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申白

 

　　“这段时间，我一直忙着修订《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工作。”暮春的一个下午，在廖家客厅刚一坐下，廖申白就直奔我此行采访的主题。2003年，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直接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迄今已重印十余次。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廖申白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罗国杰读伦理学研究生，这期间，他和同学何怀宏一起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包尔生的《伦理学体系》。后来又与何怀宏、何宝钢合译了《正义论》。90年代初期，他又译出了英国道德哲学家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上述三书最初均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其中《伦理学体系》与《伦理学方法》被列入商务汉译学术名著系列。

 

 

　　对廖申白而言，参与翻译《正义论》（承担第3编“论善”）是他学术生涯中一段重要的经历。“罗尔斯说从社会的基本结构设计着眼，在伦理学上要坚持‘正当’优先于‘善’。但是，在一个基本结构是如此设计并基本健康运行的社会里，一个人真正好的生活是怎样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谈到的‘有德性的人’和孔子谈到‘成人’‘君子’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总要浮现出来。我需要理解‘正当’与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整体生活的‘善’，而不仅仅是与一个行动的后果、效用的关系。”1990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廖申白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访学。在哈佛，他听的第一门课就是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再陈述”。那个学期，在罗尔斯的办公室里，他和这位20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进行了三次谈话，寻求解答心中的一些哲学困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还给罗尔斯带去了《正义论》中译本，虽然罗尔斯不懂中文，但很高兴。

 

《正义论》， [美]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91年4月廖申白给罗尔斯教授拍摄的一张照片

 

　　对于廖申白的问题，罗尔斯做了很好的解答，使他明白：关于正义的观点，如果离开关于人的“善”的综合的观念将是单薄的。一个人可以依照这种单薄的正义观生活，但那种生活不丰满。而如果要把它包含于一种“综合性”的观点之内，我们就要费心地去选择和理解一种看来最有道理的观点。“罗尔斯当然不否认我们会有这种需要。一个人如果仅就背景制度的正义来理解罗尔斯的正义论，并把这种正义论理解为好的生活本身，将是空洞和肤浅的，就像一个没有建筑物的基础空白无物，一个没有丰富文化产物的‘平台’自身也是苍白贫乏的。在这个基础或‘平台’上，按照亚里士多德，也按照罗尔斯，我们可能还会需要对于一个人的好生活的概要的说明，但它的丰富内容则要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一生的生活中去填充细节，因为时间是最好的帮助者。”
　　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是一个非常精致系统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构建中，西季威克的影响很重要。罗尔斯很重视西季威克，其哲学方法中的“反思的平衡”即源自西季威克。平衡的一个方面是伦理学的理论。而“另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所谓直觉的即常识的道德。罗尔斯说这里有一些信念被看作根深蒂固的，这是必须要平衡的一个方面”。在伦理学领域，《正义论》是一部特别重要的著作，廖申白由此对西季威克萌生了兴趣，想要“搞搞清楚”，于是他找来《伦理学方法》认真阅读。加上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主任陈瑛鼓励他要好好研究伦理学，后来他干脆把这本“19世纪末以来影响最大的道德哲学著作之一”的《伦理学方法》翻译出来了。

 

 

　　正是由于罗尔斯的启发，廖申白做了一个决定：做伦理学一定要回到比“正当”概念更根本的，即我们作为人的“善”（用亚里士多德话叫做“能实现的善”）上面来。“我要想得更清楚一点，再来思考正义概念，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概念，罗尔斯的正义概念。”为此，他必须首先要从哲学上，也从伦理学上（既然它是理解我们作为人的“好生活”的最重要的哲学分支），认真思考“人”和“人的好生活”的意义，思考在政治生活中“正义”德性的含义；要回到本原上，像理解中国人关于“做人”“成为一个人”，关于“君子”“成人”那样的好生活的文化观念与伦理学思想那样，理解西方人关于人自身的善，关于这种善与德性不可分离的文化观念与伦理学思想。也许，以某种方式会通这两个思想本原，能达到对于人生最重大的问题的理解。为此，他必须读希腊，必须至少选择一位希腊哲学家，深入地思考，努力达到澄明的理解。
　　廖申白选择了亚里士多德。读文本，第一步是学习古希腊语。1992年，他辗转通过友人获得了一本苗力田先生授课用的希腊语教程复印本，开始自学。所幸在90年代初，苗力田先生翻译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出版了。从那时起，他慢慢对照苗力田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借助一些希腊语的语法教材和词典，尝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表达方式的一些特点。经过初步学习，廖申白决定跟随哲学所的王树人先生读外国哲学博士，做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研究。于他而言，他必须借助初步学习的希腊语知识，对照英译本与苗先生的译本去读《尼各马可伦理学》，才有希望达到某种程度的理解。这对于46岁的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必须接受它，并把它当作学习希腊语的一次‘实习’。”
　　1999年，应王树人先生邀请，苗力田先生和周辅成先生两位亚里士多德学研究前辈来参加廖申白博士论文答辩，苗力田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让廖申白毕生难忘的是，那次代表导师王树人去邀请苗力田先生主持论文答辩的经历：在苗力田的书房里，在苗先生欣然接受邀请之后，他斗胆向苗先生提出想详细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想法，没想到竟得到了苗先生非常热情的支持和鼓励。苗先生对他说，“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通过译注与诠释来做学问，阐发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这样的著作应该有详细深入的中文译注本。我的译本虽然做了一些（译注），但是很不够，现在想做也没精力了。你好好地做，希望能做好。”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古希腊以来西方近2500年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伦理学著作，要做好其译注工作，需要具备精深的语言及专业功夫。1968年，18岁的廖申白离家奔赴黑龙江生产兵团务农十年，回京后又遭遇28周岁不能参加高考的政策规定，最后经招工考试和街道知青办推荐，才得以进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从事西文书籍编目工作。34岁那年，廖申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从学已太晚，不得不奋力追赶。”虽然在兵团那些年，怀着对哲学的朦胧的好奇，他也零星读过几本随身带去的哲学著作，如列宁《黑格尔〈逻辑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和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但都只是在“盲目地摸索”。他自谓其大学是“自己教自己”“学养浅”“无系统”。因为这些特殊的时代及个人原因，尽管有苗力田先生的译本作样板，有严群先生的阐释作参照，预先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着手后，译注工作还是遭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与困难。

