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在幸福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视角中……国家

 

　　虽然书中有很多直观的观察和表述看起来有点八卦，但却是生动地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差异性。例如说荷兰人的宽容体现在三件合法的事：毒品、卖淫和骑自行车，“只要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这三项活动都很容易让人感到幸福，例如，骑自行车时戴着一顶头盔”（22页）。第三件事就能让我们有满满的幸福感，我们在学会走路之后就是学会骑自行车。又比如，他发现在丹麦、冰岛、瑞士、荷兰的人可以同时穿着袜子和凉鞋，我们很多人在小时候不都是这样的吗？在瑞士，晚上超过十点冲厕所是违法的，周日修剪草坪也是不准许的，自杀却完全合法。这对于懒人来说也是好事。作者的旅行记录与采访叙事看起来相当生动、不乏幽默，一些夸张的说法更能表现出不羁的想象力，例如在说到冰岛的总人口只有三十万的时候说“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人口或中国普通的公共汽车站的人数大致相同”（162页）。我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个“普通的公共汽车站的人数”达到三十万，如果翻译没有问题的话这很能体现这位记者的“话唠”与大胆。

 

　　但是，对一些更愿意读“厚重之书”的读者来说，这类旅行采访类写作文本在一开始容易有鸡汤式的自助励志书的感觉，因此作者也说宁愿自己被视为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作家，而不是到处乱跑的记者。还有就是“幸福地理学”这个概念，有严格学科情结的读者可能也会怀疑其真实的学科价值。罗新教授在“推荐序”中讲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之后，指出作者以国家为单位分析和描述幸福，而故意忽略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因经济、政治、教育、职业、阶级、族群背景等社会条件的差异，幸福呈现极度不均衡的分布”，他认为“对于现代世界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而言，看到国家之间因制度和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幸福感差异，也是必要的，甚至是有深远意义的”（XIV）。虽然作者在书名副标题中用的只是“地方”而不是“国家”，但是书中所谈的却是以国家为单位。我认为这的确是该书值得一读的重要理由：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进入阅读——在幸福地理学与地理政治学视角中的国家。   

 

　　在一个非国家主义者的旅行记者视角中的“国家”与“幸福”的关联，光是这个议题就很有意思。另外在我看来，除了以国家为单位所产生的阅读意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书中谈到的许多问题都触及政治地理学的范畴，例如在国家空间语境中讨论民主、自由、国家责任等问题，这些都是从旅行采访文本迈向深度阅读的可能路径。另外我还注意到书名的副标题中的Grump （“爱发牢骚的人”），这或者不仅仅是作者的自嘲，更有可能是希望在书名上表现出一种挑战的姿态——一个爱发牢骚的人总是要走出去寻找更令自己感到幸福的地方（国家）。

 

　　人们大致会同意所谓“幸福”首先指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一种人生观，而且关于幸福的定义也很不相同，因此很难衡量和表述。别说对别人，就是对自己也很难衡量和回答。能比较和衡量的因素不是没有，如健康、财富、家庭、事业、性格等都有可以比较的方面与方法，但是幸福与否及其程度并非总是能够在比较中辨析清楚的。韦纳在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无疑是那些人生活中的真实片段和想法，无论这些情景与想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关于幸福的真实性，但是总能让人思考“幸福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以及思考在什么样的社会有可能多一点幸福——也就是“为什么某个社会有可能幸福”的问题。作者有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幸福地理学”最接地气的解读：“我们在哪儿要比我们是什么人更加重要。”（3页）然后他接着说：“说到‘在哪儿’，我所说的不只是我们的物质环境，也指我们的文化环境。文化是我们融入其中的海洋——无处不在，令人着迷，以至于我们没有注意到文化的存在，直到我们从中走出来。文化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4页）对很多人来说，当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在哪儿要比我们是什么人更加重要”的时候，往往已经经历了为改变命运而选择和迁徙的历程。“在这些充满战争和战争传闻的日子里，难道你未曾梦想过有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地方，在那里，生活不是一场斗争，而是一种持久的喜悦？”作者在书前引述1937年弗兰克·卡普拉执导的影片《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的这句话就是所有寻找与跋涉的很好注解。韦纳说他真正想知道的不是谁幸福，而是什么地方以及什么原因让他们感到幸福；“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区分各个国家关于幸福的细微差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些国家确实比其他国家更幸福”（18页）。这是他“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的理由。

