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媒介的回望与沟通性的前瞻

　　一部好的教学用书，应该在综合学界已经取得共识的理论成果基础之上，力图将学者富于个性化的发现灌入其中，使学术“公器化”的同时饱含“风格化”特色。黄侃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朱光潜的《诗论》、程千帆的《文论十笺》，无不可作此观。非如此，人文学的研究与推进并不需要如此众多的“教学用书”。恰是因为教学用书中蕴含着编者的深意，才使其也有了新意，使不同教师的“同课异构”有了通向各自独特建树的可能。

 

　　王一川先生的《文学理论九讲》（以下简称《九讲》），便是这样一部教学用书。它发端于2004年的《文学理论讲演录》，保有教师授课时的“实录”式精彩，又采其后的《大学从游：王一川文学批评讲稿》，突出批评与网络时代的新趋势。而作为其理论框架与学术基础的，则是奠定了王一川先生作为当代重要文论家地位的著作《文学理论》。这部教学用书于2003年出版，2011年又出了修订版。这部著作标举出王氏独特的“兴辞批评”论说，构建了一整套带有鲜明个人色彩与普遍学术关怀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而《九讲》恰是这一体系的课堂化、对话型与“近思录”。在今天这样一个智能互联时代中，《九讲》作为一部文学理论教学用书是独特的，也是亲切的。它用一种课堂实录的方式，昭示着作者始终在呼唤的“杂语沟通”和“诗意启蒙”，从中也能看到文学与人文理论在近20年来的演变趋势和坚实立场。

 

　　逆媒介 情感、距离与修辞观的重建

 

　　在历经媒介大融合与大变革的今天，电子媒介以特有的表达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感知，使得图像艺术取代文学成为艺术的主导类型，“文学性”逐渐让位于“媒介感”——后者指的就是感官技术高度彰显，取代了文学的想象。思考和知觉被放逐，感官和感受被放大。这是作者自2003年标举“感兴修辞”以来，文化场域发生的最大变化，即“感兴”随处可见，“修辞”则愈发稀有。那种基于文字和印刷媒介所产生的独特审美快感，字里行间蕴藏无限意趣，一种包含理解、对话、质疑、反思的深度阐释自由滋长的话语环境已经消失了。

 

　　而在《九讲》中，它又得到了重建。《九讲》把课堂实录转化为文字，在保有讲述者激情的氛围中重新凸显文字本身的魅力，在今天这个算法时代中，实在可谓是一种“逆媒介”的教育尝试。这一“逆媒介”特色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一是实录体带来的情感链接。《九讲》不仅对“什么是文学”以及“什么是文学理论”等形成了学术方向性的引导，使读者获得更具自主性和探究性的思考；更延续了以导学关系为纽带的师徒共同体连接，以师生对话的方式开展一场关于文学理论的辨析。这在王一川先生的“从游式教学”论中一直是重要特征。

 

　　二是实录体带回的文学距离。课堂实录讲求深入浅出，这消解了读者与文学理论间的距离，可是，理论话语的课堂转化为文字之后，又坚守着作为文学存在的前提条件——“距离”。与听课的学生不同，《九讲》的读者将通过独立阅读，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转向主动的知识探究，在阅读中不断锻炼培养理性思维与审美感悟能力。

 

　　三是文字化内在的自反意识。作者多次指出，“理论要经常反对自己、颠覆自己、反省自己”。其实，在所有符号当中，诉诸知觉的文字最有自反性。作者建构的“感兴修辞”论，本身就是自反的结果。这在该书第二讲中有着鲜明的呈现。特别是他提出以属性论取代本质论的创新观点，使“修辞观”得到了重建。可以说，整本书都是在不断“消解自己的普遍性”的过程中，用融合古典感兴传统与现代修辞实践的理论框架，完成对“体验美学”“修辞论美学”的融会与超越，充分体现出王一川先生一贯的汇通式学术建构。

 

　　沟通性 跨媒介、跨文化与批评的理论化

 

