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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视角下的《聊斋志异》

2021-10-08作者:元伟刊发媒体:中华读书报浏览人数:2

  

《〈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只有尽力还原蒲松龄在那个时空世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才能理解和阐释他如何用文本创造和“观看”他的世界。
  中国历史上,谈狐说鬼的作品蔚为大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其中翘楚。从它的问世到今天,广泛流传,人人争说,似乎魅力不减,但又日渐模糊——毕竟那个时代、那样古老的观念和文化离我们已越来越远。对古人的立场、经历和思维方式的还原性观察,能否使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更进一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昕教授新近推出的这部《〈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就试图从文化史的角度,做出某种新的尝试和努力。
  就《聊斋志异》研究而言,学者们习惯上将其放置在文学研究视域中考察,长此以往,越来越流于浅层次和模式化,研究趋向饱和,难以出新;而传统的历史实证研究,由于新材料难觅,难有大的突破。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局限于文学内部研究,而应多维度地挖掘小说的具体历史情境,诸如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个人情感等,即开展文化史的研究。
  作者在自序中说:“文化分析、微观研究、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只有尽力还原蒲松龄在那个时空世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才能理解和阐释他如何用文本创造和‘观看’他的世界。”(第4页)从此出发,作者对一些过往的“定论”提出了新的看法。比如蒲松龄自序称自己是“病瘠瞿昙转世”,对此学界大都认为是蒲松龄以病瘠瞿昙比喻自己的悲苦命运。但作者追溯“瞿昙转世说”的古代起源和流变后发现,这实际是“英杰之士多自般若中来”这一民间信仰的体现,这一俗信支撑着蒲松龄的创作心态和小说中的宗教观念。这一结论无疑是极具说服力的。再比如对《聊斋志异》“诗性”的理解。作者指出学界存在将“诗性”与“诗笔”混用的误区,认为还应重视作家的抒情性和主观性对文本的影响。进而深析小说文本,提出:蒲松龄不受约束地倾泻自我的喜好和义愤,造成了《聊斋》艺术世界既温情泛滥又激愤酷烈的面貌,形成了“诗性”的温情与偏狭。这些观点和切入角度,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给人以启迪。
  顺着蒲松龄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这条线索,本书又作了延伸性的考察。一是《聊斋》对抒情传统的继承和生新,二是蒲松龄个人意欲和兴趣对《聊斋》的影响。前者指出,《聊斋志异》的故事主题大多来自传统诗文与叙事,但又以小说文体对抒情文学传统作了融通;蒲松龄在小说中处处融入人情,构筑出神怪文学中的“深情世界”。后者提出蒲松龄的个人意欲明显“干预”了小说叙事,举了两方面例子:一是故事表现了蒲松龄的独特喜好(偏爱微末之物与细心体察)和个人立场(改变传统故事的意义指向);二是采用“庶民视角”,存在政治理解方面的缺陷,如涉及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抛开事实逻辑,从个人恩怨好恶出发重新叙事。
  物质文化是新文化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是文人生活研究的重要内容。王著第三章即对蒲松龄在1703至1704年经历的灾荒生活如何对其小说等创作产生影响作了探讨。以往学界对蒲松龄科举困境、塾师生活对小说创作影响的研究比较充分,而王著又别开生面地从蒲松龄的饮酒与创作之关系切入,指出《聊斋志异》有关饮酒的题材和主题体现了作者的私人视角与个人意趣,与以往同题材小说的生成机制是不同的。
  作者还观察到“《聊斋》对女性的功利要求”这一点,指出《聊斋》女性很多具有超现实般的美貌与轻盈,擅长吟诗作赋,还能主动满足繁衍子嗣的期待,甚至具有经济才能,等等。既满足了男性的性别想象,也满足了高雅的精神需求,还能治身理家,这些带有失真和畸形色彩的审美倾向,实际上与蒲松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贫乏是直接关联的。作者的这些观点虽不尽是新说,但将文化史考察与文学批评很好地结合起来论述,很有说服力。
  对小说主题进行文化阐释,也是《〈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主题研究可谓是小说研究中最成熟的领域了,很难出新,而本书独辟蹊径,选取两类主题作了阐释。一是“侠义”主题。王著指出,与《聊斋》以前小说中具有现实化色彩的“侠”相比,蒲松龄笔下的侠义“是针对庶民日常困境而生出的期盼”(第103页),“显示了蒲松龄被温情所控制的立场和想象”(第112页),为“侠文学”增添了新的形象。这一观察视角很有新意。二是“知己”主题。作者认为,《聊斋》的“知己”主题是对传统“悲士不遇”主题的拓展,是对个体价值和声誉的肯定。具体而言,蒲松龄超越了以往“士为知己者死”主题隐含着歌颂美德这一内涵,而着重体现舍身报恩者的辛酸无奈和悲剧色彩;寻求“异类”精神知己,表现自己的价值和诉求;求知己于异性,从异性知己身上获得虚幻的价值感。除了上列第一点,即《田七郎鬼》的主题,袁世硕先生曾撰文探讨过外,其他都是本书独出机杼的见解。
  从整体上看,本书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也有微观的个案考察。本书的优长之处还在于,既不缺少文字叙述的情感温度,又能时刻保持理性冷峻的学术眼光,不少观点、见解都能刺透现象直达“真相”,显示出卓越的洞察力。
  当然,文化史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如本书作者所言,“本质上,它(文化研究)和‘聊斋’研究的传统批评方法都属于意识形态批评,都着重探究文本的政治学和权力—文化关系”,在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和文学性上力有不逮,而且随时有可能沦为粗陋罗列文化现象的所谓文化研究。(第22页)另外,由于文化史研究重视微观研究,还可能带来研究碎片化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警惕的。所以,我们应不断改进文化史研究中的“美中不足”,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文化史研究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在此方面,《〈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已经作了极为有益的探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1年09月29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