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符号”何以成为革命性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蒸汽机的轰鸣不仅带来了产业革命，也引发了一场“符号革命”。

　　实际上，在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场景中，实体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主要以货币等符号作为载体。后者，作为一种指示方式或标记，不仅描述、记录了上述与民众福利直接相关的经济过程，并且深度参与其中，进而为之提供了诸多助益。

　　然而，随着市场的发育壮大，围绕金融展开的符号体系也日趋复杂，且通过各种工具创新，将其触角不断在时空两维拓展深化。随之而来的是，这种符号革命——经由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大大加速——开始走向其反面，即：符号开始与其服务实际经济活动的初心始愿日益疏离，竟至幻化成某种脱离了本体的倒影、抛开“所指”的“能指”。

　　这虽看似荒悖、错乱，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工业化社会的日常。更有甚者，这个倒影时常躁动不安、反客为主。例如，无论是在1998年的东亚，还是在2007年的美国，两次深重的经济危机皆直接肇源于金融系统的动荡，而非真实的基本面冲击。此情此景，不免令人疑惑与浮想：在高度符号化且彼此紧密联通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影舞我零乱”似乎远比“我舞影零乱”更加常见了。

　　在这样的符号与实体张力迸发、观念与现实错杂交替的深刻背景下，张晓晶教授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了这一既意义深远又常被忽视的“被符号把握的时代”，并以《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一书开启了对经济符号、符号化过程以及符号-实体关系等重大议题的思想跋涉。通过概念回顾、特征梳理、方法辨析、结构比较、与机制分析等多种视角，这一承前启后的研究成果——也包括著者其他相关研究——构成了对符号经济时代的一次系统性的思想概括与理论创新。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此作完成于国际金融海啸之前。彼时主流学界正沉浸在“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太平景象之中，甚至出现了“如何防止经济衰退的问题已被解决”之类的得意豪言（语自卢卡斯）。相比之下，著者对符号体系的本质特征以及符号化变迁之中的冲突与紧张，则具有惊人的洞察与冷静，进而展开了一种充满“先见之明”的反思。

　　关于该研究的学术价值与贡献，大体可从两方面概括：

　　在学理层面，深植于相关文献基础，这一探索系统地破解了传统上对金融（或货币）与基于商品与劳务的实体经济之间的粗暴“两分法”，并且将金融成功地纳入到“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由此，对将“金融”拒之门外的主流研究方式而言，这一工作也可归结为对其思想“自闭症”的疗愈与超越。

　　在现实层面，对于当前遭遇金融过度繁荣、资产泡沫涌动、经济结构“脱实向虚”等严峻挑战的中国与世界而言，符号研究当然也有助于相关决策层与实践者深化对这一时代主题的认识，并探寻协调符号与实体的应对之道。由此不难看出，这一学术进路自始就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也深具重要，甚至可谓紧迫的决策参考价值。

　　更具体地讲，张晓晶教授的符号经济学研究有以下五点特色尤其值得称道，也使笔者感悟最为深切。

　　首先，著者对符号与符号经济概念的渊源、流变、内涵、外延等着墨甚多。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双重视角，从时间与空间的两个维度，该书对经济符号的现实演进与概念蜕变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入的刻画，并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希法亭的“财产运动”与“生产运动”、凡勃伦的“金钱资本”与“工业资本”、凯恩斯的“金融”与“工业”等概念组对的基础上，对德鲁克（P.F. Drucker）提出的“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与“实体经济”概念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

　　其中颇值得强调的是，在货币符号之外，该书对层出不穷的金融符号，甚至作为“符号之符号”的衍生工具给予了高度关注，从而对符号的界说做出了重要拓展。为支持相关论述，著者还进一步融汇经济、金融、历史、哲学等诸多学科，从斯密的“分工交易”到弗里德曼的“信用特征”、从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到韦伯的“理性化”、从萨伊的“实物分析”到布罗代尔的“市场形态”、从希克斯的“IS-LM模型”到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皆为讨论所及，实可谓旁征博引，并始终紧扣符号与符号化这一主题。这在当代经济学界（无论中外）重枝末、轻根本，重专精、轻广博，重技术、轻思辨的大环境之下，不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更因对底层学理的深刻剖析以及对符号-实体历史走向的整体把握，为之平添了超越一时一地的“经典”之气。

　　其二，著者对符号的强调，以及对符号经济-实体经济截然两分这一旧说的批判并未停留于概念层面，而是将之纳入到标准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内。朝向这一目标，著者在托宾、伯南克、罗默等前人探索的基础之上，以实际投资（对应于实体经济）与金融投资（对应于符号经济）对利率的非对称性反应为主要突破口，巧妙地将金融创新引入到传统的IS-LM模型之中，并据此从逻辑上论证了符号与实体运动的分化与统一。

