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的“破产”与知识环流的重组——评《破产书商札记》

　　《札记》在体例上主要由“题材各异的札记”（miscellaneous jottings）连缀而成，短的不满一页，至长不过六七张纸；内容上散布着看似拉杂零散的书刊批评、敏感无绪的哲思和瞬时情绪的速写。[1]通读下来，面对一幅幅难以解读的“精神错乱者”的思想拼图，读者着实无法捉取一般小说那类坚实的情节线索；文本仿佛横亘在读者与审美想象之间迷宫般的防御工事，而每位读者则以独异的阅读路线发起冲锋。《札记》创作形式上致发的阅读障碍及随之而来繁异的阅读体验，恰恰验证了阅读史批评者反复申说的学理困境：单纯地“以书识人”或许是阅读史研究为达成理论自洽而用选择主义倾向很强（selectivism）的史料制造的范式神话罢了。[2][3]

　　除开跳跃书写所致发的阅读障碍，《札记》还分别以读者和书商的视角对阅读史的范式困境展开说明：“书商与书”一节，“书商”通过引出阅读史研究较为仰赖的“账簿叙事”，进而指出了从账簿材料析出阅读经验的可靠性问题。文本中，“书商”（1931）转述了赫基斯海默尔笔下人物霍沃特（1917）偶然寻获并阅读一册账簿（1750）的感受，同时记叙了自己读到这部分内容时的阅读体验：他发现霍沃特除了根据字迹凭空猜臆记录者身份外，并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坚实有效的信息；并且像霍沃特一样，他在阅读“账簿桥段”时也出现了思维跳跃，成为“时间旅行者”，莫名其妙地将普林尼（知识分类）和赫基斯海默尔（信息分类）关联起来。“书商”关于“账簿信息”阅读经验无效化阐释的文学演绎，或许提示了阅读史家借重账簿、清单、文书史料“修复”原初语境的“理论破产”。[4][5]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书商”的发问投向过度依赖“账簿主义”及其计量学特征的阅读史家：谁又能料到读者读至“账簿桥段”时“能把普林尼和赫基斯海默尔联结在一起”呢？[6]

　　此外，《札记》还从书商的文化职能视角质疑了“以书识人”的效力。“书商的主顾”一节中“书商”指出：顾客身份“神秘的黑暗并未被他们购买的书籍所照亮”[6]39。我们对图书消费动机同样一无所获。比如，“书商”有位医生顾客，前后购买了6册侦探小说，然而“他至今也只字未提他何以要阅读它们……我依然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何许人”。书店隔壁的时装店主，购书范围更是变动不居，根本无法简便地概括出何种特定的文学趣味：“从人们阅读什么书籍之中得不出任何结论……人是一个奥秘，而解开这一奥秘的钥匙并没有交给书籍的售卖者……”[6]39-41姑且不论买书并非一定用于阅读这个常识了。

　　自然，解开阅读经验奥秘的钥匙也未简便地交与阅读史研究者。然而，《札记》对费夫贺（Lucien Febvre）知识流通三职能合而为一这个理论构想的文学实现[7]，仍旧为超越阅读史困境模拟了一种可能：即便具体的购书动机和阅读实践无从推定，从消费选择中我们还是“能瞥见他头脑中的某些想法”[6]42，正如心灵的秘密在人们所读书籍中“能为人们看见”。当然，“看见”的关节又取决于在广泛而持续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分离的“自我”的抽象集合——文学先祖（literary ancestry）——同“伟大传统”所展开的精神联结。[6]51通过精神联结与阅读反馈，“书商”才得以重返培根和济慈的“美学叩问”场景；认同皮普斯的“自我暴露论”及弥尔顿、卡莱尔的“写作创造观”；并在聆听兰姆关于“宁静”的教诲与华兹华斯关于“物欲”的哀叹时，化身约翰生博士：“当我写下它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就是——而且同情——约翰生。”[6]129

　　从阅读同情的角度看，《札记》所牵涉的书籍、人物数量之多及共情范围之广，不由得令人赞叹。从荷马到莎士比亚，再到正在写作的“书商”本人，文本对260多位古今作家作品的臧否与取用，无疑为前述阅读史理论困境提供了思想史的破局思路，并在超越既有研究史料过分强调阶层共性的“清单主义”及其难免的“缄默、静置特征”后，将阅读史批评引向了对经典作品在不同阅读反馈中的“延时曝光”考察。这种转化又在书商对马修·阿诺德关于“心智亲缘”（mental affinities）深沉呼唤的生动回应上可见一斑。[6]95

 

　　“心灵复写”与经典的纵剖

 

