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摆渡者：《商君书》现代价值新探

《<商君书>译注》（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著名学者高亨曾说，《商君书》“阐述商鞅们的政治思想，也记载了秦国一些政治与军事制度，是战国法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部珍贵古籍”。如此重要的著作，长期以来却被妖魔化和误解，以至于章太炎先生在《商鞅》一文中慨叹：“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犹甚。”可见，《商君书》有无现代价值，值得再思考。

 

 

　　张亲霞教授的《〈商君书〉译注》（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是《商君书》译注和阐释的最新成果之一，满足了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

 

　　两大特点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精髓和集大成之作，其思想在秦孝公支持下通过商鞅变法得以成功实践，从而奠定了秦国强盛并一统天下的雄厚根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从历史纵深上看，《商君书》对后世的影响不止限于秦国、秦政和秦制，还通过“汉承秦制”的历史传递成为中国历代国家治理、法治建设和法律教育的重要蓝本和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对抗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主权干涉，当时的学者希望从中华法系的代表性著作中找寻精神动力和话语资源。其中，清代严可均、俞越、孙怡让等人先后对《商君书》加以疏解，成绩最大。20世纪初，王时润、朱师辙等人先后对其重新勘校，可读性明显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商鞅及其思想受到了极大关注。杨宽、冯友兰、高亨、杨树达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商君书》进行研究，成绩斐然。如今，重新注解《商君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探寻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智慧，成为当今学者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

 

　　张亲霞教授的《〈商君书〉译注》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视野下进行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花费数十年工夫以经典文本阐释的方式注解《商君书》，既重视文本阐释的学术性，又兼顾易读性，以坚毅不拔的学术韧劲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帮助广大普通读者全面、客观地认识《商君书》；二是改变以往文本译注形式，在注释和译文的基础上增加内容评述，不仅为读者讲清楚了《商君书》背后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精神，还创新性地提炼出该书所讨论的问题，以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为线索，充分肯定和挖掘出《商君书》的理论贡献和当代价值。

 

　　三条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必须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从传统走向现代，真正成为当代国人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智慧，然而完成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如所周知，以现代话语直译《商君书》已实属不易，要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是难上加难。作者不畏艰难，勇毅前行，沿着如下三条路径对《商君书》的现代价值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探索。

 

　　一是在概念阐释上坚持实事求是，注意把概念放到具体语境中确定其内涵和外延，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古代文本。例如，对于“民”的阐释就是根据不同语境而进行的，或译为“民众”，或译为“民间”，这样的解释更有利于读者理解原典。再如对“国治”的阐释，以前的学者常将其译为“治理国家”，作者则译为“国家治理”。看似只是颠倒了字词之序，实则大有深意，值得读者和学人认真品味。在该著作中，如此新解不胜枚举，不仅更贴合原文本义，而且更有助于现代读者从中读出新意。

 

　　二是在译注形式上力求博采众长，力求呈现《商君书》的整体面貌和时代精义。为了便于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商君书》，《〈商君书〉译注》集注解、原文翻译、内容评述为一体。注解与原文翻译，汲取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高亨《商君书注译》、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石磊《商君书译注》等各家之所长，既注意到学术性，又兼顾到易读性，从而使得《商君书》以最容易接受的姿态呈现在现代读者面前。

 

　　读者在总览全书时还会发现，作者在译注法家这部经典著作时的现实期待，作者并不满足于读者能够从语言层面去了解和把握它，而是希望读者能够从历史文化、国家治理以及人生智慧等层面深度认同它，这种努力充分体现在内容评述上。内容评述是该书推陈出新、最具特色的部分，在注释和译文的基础上提炼出问题，重点关注《商君书》如何分析和解决当时的各种复杂问题，并结合实际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述。

 

　　比如，作者把全书二十四篇的内容概括出二十四个问题。《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作者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变法前的舆论工作，讨论如何为变法扫清道路。《垦令》篇讨论了使民众安心农作的举措问题，作者把这些举措用今天眼光加以审视，把它理解为“抑商促农、管控日常”的社会治理问题。《农战》篇点讨论了重农和重战政策，作者把这些内容归纳为如何采取措施使人心归于农耕，从事战争。

 

　　这种译注形式以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为线索，通过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最大程度地肯定了《商君书》的可取之处，并结合现代话语体系和问题意识，以求得对经典文本的同情了解，巧妙地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古为今用和创新性发展。

 

　　三是在译注内容上实现守正创新，特别重视挖掘适应新时代的法律思想和法治精神。《商君书》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也蕴含有超越时空的现代价值，需要我们下功夫挖掘，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

 

　　作者纠正历来学者对《商君书》的认知偏见，正本清源，揭示契合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思想内容。比如，整本《商君书》讲的就是治国之道，最核心的方法就是强国弱民，这一点毫无争议。然而过去很多学者仅从字面去理解强国弱民，误认为商鞅把“国”与“民”对立起来，从而把强国弱民理解为“弱民之术”“帝王之术”，甚至说成是集法家之丑陋和阴损之大成。与之不同，作者以辩证眼光对此加以澄清，认为《商君书》中的“强”，实质是指不遵循法令的方式；弱则相反，是指遵从法令的方式，遵循法的原则。

 

　　这样解释自有道理，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说过：“民不从令曰强，从令曰弱。”作者认为，商鞅以是否遵循法的规则来判定强弱，遵循法的人对国家有利，反之不利。

 

　　这样解释“强国弱民”，不仅更符合商鞅“法者，所以爱民也”的思想认识，与定法以强国利民的制度设计相一致，同时也与商鞅变法促动秦国雄兵强国的历史事实若合符节。

 

　　总之，《商君书》的原则性很强，就是法的原则，“强国弱民”的实质就是以法的原则实现强国利民。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商鞅这种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尽管君主统治时代的法与现代民主意义上的法相去万里，但是，人们都会把法令作为实现强国利民的基本方略。

 

　　一种立场

 

　　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译注工作，必须要有科学的立场作为基础，文化摆渡者自己要有科学的指南针。《〈商君书〉译注》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译注工作，这也是其注释、解读和评述能够达到新的科学高度的根本原因。

 

　　作者坚持以人民至上的立场批判继承商鞅强国弱民思想。在对商鞅愚民思想进行否定的基础上，作者对“强民”和“弱民”之道进行了解读，认为强者乃不遵循法令之方式，“弱民”之道，绝非从常识理解的削弱民众，而是要民众遵从法令的方式，遵循法的原则。很显然，作者是以人民至上的立场批判继承商鞅的强国弱民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

 

　　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科学阐释商鞅变法革新思想。《商君书》开篇就讨论了革新变法的必然性变法问题。与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派不同，商鞅极力鼓舞秦孝公不惧流俗，尽快实行变法。商鞅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事实说明变法才能图强。为了说明历史事实背后的理论逻辑，商鞅把人类社会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上世是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从而论证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科学性。作者从唯物史观角度充分肯定了商鞅变法革新思想的合理性，认为商鞅变法“既不效法古代，又不拘泥当下，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治理观”。

 

　　作者还坚持以唯物辩证法审视商鞅国家治理思想。例如，作者以系统思维来看商鞅国家治理思想的综合性和有效性，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分析商鞅国家治理思想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和现代启示。

 

　　通过《〈商君书〉译注》这个文化摆渡者，我们已经获得了实现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宝贵经验和现代启示，促进我们不断从本来走向未来，从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