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

 

　　百度上，左大培的身份介绍除了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标签是“中国当代新左派思潮和非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在著作一栏里，学术著作外，唯一一本译著即是2010年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德国经济学名著《国民经济学基础》。“翻译这本书是我近20年学习和研究的副产品。你功夫做到了，翻译就水到渠成了。”说这句话时，左大培还特意强调，这本译著并不是他的“核心成果”，因为他发表过大量的经济学专业论文，出版了许多部经济学专著，独立完成的经济学著作就有七部。

 

《国民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

 

　　1977年，25岁的左大培考入辽宁大学经济系，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此前，他在部队当过五年兵，五年时间里，他自学了初高中的全部课程，其中包括几何等基础的数学课。这期间，他还靠自学读完了当时刚刚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二卷。本科阶段，左大培选择了自学德文作为第二外语，这于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能够独立钻研《资本论》的德文原著。辽大一毕业，左大培便选择继续深造，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经济所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连续攻读硕博。

　　在读研究生的六年间，他继续自学德语，并将自己的研究锁定在德国弗赖堡学派上。而瓦尔特·欧肯即是这一学派的领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重要人物。读本科时，左大培就读过凯恩斯和亚当·斯密等众多经济学大家的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读研究生时，朱绍文先生学风严格，要求弟子们直接阅读这些经济学大家的代表作的英文原著。读硕士时，左大培就仔细阅读过欧肯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基础》的德文原著。那时候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还处于起步阶段，西方经济学名著的中译本不多，欧肯的这本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朱先生说，你既然读过了，就把它译过来吧。”至于具体哪年开始译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左大培已经记不清了。

　　朱绍文是商务的老作者，和商务的编辑们关系很好。左大培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为联系出版《国民经济学基础》的中文译稿，他经过导师的介绍，专门去找过商务经济编辑室编辑吴衡康。“我上商务去跟吴衡康先生商定了出这本书。我就记得吴先生给我写了一个短信，说请你保证翻译质量，我们不限定交稿时间，不要为赶进度影响翻译质量。”因为“不赶进度”，这本书的翻译就这么一直拖延了下来。1988年，左大培获得博士学位，留所工作。因为手头老有别的工作，加上90年代两次到德国去进行博士后访问研究，一直到1995年，他才腾出时间，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学基础》翻译了出来。

　　虽然翻译的时间不长，且过程很顺畅，但对于左大培而言，这其实是他将近20年学习和研究的积累所致。第一，语言方面，和当时很多经济学名著从英文转译不同，左大培的《国民经济学基础》是从德文直译。第二，《国民经济学基础》属于基本经济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一本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如果没有西方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很难翻译准确。尽管他在翻译时尽可能地使译文通畅易懂，但仍然会偶尔在网上看到有读者抱怨说，不明白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其原因并不在于这本书的语言本身难懂，而是因为读者缺乏相关的学术背景知识。

　　1988年，博士还未毕业的左大培出版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在这本书里，他集中地转述了研究弗赖堡学派的很多相关资料，比如梳理了弗赖堡学派的哲学思想及其渊源。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德国弗赖堡学派的经济思想》。“所以说《国民经济学基础》这本书的翻译，对我来说不需要什么准备工作。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要想译好这样的书，译者要有很深的功底，不仅是语言文字功底，还要有专业背景知识。两者结合才行。”

　　完成《国民经济学基础》的翻译，于左大培而言，是“了了一桩心愿”。这之后他不再花费精力从事翻译工作，甚至有知名出版社请他审校译稿，他都谢绝了。“我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我到现在已经出了七八本专著了。我自认为在经济学上能干点大事，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讲供求均衡，这套东西根本就不合乎实际。那么拿什么东西替代它？ 我就得搞一个替代的模型。”左大培正在努力完成并即将出版的一本新著是《供给过剩经济学》。“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理论著作，是纯粹拿数学模型一点点往外推复杂的结论，但这中间还是有很多小毛病。我一天到晚都在干这个事。”

　　即使退休多年，70岁的左大培依然对经济领域的现状保持关注，整天埋头经济学研究。在他看来，人文学者做学术研究无所谓退休不退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40年，但“什么玩意儿”“人讲话”这些口语，让初次见他的人一下子就能听出他的东北特色口音。有时，叙述一件事情或表达某一观点，他的语速会加快，双手在胸前挥动比划，谈到激烈处，眉眼挤到一处，神态颇似电影圈的导演冯小刚。

　　“我敢这么说，国内有关弗赖堡学派的讨论，比较严谨的论述基本都出自我写弗赖堡学派的博士论文和读研究生期间发表的有关弗赖堡学派的研究成果。”当年，他受洪堡基金会资助去德国做博士后访问研究，帮他申请的人里还有联邦德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德国五贤人）的成员。这种认可和看重的背后，是左大培对德国弗赖堡学派、欧肯及其《国民经济学基础》的深入研究。左大培即将回国时，欧肯的女儿曾邀请他到家中去商谈欧肯著作翻译成中文的问题。在欧肯的家中，欧肯的外孙向左大培请教从何处查找有关欧肯某一次与米塞斯辩论的记载。“我当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我对弗赖堡学派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欧肯的家人也要向我请教的程度。”