 

　　在我看来，世界上是否存在“最幸福的地方”可以存疑，但是那些战祸不断、极度贫困的国家的普通国民不可能感到幸福，无论如何应该承认“一些国家确实比其他国家更幸福”。在这十个国家的采访中，韦纳遇到不少人觉得自己生活在异国活得更自在、更开心，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难民”：“不是政治难民——逃离专制政权，也不是经济难民——跨越边境寻找有满意薪水的工作。他们是享乐主义难民，搬到一块新的土地，遇见一种新的文化，因为在那里他们更快乐。通常享乐主义难民会有一种顿悟——在一个非常清晰的时刻，他们意识到：毫无疑问他们出生在了错误的国家。”（195页）其实这种顿悟可能更多来自前面的那两种难民，他们走在曲折路线上的不屈身影是顿悟与勇气叠加的产物。

 

　　以国家为单位的难题是有更多的国家处于在各种衡量标准的模糊地带，国民之间的感受差距很大，外部观察更难以把握评价标准。进一步说，作为“你幸福吗？”的提问者，也需要有点勇气。在卡塔尔，“我鼓起勇气脱口而出地问了下面这个重大问题：‘你们幸福吗？’”一阵令人不安的长时间沉默之后，一个近乎恼火的声音回答说：“你为什么问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好吧，如果你一定要问，是的，我很幸福。”终于有一个人说。第三个人说“没有完全幸福这码事”，最后一个人说“如果你想知道真正的幸福，你应该成为一个穆斯林”。韦纳由此想到像“你幸福吗？”这样的问题在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完全不合适，“这是因为幸福、极乐掌握在真主手中，不是普通人考虑的事情” （128-129页）。这种违和感并不奇怪，许多问题在不同的地方、国家是否适宜提出——仅仅是提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韦纳还没有意识到光是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成为“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的重要理由之一。

 

　　其实，韦纳这本“幸福地理学”也可以改一个更准确的书名：“十个国家的幸福观”。去十个国家，主要目的就是问两个问题：你幸福吗？为什么？问的是个体的、当下的关于“幸福”的主观感受，折射出来的不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幸福观吗？幸福观当然是一种价值观，黑格尔曾说人们可以根据幸福的观点来思考历史，那么韦纳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以人们的幸福观来思考不同国家的社会现实。从历史上看，虽然在古希腊就出现反对宿命论、幸福可以争取的思想，但是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才出现普遍性的观念转变，把“幸福”视为一种可以争取实现的集体目标，因此成为公共政治、国家治理的议题。但是就个体来说，有明确的公共政治意识的幸福观直到今天仍然并不是很常见，这在韦纳的访谈对象中也可以看到。

 

　　荷兰教授鲁特·维恩霍文（Ruut Veenhoven）是幸福研究的开创者，管理着一个“世界幸福数据库”（WDH）。韦纳到荷兰的第二天就去采访他，在书中各章也不断提到维恩霍文和他的数据库给他提供的信息，但他对于“幸福研究”或“幸福学”看来有所保留。“幸福”的定义与一门学科的严格定义显然有距离，以致“幸福学”可以挂靠在心理学、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之间，例如“积极心理学（即幸福学）”，或社会学中的“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缩写SWB），还有就是我们面前的“幸福地理学”。虽然维恩霍文站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在这里每年都有数百篇论文发表。有定期召开的幸福研究学术研讨会和维恩霍文编辑的《幸福研究杂志》，但是我相信时至今日它仍然只是一片正在建构中的研究场域。维恩霍文当研究生的时候曾问他导师是否可以研究幸福，导师“毫不含糊地让他闭嘴，告诫他永远不要提这个词——幸福不是一个严肃的话题”（11页）。这让我想起满大街问路人“您幸福吗？”的电视台记者，的确很难与学科研究的严肃性联系起来。但是维恩霍文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是严肃的，他认为与其用制度来评判一个社会，不如用结果来评判（10页）。他说的“评判”当然是指评判一个社会的幸福程度，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在“幸福”与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彻底地、严格地论证，另一方面有许多听起来很好的制度实际上只使极少部分人得到幸福。

