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汉文学翻译词典

　　　　　　　　　　　　　　谈谈文学翻译(代序)
　　借此《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出版之机，我愿以我国翻译经验为背景，以“词典”为素材，就翻译理论与翻译标准问题，谈谈自己的管窥之见，一、作为代序，二、求正于译界同人。
　　我国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早在晋末和隋唐时期，就形成了第一次翻译高潮。佛典的翻译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其浩繁的卷帙，科学的方法，卓越的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我国古代翻译家，虽然没有作过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但他们的真知灼见散见于文献古籍之中，并在他们的译著中得到体现。佛典翻译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译者对佛学有高深的造诣，又都精通梵汉两种语言文字；第二、翻译过程周密，程序有十部之多；第三、翻译方法严谨而灵活，“直译…‘意译’”圆满调和，达到了翻译的极规。
　　清朝末年，西学文典的翻译开始了第二次翻译高潮。面对这次高潮，许多译者深感思想准备不足，困难重重。如果说佛典与中国文化投合相契，那么西方文化却与中国传统文化诸多相异，因而理解已非易事，表达则更加困难。著名译家严复，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深有体会地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译事难是严复的感慨；信达雅是他从事翻译的准则。这个准则在当时和后来为许多翻译工作者所遵循，对我国翻译水准的提高和翻译理论研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语言学科在迅速发展，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逐步加深，表达方法也在日趋完善，因而信达雅已不能概括现代翻译的内涵。如果我们依然固守“信达雅”，而踌躇不前，未免有悖时代精神。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和现代科技书籍，从而出现了第三次翻译高潮。
　　事实证明，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翻译高潮。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又对我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围绕信达雅展开了直译和意译之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问题的提出自然有其现实意义。不过由于无意的误解和有意的歪曲，竟把直译和意译对立起来，进行激烈的论战。鲁迅先生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另有些人主张意译，“宁顺而不信”。但是，什么是直译，什么是意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纠缠不清，莫衷一是。事过境迁，现在看来，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均有一定的片面性；都会影响译者对原作精神的表达，削弱原作对读者的感染力。不过就“少用旧词多创新’’的观点来说，鲁迅先生却为我国翻译工作指明了方向。
　　近二、三十年来，又有人提倡：能直译就直译，不能直译就意译。其实玄•奘及其弟子翻译佛经所用的正是这种翻译方法。不但如此，佛经里“音译”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翻译方法的变化与文体的演变，颇有相似之处。“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提倡白话文，排斥文言文。现在看来，当时的白话文正处在萌芽时期，语言的运用尚不够成熟，而文言文经过时间的洗炼，富有生命力的部分，不但保留下来了，而且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七十多年来，两种文体的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五十年代以来，翻译方法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都看到了大量直译和意译相互融合的现象，因而出现了新的翻译方法和具有创造性的译文。这种形式与内容统一的翻译方法不妨叫做“铨译”。铨译较之直译和意译前进了一大步。
　　翻译，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人们交流思想的桥梁。译者是架桥工程师，语言是建筑材料，因此译者必须深入两种语言内部，掌握语言材料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科学的翻译方法。
（略）
　　有人说翻译只有个人经验，没有理论可言。也有人说“文无定法”，翻译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可是，如果我们把大家的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来指导翻译，岂不就是理论。翻译有理论，译者有所遵循，岂不也就有了标准。没有理论，标准成了无本之木；没有标准，理论成了空中楼阁。综合—同步翻译可以说是理论与标准融于一体的翻译方法。
   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因素，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不可能与作者写作时的意向完全契合；同时由于语言不同，译者的表达方法也不可能与作者的表达方法毫无出入。译作不是一面镜子，也不是原作的复制品，不可能把原作一板一眼地反射过来。但是，郭沫若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一文中说过：“一杯伏特加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它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一杯白开水，里面还夹杂些泥沙，那就不好领教了。”我认为，翻译如果能够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写作时的感受达到近似或酷似的程度，就可视为成功之作了。
   近几年来，我国发表了许多内容新颖的翻译理论文章和专著，这是可喜的现象。让我们共同努力，弘扬我国固有文化，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把我们的翻译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龚人放
　　　　　　　　　　　　　　　　　　1998年5月于燕东园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再创作活动。即使一个有经验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也会遇到难于处理的情况。有这样一则谚语：“Нет розы без шипов．”《俄汉大辞典》和《大俄汉词典》均译作“没有不带刺的玫瑰”。 当然，作为综合词典，无论有多么大，也只能给词以基本释义，而在具体语境中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知道，玫瑰芳香，却又多刺。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在文学作品中就有这样的用法：“<STRONG>Нет розы без шипов</STRONG>．．．Да куда так много?”我们的翻译家把它译作“有利即有弊……要这么多干吗?”这样，可以说是准确地表达了作者原意。又如многоточие本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标点符号，但在作家和译者的笔下却获得了生机：Отчим Женьки Столетова энергично оборвал рассказ，верный своему обыкновению строить короткие，энергич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поставил после конечной фразы <STRONG>жирное многоточие</STRONG>．(任卡•斯托列托夫的继父猝然中断了叙述。他始终按自己的习惯，每句话都讲得简短有力，故事的结尾令人回味无穷。)“回味无穷”使人感到，故事虽已讲完，而余音缭绕，不绝于耳。再如，Артамащов говорил все с той же подч еркнутой высокомерностью，склоняя <STRONG>местоимение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во всех падежах</STRONG>．(阿尔塔马绍夫总是用那样故意表现出来的高傲的态度讲着，我这样我那样地吹来吹去。)我们的译者领会了作家的意图，再现了傲慢者的形象。
　　从以上三个例句可以看出，一般的双语词典远远不能满足文学翻译的需要。因此，我们从大量原著中拾取闪光的词语，编写一部《俄汉文学翻译词典》，试图把几代翻译家的宝贵经验汇集起来，作为翻译工作者构思表达方法的借鉴。
　　我们查阅了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其他民族184位作家的368部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477个译本，收集了10034个词条，约17000个例句。
　　同一例句，同一翻译难点，往往译得各有千秋。为保留不同时代译者的文体风格和语言特点(包括人名、地名的译法)，本词典对他们的译文兼收并蓄，借以开拓译者的思路，创造更好的译文。
　　例句采自原著篇章之中，孤立地看待，可能有些例句意义不够完整，如果对译文加以改动，恐怕放回原来的语流之中就不合辙了。但是，译文如有不妥之处，我们自当尽力予以改正。
　　编写文学翻译词典在我国尚属首创，我们既无蓝本可循，又缺乏实际经验。本书在体例、编排和例句选择方面的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提出改进意见。
　　本书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翻译教学和有一定翻译经验的教授、副教授二十余人参加编写工作。
　　我们得到北京大学的资助，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孙绳武和商务印书馆编审潘安荣、吕军和责编王立新的关注，编写《词典)的愿望得以实现。在编写过程中著名翻译家许磊然、刘辽逸、高莽、曹苏龄，以及北大李明滨、孙静云、臧仲伦、顾蕴璞等教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特此一并致以谢忱。

前言
凡例
谈谈文学翻译（代序）
正文
作家、作品及译者、译本名称索引