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信史中的梅贻琦 ——《骆驼船长》读后

《骆驼船长：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最近读到商务印书馆新鲜出炉的《骆驼船长——梅贻琦与清华大学》（下文简称《骆驼船长》），不胜惊喜。梅贻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是个话题人物，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以前，有关他的研究性或纪实性著作已经出版了很多本，但这本书仍然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我拿到手就一口气读完。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史料丰富、扎实，而且全部是信史，没有任何添枝加叶。你看它的作者是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就应该可以掂出它在掌握史料方面的分量。

　　书名叫做《骆驼船长》，来源于两句话，一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说梅贻琦“像骆驼一样负重前行”，二是梅贻琦自己曾说：“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好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确实，就是这种责任感，使梅贻琦在“船长”任上创造了奇迹。

　　梅贻琦算是根正苗红的清华大学出身，一生与清华大学结缘。一九〇九年考取第一届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生出国，一九一五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做过物理系教授，也做过教务长，一九三一年起担任校长，直到一九四八年离开清华大学。他是清华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声誉最高、贡献最大的校长。

梅贻琦的清华大学校长任命书

　　清华大学的校长不容易当，政治人物不行，资望不够的不行，派系色彩太重的也不行。就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这一年间，上级给清华大学任命的三位校长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都被师生们赶走了。师生们一会儿“驱罗”，一会儿“驱乔”，一会儿“驱吴”，在学校无人管理之时，翁文灏、叶企孙也都暂代过校长，学校还是一片乱哄哄。最后梅贻琦到任了，才算是尘埃落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清华校长时的梅贻琦

　　梅贻琦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他一九三一年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讲的。其实，实施他的教育理念，梅贻琦并不是从上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才开始的。他从一九二六年就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他上任不久，就对清华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作了修正。过去，清华大学强调自己要成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但梅贻琦提出：“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造成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他有意避开了“领袖人才”的提法。这是因为，过去强调培养领袖人才，使清华大学学生优越感很厉害，以为自己得天独厚。梅贻琦讲培养专门人才，一是强调教育要务实，不可好高骛远；二是为了避免造成清华大学与其他学校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在大学教育方面，梅贻琦提倡“教”“育”并重。他自己一生有三不，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他要求学生也要如此。做学问和做人，都要诚实和谦虚。他说学校教育最重要的是让青年人养成良好的人格，因为“学校可以成人，也可以毁人”。这句话一针见血，说得深刻。

　　梅贻琦对清华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这些主张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主张一致。所以北京大学在五四时期，清华大学在三十年代，以及后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西南联大八年，能够人才辈出，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取得了难以复制的成就。而在其中，梅贻琦居功至伟，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梅贻琦书法作品

　　《骆驼船长》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利用档案材料和各种回忆录互相参证，向读者描绘可以采信的真实历史面貌，同时也丰富了读者对于梅贻琦的鲜活的认识。有些故事，显然是在其他类似著作中难以见到的。例如梅贻琦在清华大学任职期间，有过两个对清华大学至关重要的发展项目，都在生米煮成熟饭之后，最终功败垂成。

　　一是梅贻琦曾经申请把当时的荒地圆明园纳入清华大学版图，清华大学要在此建立农学院的试验农场，此事在一九三四年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和北平政府的同意，由清华大学落实执行。但因落实中遇到扯皮，清华大学在抗战前未能实施有效管理，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圆明园被北平政府收回。一九四六年清华大学复校后，北平政府不再兑现战前的承诺，梅贻琦希望建立农学院和试验农场的愿望也就没有条件实现。

　　二是梅贻琦一直希望建立清华大学医学院。三十年代中期，他与湖南湘雅医学院已经成功洽谈两校合并，拟定了《国立清华大学湘雅医学院委员会章程》，双方签字即可落实。计划中，湘雅医学院行政管理归清华大学，学院成立委员会作为咨议机构。清华大学可以给予湘雅医学院经济资助，湘雅医学院可以给清华大学在湖南的人员提供优惠的医疗服务，等等。但是这个计划也最终流产，因为教育部没有批准。