 

　　作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现代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创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学说的服膺者，维恩霍文所说的“结果”当然是指向最大多数人是否都获得了最大幸福。在这一点上，韦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认同的。他到了伦敦大学（UCL）的校园就要去拜访杰里米·边沁的遗体人像（“auto-icon”，书中译作“自体圣像”），他对边沁以微积分计算幸福问题虽然不表恭维，但是赞同“政府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通过的每一条法律，都应该通过‘最大的幸福’棱镜仔细查看”。总的来说他认为“边沁的理论引人入胜，但也有瑕疵”（272页）。在他的观察中，英国人直到今天仍然倾向于坚持边沁主义，愿意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接受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在有关提高全民幸福感的建议中，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引起了最大的争议，维恩霍文对此没有直接发表看法，但是对政府负有促进国民幸福的责任是赞同的。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实际上政府一直在实施有关国民幸福的事业（为已婚夫妇提供税务优惠、强制要求系好安全带、努力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此外，如果不让公民们更幸福，政府还有什么作用呢？”（274页）作者看到的荷兰就是很好的例子，说荷兰是幸福的国家首先就因为荷兰人“不必担心失去健康保险，也不必担心失去工作。国家都为他们考虑到了”（21页）。很显然，对于国民的幸福来说，政府的好坏非常重要。加拿大的幸福研究者约翰·海利韦尔认为，“政府的好坏是唯一最重要的变量，这一变量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幸福”（48页）。

 

　　但是，需要区分的是责任政府、国民待遇及福利制度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对于不丹政府把“幸福”看作是一项政策的做法，韦纳显然并不完全认同。“国民幸福总值”这个说法最早是不丹国王旺楚克于1973年提出来的，有人认为既然幸福难以衡量，一个政府又如何能制定幸福政策？这太荒谬了。韦纳认为这起码意味着政府作出的每一项政策都要看看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人民的总体幸福，因此是一个崇高的目标。问题是有效吗？“结果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85页）何况他还没有谈到那种只是挂在嘴边、压根就没有真心想实现的“国民幸福总值”呢。

 

　　在当代世界谈一个国家的国民幸福问题，自由与民主是无法完全抛开不谈的议题。在一些庄严的历史性文献中就有把幸福与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子。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托马斯·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其中谈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从个人权利到国家目标，幸福与生存、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国制宪国民会议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在“序言”中提出该宣言的目的是“导向宪法的维护和导向全体的幸福”。桑福德·列文森认为在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序言中的那段话——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们，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备，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桑福德·列文森《美国不民主的宪法一—宪法哪儿出毛病了》（时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自由的幸福”（“the Blessings of Liberty”）应该是意指自由带来的幸福和自由状态中的幸福，这些美国人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可言，联邦国家的责任就是保障国民享有“自由的幸福”。这是幸福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对于个人来说，“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对于个人的集合体——国家来说，是否有责任使人民获得幸福呢？当“幸福”出现国家宪法中，从逻辑上说就是把“幸福”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联系起来了，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会这样。

 

