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钟学传统，开拓民文研究
——读董晓萍的《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

　　普通的学术讲稿都是相似的，别致的学术讲稿各有各的不同。在我看来，目前的学术讲稿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学术史中规中矩的注疏，间或拾遗补缺；另一类是老树新花的前沿建构。《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无疑属于后者。该书不仅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旨趣、脉络和价值的梳理与反思，亦是对新时代全面现代化征程中多元文化对话与视域融合的探究和展望。关于这本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的书写目的，本书封底一语中的：“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把民间文学放到本国特质文化与多元文化对话的纵横坐标系上重新考察；引入跨文化学的新视角、新方法，阐释民间文艺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双重特性，揭示其理论科学与经验科学的二元性；立足信息时代，呈现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由此可见，这本理论著作是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出发，将民间文学放置在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勾连、彼此依存的复杂关系场域中加以考察，试图揭示其在跨文化的互动、对话和交融中对现代化的自我反思和终极关怀。

　　董晓萍在本书中从跨文化的视角全面系统地审视钟敬文所开创的民间文学研究草图和学术遗产，既有对前人研究从哪里来欲往何处去的历史钩沉，尤其是以钟敬文为核心的民间文学研究网络的铺陈令人耳目一新，又有借此明确后学位置，摸索跨民间文学研究系统对于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创造性转化的意义，赓续与丰富老师未竟事业的拳拳责任心，自始至终唯一不变的则是孕育这一学科的家国情怀底色。

　　跨文化方法论研究与钟敬文创立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传统具有亲和性。当我们从长时段的视野检视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时，不管是阿尔奈-汤普森的AT类型学、艾伯华类型学、丁乃通类型学或本土性最强的钟敬文类型等方法，还是传承变异说以及中国文化三层论，其实质都是自我文本与他者文本相互交流、相互激发和相互成就的辩证共生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民间文学研究在不同时期陆续引入古典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语言文字学和文艺学等方法的初衷。而跨文化方法的核心价值观是在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尊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异质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是人类在历经千年的国家战争、民族冲突、冷战霸权、全球化冲击和数字化挑战之后逐渐成型的文化理性。它与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契合性，为其开拓新的思路搭建了新的平台。

　　首先，《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从民间文学研究的最新议题出发，考察了跨文化性带来的理论突破。《民俗叙事的本质》以应对多元文化研究思潮崛起之挑战的叙事理论出发，开拓民间文学新的研究分支——民俗叙事学。《故事现象学》则尝试用现代欧陆哲学的现象学思想阐释钟敬文的故事类型学。《信仰故事》探索将叙事文本、田野作业和信仰或宗教民俗做综合研究。《讲述人》揭示了学者、讲述人以及性别等自我变量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搜集人》则讨论了数字化、全球化等技术手段或交流方式的引入对民间文学资料拓展和搜集方法的变革性影响。

　　其次，《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在继承民间文学体裁学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跨界互生关系。与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将民间文学的体裁分为神话、故事、歌谣、谚语、谜语、说唱、民间戏曲、史诗与叙事诗不同，本书将说唱、民间戏曲和叙事诗置换成通俗歌曲，更加贴合时代的社会变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还涵盖了新媒体故事、广场舞和国家社会治理等话题，展示了民间文学的变迁机制、自我更新以及延续性和变异性。这一部分的跨文化性体现在民俗学在借用民间文学之体裁学成果的同时，又返向为各种体裁输入了宇宙观、信仰、人生仪礼、地方文化、公共文化资源和治理等情境性概念，避免了民间文学长期以来因文献法和互文法而挥之不去的静态研究梦魇。当然，这种综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与考古学等的跨学科研究结果，也往往为诸体裁增添了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最后，《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通过微观个案研究呈现了跨文化如何使渐成“昨日黄花”的民间文学类型学方法论焕发新的生命力。目前各高校开设的民间文学研究课程鲜有详细讲述民间故事类型学，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与这一方法论背后的西方强势单边文化思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书另辟蹊径，将局外研究、局内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古今中外东南西北互观互照，西学国学东方学汉学交相辉映，它体现了故事类型学并非静态、孤立和抽象的存在，而是不同文化主体、社会语境、传统乃至深层文明历史结构具体的动态关系效应。只有认真总结钟敬文、季羡林、许地山、赵景深、普罗普、雅科布斯、西村真次和艾伯华等的经典研究，才能真正完成民间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转型，实现历史与当下、自我和他者的多变参照、互动和对话。

　　由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民众口耳相传的文学，人人皆可置喙，这就使其显得学术门槛较低，容易变成皮相之谈。同时，民间文学讲究田野调查，资料搜集与采风乃第一要务，这导致学术研究容易蜕变成原汁原味的还原再现，以至于相邻学科的学者曾戏称民间文学研究乃“资料学”，言下之意是缺乏理论化的能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学科开始分门别类地引进西方理论学说，而西方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却在二战以后日益式微和边缘化，似乎除了类型学等技术性方法外，中国学者实在无法再“描红格子”获得持续的理论滋养和灵感。因此，努力提升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素养便成为当代研究社群共同的学术诉求。然而有的学者矫枉过正，为了自证研究的理论深度拼命掉书袋子，东施效颦将各种流行理论和概念与民间文学研究混搭，除了把自己变成别家学说巩固地位的理论脚注外，对推进研究毫无助益。与上述做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在脚踏实地地整理先贤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扎根于本土的民间文学研究传统，运用现代科学的意识和方法生成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阐释框架，实乃是建设本学科学术理性的范本。仅举一例，个案研究本是民间文学研究的拿手好戏，但目前学界不少研究囿于眼界、基本功和学术涵养泛泛选择研究对象，缺乏“一花一世界”的理论阐释，徒有增量的积累而没有质量的提升。《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所选择的四个个案却皆有新见。它们都是“国际化”同一经验场中适合跨文化共享的故事类型，不是夫子自道的自说自话；它们都需要综合多个学科的视域形成“结构比较”，不是无法融通的单一社会模式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是，它们都找到了沟通和互跨的桥梁，在理论上获得继续生长的可能性。

　　当然，通过学术研究分析风姿多彩的民间文学世界，似乎和学术理性与专业规范之间，始终存在不可言说的矛盾和张力。学术研究的冷静理智毕竟与文学创作的天马行空有着云泥之别。作为学术论著，《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每章开首皆不厌其烦地介绍概念界定、资料范围和研究方法，这是学科专业化之后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作者似乎不甘于此，每每在一段段严谨沉思的文字之后，伴随着丰富的民间文学想象力和“理解之同情”。这其实是对近年来过度理性化的学术论文的某种反身性转向。在今天，面对日渐“格式化”味同嚼蜡的刻板学术写作范式，如果想纵身跳出狭隘的“规范”一隅，本文别具一格的通观衢路写法同样具有启发作用。

　　综上所述，《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中的重要成果。尽管本书无法解决人类所有重大问题，但在新冠疫情、大国博弈、地区冲突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它对如何超脱自我预设的种种画地为牢，倾听人民的心声，带着理性的眼光发现不同文化间的联系、互补和共识，找到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之门的疾声大呼，尤为发人深省。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24日第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