　　值得指出的是，“书商”对自身在知识网络中的文化职能无疑有清晰认知。志在高雅的他将售书视为“美好的行当”，并刻意同追捧时髦的服装营销，蝇营狗苟的水果商、面包师等行业做出区隔；质言之，将知识销售同普通商品的销售相区隔。书商在知识供需关系中的关节地位，甚至令他有了书商高于作家的想法：倘若不是冒险经营书籍生意的出版商和书商，作家们“不过是些可怜巴巴的幽灵”；倘若不是书籍流通巩固了“知识的视觉侧重”并提供了“便携且可复制的商品”[14]，诗人的吟咏仍将是太太客厅里的文学伎俩。[6]119

　　当然，从“文化控制”等消极层面而言，抱持精英立场的“书商”同样略显分裂地扮演了审查官的角色。他对现代知识分类系统（包括图书编目）所代表的“新型秩序”的抗逆，隐秘地潜藏在《札记》对“蜘蛛象征”与斯威夫特《书的战争》[6]24等潜文本的互文叙事中。“书商”固持的文化偏见与售书盈利诉求间的矛盾，同样体现在他对是否为顾客荐书的犹疑态度上。强加给顾客的个人审美偏好——“我想让我的顾客们……阅读我所喜爱的书籍”[6]178——作为知识流通的调控手段，最终在“书商”对美国文学无端抱持的“敌意”[6]97及焚烧不喜之书以阻止流通[6]200-202两个事件上得到彰显。焚书之后，自诩公正且“并非审查官”的“书商”，在店中自得地踱步，他倨傲的姿态在早期书商以身犯险（甚至葬身火刑柱）走私禁书仓皇的身影的映照之下，着实制造了不小的反讽效果。

　　我们姑且认同，“书商”对知识调控的生动演绎验证了达恩顿更新后的“知识回环”（the Communication Circuit）图式的学理效力。[15]但要指出，对译者因素及翻译行动的忽略又是“达恩顿回环”潜在的学理缺憾。而翻译研究对跨文化交际的深刻影响，已是学界共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同文明互鉴视域的融合，使其越发注重知识及载体的全球流通[16]，并呈现出向“知识翻译”发展的趋势；而翻译及编辑策略对文学经典流通的重塑性价值，也正在得到重估。[17]由此观之，《札记》“译者的话”“脚注”“附录”等编译策略可谓参与了知识流通，并发挥着形塑、调控读者阅读经验的文化职能。除开对作者生平及文本生成语境做出信息补充的“译者的话”，《札记》中译本最大的编译特征正体现在脚注的丰沛性及学理深度上。作为“书商”的私人阅读史，《札记》当然不乏我国读者熟识的经典作家作品，但总体而言，更多谈论的是曾经流行但逐渐为人所遗忘的陌生文本。这些作品对我国读者所制造的“阅读障碍”自然令译者费心添附的各类脚注尤其显得必要。

　　诚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第一读者”，译者实际上借由看似烦琐甚至影响阅读体验的脚注，参与了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在《脚注趣史》中指出的“学术对话”[18]，进而促使文本知识在流通中实现了“信息增值”。譬如，中译本既有对“旅行指南丛书”（Baedeker Guides）进行背景补充的说明性脚注[6]146，亦不乏追溯“双关诙谐”与“掏人衣袋”发明权[6]88的考据类脚注。特别是后一类脚注，要求译者具备不凡的英国“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史功底，且该条脚注对蒲伯、斯威夫特、丹尼思（John Dennis）及约翰生博士等一众文人的网罗，又同“书商”行文中对诸君的引征形成了意趣盎然的互文关系，里头大有文章可做。此外，中译本还添设了梳理“半人”（half-men）概念在英国思想谱系演化进程[6]168-69的脚注，这类冗长的学术附注在昭示译者阅读量与思想深度之时也考验了读者的耐性。但要指出，译者精心编辑的“半人”脚注并非在于炫示才学，它们实际上勾连了“书商”笔下蒲伯《人论》和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半人”意象，对学术型读者来说应该不乏启示。然而众多有趣有益的脚注中，笔者觉得新奇的是“钱锺书《管锥编》援引的‘人人文库’书籍计21种”[6]83；周作人《看云集》对格雷厄姆、米尔恩（A.Mline）及《杨柳风》的译介[6]139；乃至“蒙塔古夫人与东方”[6]140这类对原文涉猎之人事的跨文化信息增补。原因如前述及，这类脚注作为针对“书商”阅读札记有感而发的“阅读札记”，从更新后的“知识环流”视角为我们重审阅读史和思想史提供了新鲜的材料与视角。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