尤其如此。韦伯著作的翻译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实则就是有的译者缺乏专业的和专门的知识。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一百多年前，严复老夫子的这句慨叹道尽了中国几代译者的艰辛与不易。韩水法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在翻译《实践理性批判》时，“Nei⁃gung”一词的译法让他考虑良久。“Neigung是指人先天就有的一种倾向，通常译成‘偏好’，其实，它不是指一般意义的偏好。一个人遇到大火就会避开逃走，这是人的本能，但按照康德的道德法则，他应当去救人，那么，他就要克服他的Neigung，也就是那个天生的本能。用偏好译Neigung不准确，偏好的意思太弱，不能准确地体现康德的原意。”韩水法最终自己创造了一个新词“禀好”。在确定这一译名之前，他花了许多时间研究组成这个词语的两个字的本义，以及构词是否合适。从历史上来看，随着19世纪末之后的西学东渐，为了准确表达西方的观念和思想，中国学界先辈也创造了许多汉语词语，还有许多来自日本学者的创制。只不过那些前辈的汉语的根底深厚，又多数留过学，他们创造的一些译名沿用至今。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原有的一些术语或许要改进，也需要创制一些新的词语来表达新的观念。不过，现在看来，情况并不那么理想。在人文社科领域，对于新的专业术语的处理，不少人还是比较随意。

　　“任何经典学术著作的翻译，比如汉译名著所收录的那些著作，都应该先做必要的研究，像康德、韦伯这样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更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动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水法认为学术经典翻译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基础性的意义。在他看来，翻译经典著作，让自己更加准确和细致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经典文本及其所表达的思想。虽然一些研究资料和文献可以通过原文著作获得，但作为以汉语为母语和工作的学者，同样必须以良好的汉语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好的研究和翻译，必须以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为基础。”去年上半年研究胡塞尔的意识理论时，韩水法把所引证的原著文字几乎都重新翻译了一遍，但他同时把汉译本和德文本的页码都标了出来。韩水法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理解和我的理解有差异，甚至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翻译工作应当得到尊重”。

　　“从上个世纪初，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学术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建，有的甚至是新建，韦伯研究便是如此。无论学术研究还是翻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到现在为止，经典著作的翻译依然属于基础性的工作。”良好的汉语修养也是良好的翻译的基础条件。“就我的经验，有些译者和学者，对外语或很讲究，而汉语则仿佛是本来具足，并不用心，因此汉语水平的欠缺反而成了翻译的绊脚石。”此外，还要有认真的精神和严肃的态度。“但据我所看到的现象，同时具有专业知识、高水平外语和汉语知识以及认真态度的译者，还是远远不够的。”韩水法的观察，也正是中国当下翻译面临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06月23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