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是一门历史不算悠久的跨学科领域。这个专业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关注社会平等和正义，关注弱势群体，防范社会风险并创造包容性的社会。从方法论上，它更加注重问题导向。自英国于1940年代创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以来，这一领域的学科建设也迅速发展。在中国，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和老龄化的到来，这一学科近20年来也开始受到学界及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时至今日，无论是政府、民间，还是学界，社会政策这一学科为国人所知并被接受，上个世纪一批出国留学并致力于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学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秉勤即是其中之一。网上浏览近年来相关领域的话题，常常能看到她活跃的身影。在一份关于李秉勤的身份介绍里是这样写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华人社会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带领团队从事与中国和世界华人有关的社会政策研究。

 

李秉勤

 

　　“我们现在做华人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这跟当年读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并受到他的影响有关。”上世纪90年代，在南开大学读完经济学博士的李秉勤远赴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继续攻读社会政策专业的博士，毕业后做博士后研究，赶上系里招人，她因此有机会留校任教，直到8年后因举家迁往澳洲才不得不结束在LSE的教学生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史悠久，一向被誉为“世界领先的社会科学教育及研究机构”（在2013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社会科学及管理学排名位居世界第二）。社会政策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即源起于伦敦政经。伦敦政经至今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社会政策系之一，出了一大批著名学者。

　　在伦敦政经，丹麦经济学家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是社会政策系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在这本书中，安德森根据社会福利的不同方式对福利国家进行分类：1.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英美），其特点是社会开支少，领取福利需要经过资历审查，政府在福利提供方面的作用有限，更多的是济贫，追求底线摆脱贫困上的平等。2.保守福利国家（意大利、希腊），强调传统家庭价值观，并通常通过社会保险计划（如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提供福利。3.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北欧），向所有公民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如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不考虑其收入或社会地位，追求普遍的平等。

　　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经典？“它在对如何看待和比较福利制度的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思路。”李秉勤说，社会政策是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领域，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思路和拥有的资源都不一样。“学者很容易变成只盯着自己眼前的政策，认为自己是特色，不关心其他国家的做法。不要说当年，即便是现在，我们组织国际会议的时候还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听北欧人讲他们的政策？中国的政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如何能够把庞杂的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全面的比较，并让来自不同国家的读者深入浅出地理解各国的特征，对很多学者来说是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

　　尽管分类法在比较福利体系研究中并非首创，但安德森在上个世纪90年代，想方设法寻找大量数据揭示看似不可能用定量分析完成的研究，有方法论上的启示，其探索精神更是值得推崇。他从劳动力去商品化的视角切入对福利制度的分析，其理论基础是权力资源理论，也即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的分配）经济学（资源的分配）的思路。换成通俗易懂的表达，就是福利制度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用一套分配体系来降低劳动者“手停口就停”的风险。当一个劳动力不得不“手停口就停”的时候，他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制度下，人就是出卖劳动力，是商品，是经济活动的工具。而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里，就是要看某一种福利制度在帮助人们降低商品化方面的政策的逻辑和效果。”

　　时间回溯至20多年前，那时李秉勤还在伦敦政经读书，期间她受邀参加贡森和他的导师在英国谢菲尔德学院主办的一个社会政策学术研讨会，这也是国际上比较早的一次中外学者共同参加的、以中国的社会政策为主题的专业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有很多学者提出中国的高校也需要设立社会政策专业。也因为这次会议，李秉勤和贡森决定合作主编“社会政策译丛”，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9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举行的关于社会政策主题的研讨会。唐钧、杨团、张秀兰、张小泉、吴斌、项飙等学者与会。

第三排右三扎马尾辫者为李秉勤。

 

　　那时候，中国留学生学社会政策专业的人很少，考虑到国内社会政策学科尚处于空白状态，李秉勤和贡森等人提出翻译一些相关的著作在国内出版，但他们向国内很多机构推介时，对方往往一脸茫然，合作自然无从谈起。在联系商务印书馆之前，他们曾去过好几家出版社，但对方都因为不了解这一领域不愿意出版。后来经天津翻译协会介绍，他们联系上商务印书馆，没想到一拍即合，商务决定出版一个系列，也即后来读者看到的“社会政策译丛”。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张胜纪和他们一合作就是好几年。

