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思深，以微知著

《中古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阳声韵韵尾的演变历来是汉语语音史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早在十八世纪，清代的古音学家戴震、孔广森就已记述和讨论过汉语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几种韵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当然，古音学家们提出“阴阳对转”理论之前，阳声韵韵尾的变化就已经是一个语言事实了。二十世纪初，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高本汉、赵元任等先生开创了用国际音标记录和描写汉语方言的先河，自此各地方言的面貌在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下得以日渐清晰。结合历史文献和区域性方言材料，王力、陈渊泉、张琨等先生就鼻音韵尾的归并、弱化消失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后关于各地方言阳声韵演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方法和角度也多有创新。然而汉语方言阳声韵韵尾演变的全貌仍旧不甚清楚，令人遗憾。

　　值得欣喜的是，张燕芬老师的专著《中古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于2023年12月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部书使用丰富翔实的方言材料，系统考察阳声韵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以及演变的途径、动因，可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既有全面细致的分类描写，又有地理、历史维度的深度解释，其建树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方言材料均衡丰富、可比性强

　　本书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930个方言点178个阳声韵字字音以及作者补充调查的部分材料。“汉语方言地图集”是曹志耘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930个方言点采用统一的调查表格和调查标准，集中在2001年至2005年进行方言材料的实地记录，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调查所得的具有可比性的一手材料，无疑成为一座巨大的方言资源宝库，为我们从全貌上去了解汉语方言特征的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提供了可能。张燕芬自2006年起参与《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编撰工作，从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方言材料，对阳声韵韵尾演变的问题有了深切的体会和思考。本书能够提纲挈领、游刃有余地探讨汉语语音史上这一复杂而重大的问题，均得益于作者那几年的研究经历。

　　二、共时研究知类通达、逻辑清晰

　　方言材料丰富固然是好事，但如何利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把一个问题厘清阐明，却十分考验功底。张燕芬反复推敲琢磨，根据古摄与今韵尾的对应关系，逻辑清晰地归纳出中古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共时读音的类型框架，主要分为四个层次，其中最重要的第一层次梳理了八大读音类型：[-m]、[-n]、[-ŋ]三分型，[-n]、[-ŋ]二分型，[-n]或[-ŋ]一个韵尾型，鼻音韵尾与鼻化元音共存型，鼻音韵尾与口元音共存型，鼻音韵尾与鼻化元音、口元音共存型，鼻化元音与口元音共存型，口元音型。（p18）

　　书中还对汉语各大方言区所包含类型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汇总。例如各方言区中，湘语的读音类型多达七种，面貌最为复杂，客家话、赣语次之。粤语的类型有五种，但多数都是完整保留鼻音韵尾，其中[-m]、[-n]、[-ŋ]韵尾三分的方言点占91.53%。

　　三、历时研究约而不漏、论证有力

　传统方言研究通常重视两个维度的观察，一是地理维度，二是时间维度。本书分别归纳总结了咸深（山臻）摄、宕江摄、曾梗通摄现代读音的音值情况，并讨论了历史音韵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如双唇音声母字[-m]尾的异化，韵书、诗文押韵等文献记录中[-m]尾的消变、梗摄的复杂性与通摄的稳定性等。这些讨论虽然篇幅不长，却涵盖了所有阳声韵韵尾研究中的有趣问题，颇具启发性。其中一些细节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方言背景与良好的专业判断，如讨论咸深摄唇音声母字韵尾异化现象时，作者发现数据库材料不足，因此补充《汉语方音字汇》及自己调查的部分材料，从而使结论更加科学准确。

　　四、理论思考深刻全面、以微知著

　　整体而言，汉语阳声韵的演变主要是鼻音韵尾的合并与弱化、消失。本书认同陈渊泉（1972）关于韵尾归并方向的总结，即一般按鼻音的发音部位从前往后，[-m]最易消失，[-ŋ]最为稳固，并以闽语为例进一步解释了鼻音韵尾归并为[-ŋ]的具体过程。尽管鼻音归并的主流方向是部位向后，但汉语方言中也不乏反例，本书指出这类演变往往是有条件的，韵尾鼻音前元音的舌位、嘴唇圆展、元音的鼻化等是问题的关键。在鼻音韵尾弱化和消失的讨论中，书中以安徽的江淮官话及吴语为例，解释了鼻音韵尾到鼻化元音和口元音的大致过程，并结合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中的记音，将这一演变过程的具体链条归纳出来。本书还深入探讨了鼻音韵尾演变的条件和动因，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语言接触并非鼻音韵尾消变的最重要因素。作者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论述精确得当而不盲从，表现出良好的理论素养与广博的专业学识。

　　五、学术思想通达开明、守先待后

　　语文学时期人们用“对转”“旁转”来解释韵的变化，现代语言学则有了更科学的角度和方法。本书作者多方查阅历史文献，又广泛吸收现代音系学、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国内的研究现状有清晰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对国外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十分熟悉。例如在谈到“韵腹和韵尾的相互作用”时，作者结合林茂灿等（1994）、吴宗济等（1989）、王志洁（1997）等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成果，指出：“汉语方言中的鼻音韵尾具有和普通话鼻音韵尾相似的特性，也是缺少持阻和除阻过程，容易弱化乃至脱落。”（p152）这些基于语音实验的结论既与传统音韵学中人们对“韵”作为一个整体的认知相吻合，也与现代方言学者的精细语音描写相吻合。如赵元任（1928）记述了诸暨、绍兴等地有鼻音韵尾弱化为鼻化高元音的情况，嘉兴、金华有鼻音韵尾变为口元音的情况。本书作者能从多种角度认识汉语的鼻音韵尾与其他语言鼻音的异同，表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通达的学术思想，值得同辈学者学习。

　　综上所述，张燕芬的《中古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因有全国930个方言点精良语料之便，能够高屋建瓴地形成对整个汉语方言阳声韵的宏观研究，细节之处又见功力，既对共时地理维度的类别有精准把握，又对历史时间维度的源委有深切思考，可谓“通变思深，以微知著”。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在于语言学家们对复杂语言现象的观察、对语言变化原理的探究，这部著作能够做到“博而不杂，守先待后”，在汉语语音史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中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值得重视。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4年02月28日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