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争是终极的风险博弈

《经济战争论》（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经济战争论》是一部跨学科专著，分上、下2册，由德国著名经济学家乌尔利希·布鲁姆撰写，吕巧平翻译。

　　布鲁姆是德国哈勒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2004~2011年间担任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哈勒经济研究所所长。布鲁姆有广泛的国际交往，并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逾10年。在经济领域之外，布鲁姆还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是德军中校，并在军校中担任教官。布鲁姆的经济学功底、军事经验、全球视野、人文素养在《经济战争论》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对近年来在全球经贸、地缘政治、宏观政策领域的许多重大事件，《经济战争论》从历史渊源、制度背景、利益纠葛、规律原理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融合经济学与战争学

　　《经济战争论》在第一章中提到：“尽管这是个常用概念，但迄今为止，经济战争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因而在探讨经济对抗时，大多数现有文献没有区分经济战争与正常的经济竞争。

　　竞争是经济学的常见议题，但经济学教科书中研究的竞争，即使是不完全竞争，也是在秩序框架下进行的。与正常竞争不同，战争（包括经济战争）的核心特质是突破秩序框架，但是这种破坏性对抗在主流经济学中并未得到深入研究，而它恰恰是《经济战争论》的中心课题。

　　鉴于经济资源是战争的生命线，战争学的文献也往往涉及经济战争，但是这些文献一般将其仅仅视为军事冲突的辅助环节，对经济战争的研究深度有限。另外，经济战争至少有两个侧面并未进入传统军事战争学的视野：一是和平状态下的经济战争，二是企业层面的经济战争。一方面，《经济战争论》把战争学的理念和智慧融入自身的理论范式中，另一方面，它把经济战争作为一个不附庸于军事战争的独立课题深入研究，并把博弈论等方法引入了分析框架。

　　借鉴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中国的孙子和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是人类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们的著作分别代表了东方和西方军事智慧的主流范式，而这两大范式又被后人引申和补充。

　　两大流派的共性在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希望避免战争，只将战争视为冲突的紧急解决方案。”关于两大流派的差异，《经济战争论》引用了《经理人的三十六计》中的观点，“孙子认为，从一开始，计谋在战争中就具有关键的战略性意义”，而“克劳塞维茨认为，只有当智力用到极限时，才允许使用计谋。”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属于不同时代——孙子生活在农业时代和冷兵器时代，而克劳塞维茨则生活在工业时代和热兵器时代，两个时代之间横亘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全方位巨变，也许这就是两大流派差异的真正原因。

　　有趣的是，剿灭强大太平军的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制胜信条，与克劳塞维茨“慎用计谋”的告诫颇有契合，这可能反映了科技进步深刻影响军事战略要素的排序。

　　时代巨变也同样反映在经济贸易的崛起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先秦古训，把军事作为国家两大首要事项之一，对经济却只字未提。2000年中国历代王朝沿袭的重农抑商传统，在农业时代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代价是隐性的，但在现代科技革新日新月异、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日益开放的背景下，其代价则是显性的，带来的损失也更加严重。随着经济事务重要性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对经济战争的应对能力也日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核算成本收益

　　既然把经济对抗区分为竞争性对抗和破坏性对抗（经济战争）两大类别，读者自然会问：这两种对抗类别与现实情况是如何对接的，其后果又是怎样的？《经济战争论》分析了四种不同成本收益情形。

　　第一种情形，创新给领先者带来收益，但不给落后者带来损失，书中称为帕累托区域，对应于福利理论中的帕累托改进。这种情形下，自由竞争是多赢的。第二种情形，领先者的收益，超过落后者的损失，书中称为卡尔多-希克斯区域，对应于福利理论中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这种情形下，领先者可以补偿落后者，帮助落后者平稳转型，实现分流。第三种情形，领先者的收益，少于落后者的损失，其中一方可能采取焦土策略，通过破坏活动增加敌方成本或减少敌方收益，最后，胜方消灭或征服败方而取胜，但惨重的代价可能埋下隐患，书中称为迦太基世界，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赢者惨胜”。第四种情形，过高的对抗成本导致两败俱伤，最后，双方都成为失败者，书中称为皮洛士世界，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双输”。

