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52—427），字元亮，或云名潜，自号五柳先生，友人私谥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属江西九江）人。曾祖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茂，武昌太守。陶渊明早年曾出仕，陆续担任过江州祭酒以及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低级幕职，最后任彭泽县令，八十余天便弃官归隐。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陶渊明被视为“隐逸诗人之宗”，他创作的诗歌，大量取材于田园生活，因此陶渊明又被奉为“田园派”诗人的宗师。

　　本书选注者傅东华（1893—1971），曾供职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教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从事过翻译工作，也做过文学编辑和国学普及工作。这本《陶渊明诗》，傅氏参考了历代陶集的重要版本、注本，选择了体现陶渊明诗作特点的篇目，并以傅氏另外编订的年谱为纲，依年代先后排列，在篇目选择、编排和注释方面，均见功力。结合注释，可以有助于中学生了解陶渊明的生平履历，认识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前后变化，理解陶渊明的诗歌主题和诗歌特色。同时，傅先生还撰写了一篇较为详细的序言，对读者了解陶氏生平和艺术成就很有帮助。

　　阅读陶诗，不妨从“隐逸”和“田园”这两个关键词入手。陶渊明只做过很小的官吏，辞官之前也不过是一个县令，若就世俗功名而论，可谓泯然众人，但他的隐逸身份在后世却流传千古。陶渊明生当晋宋之交，《晋书》《宋书》和《南史》这三部正史的列传中，都在“隐逸”部分为陶渊明立传，并据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认为是陶渊明“实录”和“自况”。但陶渊明的隐逸身份是在他决定辞官之后彻底归隐田园才逐渐确立的，这与那些始终高卧林泉而遁世无闷的隐士有很大的不同。陶渊明的“隐逸”，并非纯然洒脱，背后有着复杂的心境。作为名门之后，陶渊明早年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陶渊明为东晋开国功臣陶侃的后代，背负着家族昔日的荣耀，始终不忘光宗耀祖。《命子》诗云：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命子》是写给陶渊明的儿子陶俨的诗。在诗中，陶渊明历述先祖的功德，尤其是曾祖长沙公陶侃在晋朝所建立的功勋，勉励儿子能以之为榜样。陶渊明虽然自己未能中兴祖宗的功业，但却寄希望于儿子，同时也对儿子可能“不才”表示了深深的无奈。因此隐逸并不是陶渊明与生俱来的理想，相反，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才是他最初的理想，甚至还希望能把这个理想传递给他的儿子。而且陶渊明始终未能忘怀自己早年的理想，其《杂诗》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从中可以看出他早年的积极乐观，志存高远。《饮酒二十首》其十六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则可见他少年之时，主要的精力和爱好都在儒家经典的学习方面，只是岁月蹉跎，以至感慨快四十岁时还无所成就。这种热衷儒家经典、信奉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强化了他对短暂时光的无比珍惜和对建功立业的热切渴望。但理想与现实有巨大的落差，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功业的热切渴望，很快转为一种焦虑，并进而向着相反的方向急剧发展，那就是逃离这个纷纭复杂的社会，回归到田园中，寻找那久违的宁静。

关于陶渊明辞官而归园田，有一个很有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当时陶渊明正在彭泽令的任上，正计划着使用公田种秫稻以酿酒。上面派督邮来检查工作，而陶渊明不想“束带见之”，并发出了有名的感慨：“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天即辞官回家了，并写下了有名的《归去来兮辞》，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及弃官后重获自由的无比喜悦：

 

　　归去来兮，请息交而绝游。世与我以相遗，复驾言兮焉求。……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篇辞赋相当于是他正式隐逸的宣言，文学成就也非常高，欧阳修甚至说过“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考虑到陶渊明早年的远大抱负，以及后来他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可以推断，不愿束带见督邮这件偶然事件，很可能是陶渊明弃官隐居的一个导火索，而非深层次的原因。陶渊明早年初次岀仕，竟然是迫于经济的压力，“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显然这与自己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也无怪乎他没干多久就“自解归”了。但经济的压力始终无法缓解，而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也越来越远，以至公田种秫稻以酿酒都成了他人生的短暂目标了。陶渊明的诗歌中，有不少提到为吏时差役生活的艰辛，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此时陶渊明始任镇军参军，诗中描写了他底层幕僚生活的缩影：一大早就要准备舟车，远别故园，奉命去千里之外的地方服役。这样的生活状态是陶渊明难以忍受的。如果说，早年虽然迫于生计，但为了理想，不得不向生活妥协。可是中年以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逐渐走向了隐逸之路。