　　“沟通”是算法时代人文学的重要指向。近年来，数字沟通、可沟通城市等话题逐渐为学界所关注。而早在30年前，王一川先生就根据当时审美文化的“分化”境遇和“话语疏隔”问题，指出“面对这种话语疏隔或分化，不宜满足于仅仅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而需要从事话语沟通”。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人文学界，王一川先生是最早将“沟通”视为人文精神新面貌的学者，他深刻地超越了当时方兴未艾的电子媒介（如电视）环境。这一指向是《九讲》的又一特色。

 

　　在作者的视野中，“沟通”的前提是“承认疏离”，而目标则是“寻求融通，使原本疏离的两方或多方相互贯通。”这种异中求同、同中见异的思路，无疑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文论底色和学术理念。《九讲》中，沟通性有两种表现：

 

　　一是跨媒介。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与电影、电视等多种媒介共存，尤为需要在差异中融合、在融合中找出差异的“异趣沟通”。这种异趣沟通不能只停留在感官趣味的共同娱乐之上，而是要在沟通中找到媒介自身特性，从而体会“跨”之本体意义——事实上，在“跨界”于当今学界成为热门议题之前，王一川先生也是最早在中国讨论“跨”的重要学者之一。他于20世纪末就深刻指出，“在消解了统一的或一体化的文化权威以后”，“即在统一的文体强制崩溃以后应当选择何种文体以安置新的生存体验？”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答案就是“跨体”。而正是受这样的思想影响，《九讲》在章节安排和内容架构上体现出独特的跨媒介沟通视野。譬如，该书的第四讲援引《黑骏马》的小说和电影文本，用一系列师生对话探讨从印刷媒介到电影媒介所发生的意义转化，认为“跳出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回到文学”，找到“重新阅读文学”的必要性；第五讲也插入了“从无声挽歌到视觉动画”这一话题，将研究中心转移到小说与电影、杂志媒介与电影媒介的比较分析，思考不同的媒介和文化形态如何表现人的生存体验，并从跨媒介的角度诠释“异趣沟通”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二是跨文化。王一川先生在跨文化领域的重要建树，是在把“涵濡”概念引入文论之中，进而提出“美美异合”的文化理想。而作为这一理论发现前导的，是具体的文本批评。这种批评与理论的互证，完全吻合他所主张的“批评理论化”与“理论批评化”趋势。在《九讲》中，可以引为例证的是作者在第七讲“大海与海的跨文化对话”中作的批评示范——他以兴辞批评为方法，深刻且富于雄辩地解析了韩东的诗歌文本《你见过大海》，从文本中看到“涵濡”的毛细血管。

 

　　结语 如何种“咱们的园地”？

 

　　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有一句并不著名的话，王一川先生多次引用：“说得很妙,可是种咱们的园地要紧。”以文学为代表的文艺，始终是他关切的“咱们的园地”。这一“园地”应该如何耕种呢？《九讲》以课堂实录的方式，娓娓道来，堪称“说得很妙”，而落实至“种园地”上，除了作者风格化的“兴辞批评”论之外，本文提出的两个特征可以看作是作者对“如何种”的回答。

 

　　“逆媒介”是一种回望。面对纷繁复杂的智能互联网时代，以及移动手机原住民“Z世代”迥异于印刷媒介时代的审美趣味，王一川先生在重编《九讲》时，并没有把他对艺术公赏力、文艺高峰、流溯影像、心性现实主义等新现象的新思考编入其中，而是一反“前沿意识”地“端”出20年前的旧论。其用心良苦，恐怕正是要抵抗20年来文化形态日趋媒介化的弊端。他始终以一位前行者的姿态，回望中国审美精神的演变，同时坚定地相信要紧的是人生意义，而诗不颤抖。

 

　　“沟通性”是一种前瞻。直至今日，“沟通”取代“传播”仍是远未达成的文化理想，而王一川先生早于时代发展20余年便从“中心消解”的后现代语境中观测到“杂语喧哗”并提出“药方”，着实令人钦佩。联系作者从文学“沟通”至艺术，从理论“沟通”至批评，又从这种“沟通”中生长出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及其壮阔建树，本身就是一部难得的文艺学人成长“教学用书”。就此而言，无论是文学的初学者，还是试图理解中国文化近二三十年进程的研究者，抑或力图在“咱们的园地”中耕耘出一番天地的后来者，都应重视与细读《九讲》。它是一部教学用书，但却不只是“文学理论”或“文学概论”课程上所使用的“教学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