　　以上四种经济对抗情形中，前两种情形对应于正常竞争，后两种情形对应于经济战争。

　　巧用阳谋止战

　　该书在注解中提供了“赢者惨胜”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罗马将领小西庇阿出征迦太基时对迦太基实施的焦土策略，第二个例子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抗击拿破仑入侵时对俄国本土实施的焦土策略，但都是关于军事战争的，读者可能有兴趣读到经济领域的相关例子。

　　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是金融领域的毒丸策略。当一个公司面临潜在的敌意收购时，敌意收购者希望通过购买足够股份来获得控制权，毒丸策略的一种常用安排是，一旦单一股东持股比例超过某个临界值，则触发“股东购股权计划”，允许敌意收购者之外的现有股东大幅折价购买公司股票，从而显著稀释敌意收购者积累的股份。

　　假如把敌意收购者类比为经济战争中的进攻者，那么毒丸策略则可以类比为防御者在本土的焦土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毒丸策略是阳谋而非阴谋；另外，毒丸策略的巨大惩罚性往往使得潜在敌意收购者望而却步，放弃收购计划，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效果。

　　警惕双输陷阱

　　“双输”是上面提到的另一种经济战争情形。国家间经济战争的双输例子，是英国和德国从19世纪晚期开始的争霸过程。如该书所说，“英德冲突最初是贸易战，最后升级为军事战争。”争霸过程开始前，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摇篮，已稳坐全球霸主之位；德国则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大中心之一强势崛起，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跃升为全球文化科技大国。争霸过程绵延至两次世界大战，消耗惨烈的争霸过程使双方都失去了原有实力和地位。

　　从事后角度看，假如对抗双方是理性的，似乎应该选择回避冲突以绕开双输陷阱。为什么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呢？一种可能是当事双方的决策者当时误判了战争的未来结局，把“双输”前景误判为“赢者惨胜”前景，并以为自己可能成为赢者。但这种误判很可能是难免的，从概率角度看，两种前景都并非完全不可能；另外，对抗往往涉及多国，多方互动使事态发展进一步复杂化。军事战争一旦打响，不断升级很可能是无法逆转的，这意味着乐观误判的代价远远超过悲观误判。

　　二战后，核武器的极限毁灭性，意味着核大国之间一旦爆发直接军事战争，终局必然是同归于尽。由此，在核大国的对抗中，经济战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军事战争不同，经济战争虽然也存在双输陷阱，但是后续有空间停止升级甚至降级，风险管理更为灵活。

　　警惕僵尸陷阱

　　战时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的扭曲状态，会扰乱经济领域正常的优胜劣汰机制，瓦解商业活力和效率。这种扭曲的一个常见症状是出现大量僵尸企业，它们失去了商业活力并停止为社会创造价值，但在僵化的机制下不被淘汰，反而持续挤占本应归于正常企业的资源。经济发展的长期低效，会严重侵蚀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经济战争论》最后一章“秩序的破坏与僵尸化”，对僵尸化问题的探讨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层面的广泛议题，还涉及金融领域的专业议题。僵尸企业不仅失去了商业活力，也失去了偿债能力，因而僵尸化问题与债务问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僵尸企业的大量存续对应于不良资产的无法出清，这涉及一系列高度技术化的金融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要搞好经济治理，就需要理顺金融领域盘根错节的难题。

　　金融领域作为实体经济的镜像，其复杂性也部分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客观复杂性；此外，金融领域还有自身的客观复杂性。假如漠视客观复杂性，出于主观意愿对金融领域进行一刀切式的人为简化，就会违背客观规律，可能损害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甚至扰乱整个经济领域的激励机制，导致南辕北辙的恶果。

　　国际金融危机的症状是金融领域的极度失衡，但其病源则是全球经贸领域长期积累的极度失衡。可见，国际金融危机不是一场纯粹的金融危机，而是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后危机时代经贸领域纷争不断，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竞争无法解决这些纷争，世界进入经济战争时代。

　　经济战争既蕴含着风险，也蕴含着机会，而明智的决策依赖于科学的成本收益核算和完善的风险管理。

　　完善的风险管理并不意味着零风险，因为风险有无限的可能性，而现有风险识别体系无法穷尽这些可能性。策划了两次战争的美国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把人类认知分为三类：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经济战争中的风险管理，不仅需要涵盖外部不确定性，还需要直面内部决策者的误判和盲点。

　　关于经济战争，我们需要拓展已知的已知和已知的未知，《经济战争论》可以为我们开启这一求知的旅程。

（原载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4年11月15日09版，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