　　陶渊明隐居的时候，朝廷也曾“征著作郎”，但他拒绝了。这个时候，陶渊明再也不会回到官场了，他可以忍饥挨饿，愧对妻子，但就是不愿再岀仕。他从田园生活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尽管他不善于稼穑，收成并不好，家里还遭遇过火灾，甚至有乞食邻里的经历，但这都无法改变陶渊明隐居的决定。他体验田园生活，升华这种体验，最终化为诗歌。在陶渊明流传下来的一百多首诗歌中，有很多是写他隐居时的亲身体验与感悟，在诗歌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陶渊明关注田园生活和田园风光，与邻里相互往来，过着简朴的生活。这在诗歌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此前的《诗经》和《楚辞》的传统，都忽略了这些题材。陶渊明以田园为题材，挖掘了其中丰富的诗意，但却与同时代绮丽的诗歌潮流略有不同。除了题材的独特，陶诗形式上也与当时的潮流相背。

　　晋宋之际，正是诗歌逐渐追求形式美的时代，其后的齐梁时期，沈约更是提出“四声八病”之说。钟嵘《诗品》虽反对沈约“四声八病”，对前代诗歌源流予以分析并品评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但其中陶渊明诗歌被置于“中品”。陶诗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后来获得的评价却越来越高，宋代文豪苏轼，对陶诗爱不释手，以至逐篇追和陶诗。因此，陶渊明的诗歌，特别是其中的田园诗歌的思想艺术价值在后世越来越受重视。

　　陶诗的名篇《归园田居五首》即典型的以田园为题材的诗歌，其一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对于自己的出仕生涯，陶渊明诗中认为是“误落尘网中”。陶渊明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长期沉沦下僚，理想不能实现，这都是不能“适俗”的缘故。显然，这里的“俗”是相对田园生活而言。在田园生活中，陶渊明感受到了尘俗中无法获得的宁静。作为诗人，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并不是虚构的，尽管在选取意象和构造意境方面，有诗人独特的视角，但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自然而又富有诗意。农村常见的“开荒”生活，草屋、榆柳、桃李，这些也是农村常见的，质朴无华，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这个村子远离了喧嚣，但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诗人描绘的“依依墟里烟”，足以引起读者对农村普通生活的想象，日常生活就是普通的饮食劳作。诗中描写鸡鸣狗吠，反而衬托出这个“远人村”的安静和谐。尽管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富有诗意，但并没有去刻意美化农村生活。陶渊明也写了农村劳作的艰辛，甚至还出现过揭不开锅的时候，向邻居乞讨。但这些田园生活中的艰辛，与世俗“尘网”中的痛苦相比较，对陶渊明来说，可谓微不足道。

　　因此，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并不是乌托邦社会，《桃花源记》中，虽然桃花源中的人与世隔绝了数百年，但是“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与外界并无太大的差异。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具有理想色彩，那也是指没有王税和战乱而言。如果就生活本身而言，都是极为普通的。也就是说，诗人在平凡的田园生活中，感受到了独特的诗意，但这种诗意非常冲淡，以至于读者似乎感受不到诗人的主观性。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认为是“无我之境也”，并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但这种冲淡的风格，却又蕴含丰富的意蕴，所以苏轼评价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陶诗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除了田园诗歌的冲淡，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鲁迅论陶诗云：

 

　　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阅读陶诗，学习陶诗，要避免简单化的“贴标签”。不妨从每一首诗的具体内容入手，走进陶诗，品读诗人的不同心境，理解诗人的创作特色。

 

 

《陶渊明诗》（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学生国学丛书新编”

 

 

 

《在文化的原野上》

 

　　《在文化的原野上（涵芬学人随笔）》为中古文学研究学者范子烨先生的学术随笔集，收录了其在近年来所撰写的文章三十余篇，内容广泛，既涉及“古诗十九首”、曹植、陶渊明、《世说新语》等经典作家作品，也有关于音乐与文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显示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文章文笔生动优美，文质兼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文化的原野上》（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