　　“很多人不太愿意做翻译，因为太耽误工作。”实际上，李秉勤当时也很犹豫。当时德国洪堡大学教授Lutz Leisering到伦敦政经访问，李秉勤趁便请他为译丛推荐德国学者的著作，并谈起自己的忧虑：太耽误时间，于个人学术发展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Lutz Leisering对她说，做学术翻译意义很重大，是为学术界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我耳朵根子软，一听人家说这个有很大贡献，就咬着牙干，所以这几本书的翻译加上校稿花去了好几年的时间。”说这些的时候，李秉勤咧嘴笑了起来，即便是隔着遥远的地理空间，在视频里也能感受到她的直率和爽朗。

　　历经曲折，2003年，“社会政策译丛”终得以面世。说起来，译丛的第一本：《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也是李秉勤利用工作的便利，请伦敦政经的同事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英国社会政策领域的重要人物）撰写的。格伦内斯特多年从事教学研究而且做过大量的政策咨询，其作品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他因此后来也成为英国社会政策教材的撰写者之一。李秉勤希望通过其作品介绍英国社会政策方面的辩论和实践，为国内对社会政策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轻松直观的切入点。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也被收入该译丛，于2010年出版，译者是苗正明和滕玉英。在翻译之初，李秉勤就这本书译出初稿，然后请苗正民、滕玉英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翻译、修改。作为丛书主编，她再最后进行校稿和定稿。2022年，《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被列入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借这次汉译名著本出版的机会，李秉勤对之前的译本重新译校，修改其中不准确的说法，使之语言更加流畅，并结合现在通行的表达习惯做出调整。

 

 

　　这些年，福利制度类型研究启发其他学者的研究，这一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如研究地域扩展到东亚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发展型的福利、非正式福利制度等等。也有根据不同研究人群和领域的拓展，如增加对女性和家庭劳动的分析，进而发展到家庭政策领域。另外还有针对新政策模式的拓展，这种方法论也被用到新政策模式的引用中来。“这本书差不多是社会政策研究中最重要和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但它也受到不少批评。”李秉勤说，安德森的分类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学术文献中，以比较和对比不同福利国家及其结果。然而，一些批评家认为这种分类法过于简化，忽略了社会福利体系的复杂性，没有考虑到每种福利国家类型内部的差异。安德森的模式受到追捧而且发展成为学术经典，且带动一大批年轻学者从各种角度对福利模式进行分类汇总。“当然，我们需要看到，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他不拘泥于照搬前人的做法。对于年轻学者来说，社会政策可以有更多的切入方式，不但要学习经典，更要寻找自己的方向。”

　　对于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来说，它促使中国年轻学者开始关注政策体系逻辑的连贯性和脉络的连续性问题。有的人爱说中国的社会政策是“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如此一来，必然会存在来自不同政策逻辑的做法如何相融的问题。但是，从福利制度分类的视角来看，取什么、去什么其实也是经过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过滤的。只不过“拿来主义”的做法是在拿来之后通过中国的思维习惯、制度约束和实践经验来过滤。因此，值得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政策领域的“拿来”和筛选、过滤的过程和结果。

　　从一本书，到一个译丛，到一个专业学科的推广和设立，这其间经历了几十年的光阴和几代学者的努力。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学科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设有社会政策研究方向和课程专业。比如，最早有中国社科院成立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师大成立社会政策与发展中心，南开大学2003年成立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长串的名单。在动手写这篇访谈稿之前，我在网上还搜到了以下信息：2021年，社会政策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

　　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社会政策实践道路充满中国特色，这些特点不可能用既有的西方理论进行解释。但借鉴国外经验，对发展中国社会政策学科，是一条有助于避免走弯路的便捷之径，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国情，建构中国的本土化理论，是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也是李秉勤和她的同行们的愿景所在。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03月22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