 

约1970年春在黑龙江兵团四师37团（今856农场）16连，右一是廖申白

 

　　“困难多得说不过来。”廖申白说，其中最主要的困难之一是确定一些基本术语的中文译名。廖申白采用的是莱克汉姆（H. Rackham）勘校并译注的1926年Loeb版文本，同时他也对照拜沃特（I. Bywater）本与格兰特（A. Grant）本。同时，他手边一直摆着罗斯（W. D. Ross）、韦尔登（J. E. C. Welldon）、莱克汉姆（H. Rackham）、奥斯特沃尔特（M. Ostwald）、汤姆森（J. A. K. Thomson）等多种英译本，后来又加上了埃尔文（T. Irwin）本和克里斯普（R. Crisp）等译本。每读一句希腊语文本，在弄清文句的基本意思之后，他都要逐本阅读各个英译本的相关句子。廖申白很快发现，对一些基本术语的英译，不同英译者处理的方式很不相同。同一位译者的翻译，也会因为希腊词语的形式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因为，作为拼音文字，希腊语语词极富变化，不仅有性数格变化，而且又叠加上名词到形容词、到副词，动词到不定式、到分词的变化，非常复杂。西方学者都有希腊语、拉丁语工夫，他们使用不同语词来翻译，彼此都看得懂。但中文读者看到不同的英文词汇，就如坠雾海，无法分辨。
　　“哲学是用语词来表达思想的，不了解语词上的联系，思想、思考上的联系就摸索不到。但译注工作又要让中文读者对此有所了解，才能对读者理解文本表达的思想有所帮助。”他举例说，ἠθικὴ在英语中有人译ethical（伦理[习性]的），更多人依据从罗马以来的拉丁语言表达传统译moral（道德的）。在2003年译本中，廖申白从多数中文读者的既有习惯考虑，译作“道德的”，相联系的德性译作“道德德性”。但这一次修订时，他将ἠθικὴ改译作“伦理的”，以便与来源于希腊的“伦理学”衔接。
　　在翻译了最初的一二卷之后，2000年廖申白有机会去牛津圣安娜学院向克里斯普（R. Crisp）请教。后者是知名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者，恰好在那一年出版了《尼各马可伦理学》英译本。在他的帮助下，廖申白在牛津的三个月中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译注工作从第三卷推进到第六卷。另外，2001年到北师大工作以后，他有机会听了希腊学者Siglas的希腊语课程，以后又听了奥地利学者雷立柏的希腊语课程。这番学习的经历使得他在使用希腊语进行文本研究和与学生共同研读《尼各马可伦理学》文本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从2005年开始，廖申白结合教学，和陆续来攻读伦理学的部分学生以Loeb版文本为原始根据，兼参Bywater本，对照能够找到各种英译本，后来又兼及一两种德文译本，逐句阅读《尼各马可伦理学》。这一工作按照计划从第1卷一直进行到2012年夏天读完第3卷第5章为止。“这项活动帮助我看到了2003年商务版的一些问题与错误。随手做下的笔记对于我2016年以后整理《尼各马可伦理学I-III5》希英中对照译注本帮助非常大。”目前，三语译注本已交付商务。这个译注本除三语种对照的文本外，还包括语言注释与内容注释。此外，这项工作又促使他在2003年商务版《尼各马可伦理学》出版20周年之际完成对该版的修订工作。

 

2012年9月25日与同事在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的Studies of Liberal Arts学院访问，与院长Paul Tiyambi Zelerza教授合影

 

2012年10月30日与Robinson教授与夫人在北师大校园

 

　　时光荏苒，从中年读研，到其后一系列的翻译、教学与研究，廖申白的学术生涯始终以伦理学为重心。在哲学所工作期间，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他的影响最大，那个时期，他为自己定下的方向是通过做罗尔斯伦理学的研究来阐述义务论伦理学。在北师大工作期间，阅读并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则影响了他对哲学和伦理学的整个思考。“对我来说，如果要寻求对人生最重大的问题的一种好的解答的话，还是所谓德性论这样的一种伦理学更重要。因为，中西方严肃的伦理学都是把德性当作人的一种真实可能性，当作真正与人自身的好的生活具有真实联系的品性来谈的。在这方面，中西方伦理学具有本原上的可相互理解性。”
　　因此，在廖申白看来，以这样的伦理学（而非以责任论或者义务论），希腊和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才能求得在本原上会通并会通得更充分。“过去人们认为康德伦理学与孔子、与儒家思想联系最多，这种看法正在改变。因为我们越来越看到，你越深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你就会越多地看到这样的联系，当然也就越清楚地看到有哪些不同以及为什么不同；但重要的是那些联系与可相互理解的东西一定会变得更重要。”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05月03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