　　与自由相比，民主与幸福的关系更加复杂，就像人们对于“自由与奴役”总是比对“民主与独裁”有更明确的共识一样。韦纳在谈到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幸福水平下降的时候，引述了致力于研究民主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密歇根大学的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观点，“他认为，因果关系是相反的；民主化不能促进幸福，但幸福的地方更有可能是民主的”（19页）。从这些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化进程与国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状况而言，这样的观点是有根据的，但是能否反过来说不搞民主化反而能促进幸福呢？既然幸福的地方更有可能是民主的，起码说明提升幸福与实现民主不会是没有关系的。民主意味着人民有权选择制度、领导人和政策等等，韦纳指出瑞士人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直接民主制度意味着瑞士人始终可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进行投票：是否加入联合国，是否禁止喝苦艾酒。平均每个瑞士人一年要投票七八次。瑞士人认为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认真做好——投票也是如此。有一次，瑞士人投票居然要增加他们自己的税金。我无法想象美国选民也会这样做。” 但是作者是否能够想象有些国家的国民一辈子也没有投过票呢？能否想象那些从来没有或几乎没有过任何选择的情境呢？韦纳说“直接民主制度并不完美。不能否认这是人民的民主，但有的时候人民是十足的白痴” （48页）。前一句说得很对，最后这话说的很直率，尽管难以否认有时也是实情。但是无论如何没有否认民主选择与幸福之间存在的关系。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调查了瑞士二十六个州的民主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公民投票最多的州最民主，同时也最幸福；即使住在这些州的外国人也很快乐，尽管他们不能投票。（不过，他们的幸福感提升不及选民高。）”（48页）应该说，对于瑞士人来说或许真的是这样，其他国家的人未必会把民主与幸福的关系看得那么重要。更有意思的是在不丹，作者问一位七十九岁的农村老妇人乌拉太太：国王要在不丹实行民主的计划，你准备好了吗？她的回答是：“民主对人民不可能有好处。会出现腐败和暴力。我在电视上看过尼泊尔和印度传来的照片，人们向警察扔石头，警察向人们开枪，警察喷射催泪瓦斯，还有更糟糕的。这种民主没有任何收益，也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们正在向国王恳求，我们不想要民主。”几个月后，韦纳回到美国，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国王退位之后，不丹已经举行了模拟选举，真正选举为时不远的新闻，于是想到了那位乌拉太太对此肯定不开心。（97页）

 

　　谈到不开心的事，没有比第六章“摩尔多瓦：幸福是在别处”更让人不开心的。根据维恩霍文的数据，夹在罗马尼亚与乌克兰之间的摩尔多瓦共和国是地球上最不幸福的国家。韦纳为了深入到摩尔多瓦的苦难深处，住到了当地老太太卢巴的家里，因此他才能感受到“痛苦就像平静的海域，在深处流淌”（207页）。贫穷是重要原因，但是政府的腐败、人际关系的缺乏信任才是更令人痛苦与绝望的原因。那种痛苦甚至在日常生活的流行语中也能反映出来。“摩尔多瓦人积聚了所有的表达方式来减弱他们的绝望，或者至少为自己的绝望辩解。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表达是Ca la Moldova:‘这就是摩尔多瓦。’”这句话和它的姊妹句Ce sa fac（“我能做什么？”）表达了同样的绝望和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还有一句更能概括了这个国家的一种表达：“No esteproblemamea”（“不是我的问题”）。（220-221页）这些语言对于世界上其他有些地方的人来说可能也并不陌生。由此韦纳思考了几个问题：一，一个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成为摩尔多瓦人。二，“不是我的问题”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应该疗救，应该懂得“其他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三，“一个社会的质量比你在那个社会中的地位更重要。”就是说，在干净的池塘里做一条小鱼比在污染的湖里做一条大鱼要好。四，不幸福的根源还在于“一种贬低信任和友谊价值的文化。一种奖励卑鄙和欺骗的文化。一种不为不求回报的善良留有空间的文化”（238-239页）。读到他的这几点思考的时候，恐怕不仅仅是摩尔多瓦人会被刺痛。

 

　　全书“后记”的最后一段是写给摩尔多瓦人的：“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不能改变。国家和人民一样，具有出乎意料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安全地以新的、有益的方式拓展自己。我知道，我已经试过了，我正在尝试——我还没有崩溃。”（362页）他的意思是，只要还没有崩溃，就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