　　更值得赞许的是，基于这种新的理论框架，著者进一步归纳出极具启发与前瞻性的政策含义，即：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亦即符号化过程的深化），市场对货币当局的调控利率的反应将会减弱，因此导致传统货币政策的效力下降——这一点已经在此后的货币政策国际经验中得以应验。总之，这种对符号-实体的模型把握虽然尚不全面，但却简明、精致地刻画出符号经济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矛盾。无疑，这一开创性工作为后续研究——如破解著者提及的信贷密集度上升之谜——提供了坚实的逻辑铺垫，也指明了改进思路与努力方向。

　　其三，著者对符号与实体关联中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详细解说。就此，从符号对市场交易的空间扩展、对财富价值的时间配置以及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识别、管理等多个角度，著者厘清了货币等符号并非扮演所谓“面纱”一般的被动角色，而是具有主动的“生产性”与经济“上层建筑”特征。特别是从历史发展进程看，符号体系的演进实际上与生产力的提高、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层级的深化等具有相互促进的双向因果关系，因而在价值评判上，这种符号化的趋势也是一种应当充分肯定的社会进步。此种认识对于如何辩证、全面地看待符号角色，充分发挥后者服务实体经济的良性功能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其四，著者对符号与实体关联中的负面作用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就此，从明斯基“两价模型”等理论机制以及发达经济体相关实践等视角，著者阐明了为何符号可能与实体“脱离”并诱发功能障碍，从而背弃了其服务于后者的初衷。并且，由于对经济资源的占用、对实体部门利润的侵蚀、对风险管理的失能等因素，符号的过度繁荣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金融脆弱性增加乃至经济增长停滞等严重后果，并最终反噬自身。颇有意义的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脉络看，书中论及的因背离实体而产生的符号的危害，可以被视作是对弗里德曼影响深远的“货币祸害”（money mischief）一说的继承与发展。

　　其五，符号既关乎收入等流量指标，也关乎财富、债务等存量指标。而就规模而言，后者作为一种积累结果又远大于前者，因此其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影响也往往甚于前者。从这一重要但常遭轻视的事实出发，著者在符号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对经济-金融存量的变化、结构、关联、供求以及相关后果等格外关注。特别是在此书以后的一系列研究扩展中，著者沿着宏观资产负债表、债务杠杆、金融结构、资产价格、金融周期等多种涉及存量的研究思路，逐渐丰富、深化了对符号及其与实体关系的理论认识与经验归纳。这不仅成为著者与其团队近二十年来“学术拼图”的主要内容与工作方向，更关系着如何从存量-流量相结合的立体视角理解符号经济这一学术界共同面对的理论任务。

　　在本文结尾处，不妨略作展望。正如著者指出，从思想的更深层看，经济活动的符号化同近世以降的“理性化”或“数目字管理”（语自黄仁宇）密切相关，甚至也可说前者恰是这种理性主义倾向在经济领域的一种具体呈现：正是依赖于货币等经济符号，千差万别、纷繁芜杂的产品与服务，便获得了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正如暗影能够抽象掉斑斓的色彩一般，进而可以被量化、加总、通约、比较乃至评价。无论是获益于此，抑或受累其中，现代经济的实践者、管理者和研究者，基本上皆是通过货币等符号认识经济现象，描述经济活动，也据此进行经济决策。

　　总之，在这样一个理性大行其道的时代，生活既被符号所标示，符号也塑造着生活。特别是对于无处不在的符号及其角色演变，人们再也不能将之认作“屋中的大象”，视若无睹，闭口不谈了。

　　实际上，身处被“符号把握的时代”，无论其中的利与弊、得或失，这种“主”与“客”的相爱相杀、“我”与“影”的若即若离、“实”与“虚”的难解难分，构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普遍的现代场景。既在其间，如何从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至在翩翩舞动的光影之中不迷失自我，已经成为无法绕开的时代课题，而经济理论工作者当然也应在其中肩负重任。从此视角看，张晓晶教授关于符号-实体的辩证思考真可谓生逢其时，受任而来，想必会在德鲁克所憧憬的“下一代经济学”的思想谱系中占据显要一席。

　　最后，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由于篇幅所限，这个简短评论当然远不能系统性地概括此作的精要，更难窥得著者关于符号与实体研究的全貌。并且，囿于笔者所识，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基本思路、核心方法等，也不免存有曲解或“避重就轻”的疏漏。因此，了解相关研究的最佳方式当然还是走进原作。而这个书评的初衷，仅仅在于分享笔者的一点心得体会。如其能引发人们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更多关注，继而深入对符号经济时代的思考，当属笔者的“望外之喜”了。

 

 

原载于《澎湃新闻》2022年12月15日

（作者李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