　　这两件事都非常令人遗憾，但是披露这些史料，对于读者全面了解梅贻琦的教育理念和理想，是相当重要的。书中还有许多新鲜的史料，也很有价值。例如，西南联大成立之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有一个管理机构叫做“常务委员会”，委员为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在这三人中，论辈分，张伯苓资历最老，甚至还曾经是梅贻琦的老师；论地位和影响力，蒋梦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曾经当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而且在三校中，北京大学的排名也从来都在清华大学之前。但是为什么西南联大一直由梅贻琦主持其事，执掌联大校务大权？这三位常务委员当时是怎么协商的？本书用史料说明了一切。还有，大家知道，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校长，常常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上下级关系。他不免要在夹缝里面寻找生存空间。例如，在教育部下达对全国高校统一管理的规定以后，西南联大教务会议要上书教育部，表达不同意见，这时梅贻琦该如何处理？在“一二·九”和后来国共内战时期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军警宪特要进校抓人，对此梅贻琦是怎么应对的？他对教育部说过什么？对学生和教授们说过什么？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何炳棣想去美国留学，参加留学生考试，他担心陈寅恪出题太偏太怪，给梅校长写信要求更换出题老师，这时梅贻琦又是怎么考虑的？所有这些，作者都依据独家史料作出了回答。

1941年，清华大学三十周年校庆留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嘉炀

　　作者并没有一味称赞梅贻琦，他的评述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他并没有回避梅贻琦主政清华大学时管理上的一些弊病，例如主张教授治校，可是教授里面还有元老派和少壮派的斗争，梅贻琦也不能一碗水端平。对梅校长而言，管理层也是有远近亲疏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机械工程学系的教授李辑祥已然进入了某管委会，但是他发现，同样管委会的人，有“内圈”和“外圈”，“内圈”都是和梅贻琦接近的，是领导核心，他本人只属于“外圈”，当然还有“不入圈”的人。吴晗对此也有过批评，说：“复原后（指清华大学一九四六年在北平复校）设了十几个委员会，无论哪个委员会都没有我的名字。其中有个历史方面的委员会，不学历史的都可以参加，我这个学历史的却不能参加。”这些情况，作者都据实写出。想来梅贻琦指定各委员会的人选，应有政治倾向的考虑，吴晗这样的“左派”教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照例是不可重用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关照吴晗。后来，吴晗因为思想激进，被教育部以密电点名之时，梅贻琦便善意提醒吴晗，“要小心，千万不要进城，一进去被他们逮住了，就没有救了，在学校里，多少还有个照应”。这表明他是愿意保护吴晗的，他的内心有矛盾。

　　最能反映梅贻琦矛盾心态的，是他一九四八年在北平解放前夕离开清华大学，先是说绝对不会走，“与清华共存亡”，但只是比胡适在北平多逗留几天，最后还是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走了。但是他又坚决不肯当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没有选择去中国台湾而是去了美国。后来有人为梅贻琦辩解，说他选择去美国是为了保护清华大学的一大笔庚子赔款留下的基金。但是本书作者没有采信这种说法，他没给出结论，只是把梅贻琦离京前后的情况作了详细描述，讲到周恩来对梅贻琦有过承诺，如果留下可以继续做清华大学校长，也讲到清华大学教师、学生对他一再挽留，但这些都不能打动他，他还是一意孤行地出走了。出走后他对清华大学仍然牵挂，到美国后还托人带话，愿意继续帮助清华大学购买图书和仪器，等等。无论如何，他的出走显得有些绝情，这是为什么，书里没有直接说，只是讲他在一九五〇年，曾鼓励外语教授李赋宁从美国回国，但他说自己“还要再等等”。也许就是这个“再等等”的心态，正是既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而是出走美国的理由。这一点，作者是留给读者作判断的。

1948年12月24日，教授会通过挽留梅贻琦函

　　总之，《骆驼船长》以史料说话，为读者还原了一个鲜活生动、内心世界丰富饱满而又真实可信的梅贻琦形象，可称为信史中的梅贻琦。

（原刊于《书城》202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