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国学系列讲座”由商务印书馆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中小学（中职）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协会等单位支持。讲座活动通过当代名家、名师的讲授，帮助学生们扫除文言文阅读的障碍，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发现文言文魅力，亲近传统文化，汲取精神营养，建立文化自信。

 

　　《国语》虽称“国别史”，其实特色不在记史，也不在国别，而在“语”。这本书的特征，是以事为辅、以语为本，重点记载了王侯卿士大夫对治国理政问题的见解、议论。《国语·楚语》记载了大夫申叔时谈及教育的话：“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这说明“语”是楚国王公贵族子弟需要学习的文献典籍之一，其地位与“春秋”“诗”等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楚国有“语”，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也有各自的“语”，于是就有“周语”“鲁语”“齐语”等。战国时期，熟悉各国史料的史官，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国语》。

 

　　关于《国语》的性质，汉代学者普遍认为它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内传”（即《左传》）而言的。《国语》所记载的历史范围，最早为周穆王伐犬戎，最晚为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国语》记载的历史时期与《左传》大致相同，所载历史事件又与《左传》密切相关。《左传》以解经为主，故称“《春秋》内传”；而《国语》则“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韦昭《国语解叙》）。这说明，《国语》与《左传》区别很大。《国语》的内容主要是一些政治人物分散的言论，其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相互间缺乏历史演进的线性关联，这与《春秋》的编年记事完全不同。经历代学者的辩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儒家经学的尊崇地位被破除，今人已不再相信所谓“内传”“外传”的说法，《国语》已经被看作一部独立的重要历史文献。

 

　　《国语》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八“语”所占比例不一，侧重点也不同。《晋语》九卷，较完整地记载了武公并晋、骊姬之乱、文公称霸一直到“三家分晋”的政治史。《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敬王时的部分大事。《鲁语》二卷，主要记鲁国上层社会一些人物的言行。《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事件。《越语》二卷，记勾践灭吴。《齐语》一卷，记管仲辅桓公称霸。《吴语》一卷，记夫差伐越和吴国灭亡。《郑语》一卷，记事最少，仅记周太史论西周末年天下大势。

 

　　由于史料来源不同，《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周语》《鲁语》近儒家；《齐语》记管仲霸术，近法家；《越语》记范蠡顺应天道、地道、人道，近道家；《晋语》部分言论讲机变权谋，近纵横家。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从《国语》中找到痕迹。但从《国语》编者对史料的取舍和事件的评判看，民本思想是其主要倾向。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及推广，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引发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大动荡，形成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剧变的严酷现实，使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民”的力量关乎天下兴亡，这导致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由“天道”向“人道”的转变。在《国语》中，尽管还可看到“天”“神”的存在，但这里的“天意”因民意而定，民本思想才是其实质内容。《国语》的民本思想倾向，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思想的反映。

 

　　《国语》是一部有独立思想价值的史学名著。三国时代的韦昭在《国语解叙》中，称誉《国语》作者“明识高远”，采辑“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点明了《国语》的精华所在。例如《周语》，记穆王不修德政、炫耀兵力，结果失去周边少数民族的归附；记厉王监谤，结果被人民流放：这些是失败的教训。而《齐语》记齐桓公重用贤才，征伐强暴，扶助弱小，一匡天下，则是成功的经验。《国语》充分发挥了史书“以史为鉴”的功能，其中的“嘉言善语”，堪称珍贵的历史智慧，在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国语》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它将记言与记事紧密结合，丰富了先秦散文的叙事方式。对过程曲折、头绪纷繁的事件，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叙述。例如《晋语》讲“骊姬之乱”，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多，但作者游刃有余地组织材料，将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具体、清晰地展现出来，读之使人惊心动魄。《国语》的文风虽然并不统一，但亦可称多姿多彩。朱彝尊的《经义考》中引陶望龄的说法：“《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这说明《国语》异彩纷呈的文笔，对后世散文确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人怎样读《国语》？这是初学者很关心的问题。

 

　　叶玉麟先生在这个选本“绪言”中有八个字说得好。他指出，初读者要“究观终始，抉择幽眇”，即初读者要大体弄清每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并注意提取其中精深微妙的内涵。

 

　　例如《鲁语》“季文子相宣成”，是个典型的小故事，说的是季文子在鲁宣公、鲁成公两朝为“相”，可是他“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这让一位“官二代”种孙它看不下去了，就劝说季文子，这遭到季文子的严肃反驳和批评。种孙它不服，回家把经过告诉父亲。他父亲却立即把他拘起来，关了七天。种孙它深刻自省，从此也“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了。季文子认为种孙它“过而能改”，就举荐他当“上大夫”。

 

　　这个故事值得提取的“幽眇”就很不少。季文子反驳种孙它的那些话就颇耐深思，如“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乎”，如“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实在值得今天很多人反复寻味。又如，“官二代”种孙它的“家风”可谓极严。他父亲认为他错误严重，就关他七天禁闭，令其反思。看来鲁国“精英”阶层确乎有严格家教。再是季文子两朝为相，受特殊信任，那么他对鲁国的忠心表现在哪儿？除“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的勤俭之外，在观察人、任用人方面，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也颇不少啊。

 

　　又例如上文的姊妹篇“莒太子仆弑纪公”，记述鲁太史里革冒杀头之罪，更改了国君的诏书，坚决惩处弑父的莒太子，为的是不使国君蒙上恶名。里革这种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精神，真可谓坚守道义的典范。鲁国是小国，而且国君的毛病不少，例如因贪图宝玉而下达优待莒太子的诏书，但鲁国在春秋之际能受到尊重，不能说与其“精英”阶层尊贤尚义无关。

 

　　再例如《郑语》中“桓公为司徒”一篇，这是《国语》中少见的长文。故事很简单，全文记述的只是史伯回答郑伯友“何所可以逃死”的追问，而其“幽眇”恰在史伯对这个问题的议论中。史伯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及民风，如数家珍，在那文献资料匮乏的时代，史伯具有何等惊人的眼界啊！而更精彩的是，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同”是指无差别性的单一事物，如果此事物不与彼事物相“和”，就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来。史伯认为，西周所以行将灭亡，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即排斥直言进谏者而宠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史伯大概是第一个区别“和”与“同”概念的人。他认为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百物，如果同上加同，不仅不能产生新事物，而且世间的一切也就变得平淡无味，没有生气了。史伯是西周末年人，他的话无疑是见诸文献最早的朴素的辩证观点。经过这番“抉择幽眇”，我们不是认识了一位比老子、孔子还早二百多年的杰出思想家吗！

 

　　类似这样值得“抉择幽眇”的精彩故事和议论还有很多。如“穆王将征犬戎”“厉王虐国人谤王”“桓公欲从事于诸侯”“范文子暮退于朝”“司马侯举羊舌肸”“叔向贺贫”“梗阳人有狱”“屈建去芰”“夫差许越伐齐”“勾践用文种”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国语》中的深刻人文内涵，凝聚在许多名言警句中，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忧德不忧贫”等，言简意丰，应用至今；稍长一点的名句如“君子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子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天之所弃，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忧”等，这样的名言警句几乎在在皆是，都值得反复玩味。

 

　　读《国语》，如能静下心来，借助注释“究观终始”，然后反复诵读，深加品味，那么“抉择幽眇”的乐趣便会油然而生。

 

《国语》（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礼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论语》（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学生国学丛书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