　　19世纪，德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其创始人W.罗雪尔将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1940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基础》里，自然会大量提到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通常的说法是，欧肯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主张理论和历史结合、兼用。“这种兼用不是简单的折中，它有一套非常独特的，但又被西方人普遍接受的结合框架。”

　　德国历史学派与当时流行于英法和奥地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对立的。当时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建立了研究普遍适用的经济理论的传统。他们的理论讲一般、抽象的东西，如商品的价格由什么决定？ 工资由什么决定？ 资本的利润由什么决定？所以，19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讨论重点放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上，主张边际效用价值论等等。除了马克思以外，一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一套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德国历史学派则不以为然，认为经济学中重要的是历史事实，而历史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这是其一。其二，经济活动不是孤立的，是和政治、法律、观念等等紧密相连的。

　　“其实，历史学派不是没有理论，只是其理论和主流经济学不同而已。历史学派的理论，是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的类型的理论。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概念和术语是从历史学派搬来的。比如：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成自然经济（实物交换），然后发展到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是历史学派对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概括。实际上，历史学派的这些东西并没有过时。我们现在从使用纸币变为使用信用卡、手机支付，表明我们正处在信用经济的发展阶段。历史学派强调经济的发展阶段，经济风格，不同国家的观念和文化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经济风格。历史学派很厉害，他说经济发展的分工范围是从家庭经济开始，然后发展到城镇经济，再到地区经济，国民经济，到世界经济。这讲的不就是现在的全球化是怎么来的吗？！”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认为它们说明了有普遍性的规律。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它的研究是抽象的，忽略了具体的历史环境。那么这种抽象研究的成果有没有一般性？ 为此，新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和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曾进行过一场著名的论战（被称为“方法论论争”）。这场论战最终演变为哲学认识论上的两大派之争：归纳法和演绎法之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是使用演绎法，它在19世纪重视的是微观研究，而且这微观是抽象的，它的研究得出的是永恒真理。而历史学派却不如此认为。欧肯认为，这是一个二律背反，我们学经济学是为了认识现实经济生活，如何认识现实经济生活？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你离开了它的历史环境，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它。但是没有抽象的理论，也无法认清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内在联系。欧肯因此强调，应当把理论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欧肯所谓的历史和理论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混合。

　　这些年，左大培翻译的东西不多，原因在于，他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我为什么不照般欧肯的东西？ 因为他除了方法论以外，没有多少独立的理论创造，他的理论完全是照搬西方主流的。”不过，欧肯的研究方法仍然给了他很大的启发。1996年，左大培和裴小革合作出版《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这一市场经济模式的研究就与欧肯的类型分析十分相似。“但是我不像他只关注抽象的类型，我论述的是历史现实中的具体的类型。比方说我把德国和日本算一类。这在企业管理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当代西方的企业管理研究中，公认管理风格上有英美系和德日系这不同的两大派，德日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我的这种类型划分法，更接近历史学派的研究风格。”

　　左大培关于弗赖堡学派的著作，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他于2012年出版的《弗赖堡学派的启示》一书。不过，他认为自己完成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解释资本雇佣劳动》，再就是不久后就要出版的《供给过剩经济学》。这两部著作都主要使用数学化的模型推理。为什么拿模型推理，左大培说这都是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路子，所不同的是，他的立足点是批判和修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我的模型推理是从现实出发来解释现实，这与欧肯的基本思路一样。”

　　左大培认为，从德国弗赖堡学派的历史，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思潮的变化。在弗赖堡学派形成之前，在德国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学派，而在英法和奥地利经济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西方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主流经济学界也出现了摆脱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趋势。凯恩斯革命就是力图摆脱传统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结果，它另建了一个宏观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理论，力图把传统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限制在微观经济分析的范围内。但是同时由哈耶克等人倡导建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否定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以弗赖堡学派为理论支柱的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一支，其代表人物罗伯凯、艾哈德、欧肯等人都反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

　　但欧肯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德国的经济学界本来排斥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但是欧肯建立了一套适合德国经济学研究具体历史实际传统的研究方法，给德国经济学界的研究和教学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使联邦德国的经济学界能够顺畅地接受和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我对中国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有点像德国历史学派，认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民族文化、思想意识、历史条件、发展阶段都不一样，所以谁的学说你都不能乱搬。至于搬什么，就得自己分析自己的具体情况。”这句话，多少有点像左大培的夫子自道。

 

（陈菁霞采访整理）

原载于《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3月23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