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的个性化写作

　　19世纪俄罗斯文学规模庞大、瑰丽多姿、成就璀璨，释放着“强烈而耀眼的光芒”（高尔基语），国内外涌现出不少对之进行梳理、阐释、评判的文学史著作。俄罗斯文学专家李正荣教授的新作《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十讲》便是构建“新的秩序”的尝试，他以“举要法”的体例、“跨文化的视角”、“个性化的写作”完成了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书写”。

 

“举要法”与深度透视

 

　　面对丰富多彩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李正荣教授采取“举要法”的体例进行讲述，虽无意求“全”，但全书“点、线、面”立体交叉，结构张弛有度。

　　全书除却绪论，共计10讲，整体按照时间线索进行设计与结构，既有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文化的宏观审视，也有对某一横截面的整体铺展，占比最大、用力最深的则是作者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点”的凸显：作者以7讲的篇幅讲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7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诗人、作家的生命与创作。“点、线、面”意识与结构同样渗透在具体的章节中。

　　“举要法”使作者更加重视“点”的审视、书写与剖析，从而使全书避免流俗与从众，新见迭出，创见颇多，如对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叙事结构的评价，认为“毕巧林日记”的设计类似18、19世纪作家经常使用的“手稿发现法”，从今天的文学发展看，“煞费周折展开叙事有点多余”，但从当时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中看，作者认为“具有高潮的设计感”，“结构上的‘偶然性’让《当代英雄》获得一种天然成章的结晶效果，这样的结晶体使得作品天然成趣，引人入胜，具有更大的可读性”。

　　全书纵然没有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进行详尽、全面的统计与讨论，但却集中笔墨与思考，最大化地实现了对19世纪俄罗斯作家生命的深度透视，揭示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代表性文本的深刻意蕴。 

 

  “跨文化视角”与文化还原

 

　　李正荣教授的写作贯穿着自觉的跨文化意识，注重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下讨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如绪论“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的文化前提”分为3节，通过考察古罗斯文化的选择，梳理古代罗斯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分析面向西方的彼得一世改革，充分揭示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产生的文化渊源，“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崛起是和整个俄国民族文化发展、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古代罗斯文化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论及普希金时，作者将其放置在世界文学、俄罗斯文学语言形成与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论述。

　　同时，李正荣教授在写作中直面源语言文本与文献也是跨文化视角的体现，“从俄语原文出发”是他践行的写作理念，在书稿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直接参考、引用俄语原始文献作为支撑与论据，确保材料的“原汁原味”与论述的客观性及准确性。其二，被翻译成中文的外语文献，作者查找外语原文，仔细校对，准确无误的译文，作者加以引用；有误的译文，作者进行校改另译。其三，错误的信息，作者进行文献考辨，足见作者的文化敏感度及行文的精益求精。

 

  “个性化书写”与独特体悟

 

　　李正荣教授从事俄罗斯教学研究工作数十载，对俄罗斯文化、文学有着充分的了解与十足的追求。他用最朴实、平易的文字进行讲述，没有故弄玄虚，没有艰深玄妙的各色理论，没有各种“主义”，不作高深语，不创新词汇，不搞宏大叙事，只有客观、具体的文学事实及一位位作家真实、生动的生命历程，只有言简意赅的娓娓道来，只有情理兼备的阐释、评说与分析。作者没有人云亦云，没有“跟着别人——或者俄国人，或者中国人的讲述走”，坚守独立思考，立足原始文献，凭借自己的生命体悟与文学理解，一字一行书写出极富个性而又合乎公理的见解与观念，如他对每一讲名称的拟定，既包含着对具体作家的主旨评价，又揭示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演进与发展，独具匠心，例如，普希金，“俄罗斯文学语言奠基人”；莱蒙托夫，“孤独诗人”；屠格涅夫，“让俄罗斯文学走向欧洲”；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巅峰”；托尔斯泰，“文学巨人”；契诃夫，“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作家”。独特的阅读感受与生命体悟实现了作者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极具个性化的讲述与表达。

　　《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十讲》是李正荣教授数十年对俄罗斯文学关注、思考的结晶，融入了他“对俄罗斯文学数十轮讲授和几度书写所沉淀的学术精华”，见证着他对自己精神家园的坚守，对自我生命的探索与体悟，以及对俄罗斯文学深切的热爱，是当下俄罗斯文学史著述中一部极富个体生命激情与学术创见的著作。

 

 

原载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2年9月30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